2003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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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陳麗萍
2004-11-02 23:53:57 阅读次
作者提供，原载《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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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中國大陸地區的敦煌學研究，在2002年的基礎上又上了一個新臺階。據我們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國內公開發表相關論文573篇，出版與敦煌學相關的專著42部。論文總數明顯多於去年，除了三家敦煌學專業期刊及國內各家雜誌的刊登外，本年度有不少專著是近年一些敦煌學會議的論文集出版，在内容上不僅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一些專題問題，在數量上也使本年度的敦煌學論文得到充實。
　　本年度比較重要的敦煌學論文集有：梁尉英主編《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分歷史文化卷（上、下）、石窟考古卷、石窟藝術卷出版（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9月），集中展現了20世紀以來敦煌學研究在這幾個方面的較高成就。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繼《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後，對該課題延續研究的成果彙集，收錄已公開發表過的相關論文37篇，主要包括歸義軍時期敦煌及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官制、民族研究等幾個方面的內容。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全書分爲背景介紹、兩關研究和敦煌學概論等三個部分，收集自1943年以來有關“兩關”研究的舊說新論共45篇。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潘重規教授九五華秩並研究敦煌學一甲子紀念》（巴蜀書社，2003年3月），該文集彙集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的論作46篇，全書以對敦煌文獻研究爲主，兼及宗教、民俗等方面。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文集以對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爲主，以及對三位先生學術生涯回顧的紀念文，共計22篇。王亨通、顔廷亮主編《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也有部分敦煌石窟及宗教研究的文章。
　　現將2003年度敦煌學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分爲：概說、歷史地理、社會、宗教、古籍、科技、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考古與文物保護、藝術語言文字、文學、學術動態與紀念文、敦煌學數據庫建設等12個方面，擇其要簡介如下。

　　概說

本年度對敦煌史地、宗教、文化、文學以及敦煌學整體發展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回顧並展望今後發展方向的文章：如李正宇《敦煌歷史地理研究百年回眸》（《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介紹了敦煌歷史地理研究的概念、意義和由來，回顧了相關研究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取得的成績，最後認爲，就敦煌學得各個分支的研究，歷史地理演技起步較早、成果豐富、體系充實，現在的研究室建立在成熟的研究方法與體系基礎上的，這對於百年敦煌歷史地理研究而言，既是一個好的總結，也是一個好的開端，預示著以後研究更廣闊的前景。李並成《敦煌學與沙漠歷史地理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敦煌學之歷史地理研究，不僅可以恢復數千年前河西地區的地理風貌，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原始史料，研究歷史上的沙漠化問題，對於今天沙漠化的防治和綠洲的開發，具有機為重要的歷史借鑑意義。朱雷《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紀的展望》（《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以斷句、專有名詞、判斷寫作年代等五個角度出發，考察敦煌講唱文學的底本，指出只有多學科、多視角的考察，才能更加有力、全面地發現和利用這批文化遺產，從而各學科也可得到“互補”“互利”的結果。馬德《以史論窟以窟證史——談敦煌石窟與敦煌文獻的結合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通過石窟材料與文獻材料得互證舉例，説明石窟與文獻結合地研究，是今後敦煌研究的主要方向。劉正平《國外敦煌學及敦煌佛教研究概述》（《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期），敦煌文書面世後，改變了國外漢學的研究面貌，對文書中大量佛教文獻的研究，是敦煌學與漢學研究的特色，也因此造就了一批聞名學界的域外敦煌學家和漢學家。該文還探討了國外敦煌學與敦煌佛教研究的關係。楊際平《敦煌出土文書與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敦煌出土文書在經濟史研究的領域，促進了對古代社會經濟制度和生產生活狀況的研究，也取得了許多的成績，今後的研究方向是應該更深地挖掘這批原始材料中的經濟史信息。李鴻恩《從中文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敦煌學的發展狀況與趨勢》（《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以文獻情報學理論爲基礎，�　　敦煌文獻所指不僅包括藏經洞出土文書，還有大量的漢代簡帛文書，它們都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原始材料。就敦煌文獻與其他地區歷史文獻的比較，它們的研究價值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對這些原始文獻價值的認識有：顔廷亮《關於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問題》（《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作爲四大文明彙集之地的敦煌，它與更多接受了外來文明的西域文化模式是不盡相同的，敦煌文化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圈的西陲屏障和堅實存在。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懸泉漢簡中保存了大量郵驛資料、西域各國使者往來的記錄、關於羌人活動和羌漢關係的簡牘，對秦漢郵驛制度、絲綢之路貿易和漢與西域的關係以及羌族史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真實的血液。范開宏《敦煌遺書及其價值淺說》（《山東圖書館季刊》2期），就研究價值而言，敦煌遺書推進了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方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用數理統計等分析方法，對敦煌學學科研究中的各項內容分析、評價後認爲：敦煌學研究在經過早期的個人研究階段後，作爲一門學科研究，已經步入正軌。如今，學術會議是促進文獻研究及交流的有效手段；而有關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仍然是一個薄弱的環節，今後應加強；還應加強文獻資料工作，提高文獻利用率。
　　敦煌文獻所指不僅包括藏經洞出土文書，還有大量的漢代簡帛文書，它們都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原始材料。就敦煌文獻與其他地區歷史文獻的比較，它們的研究價值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對這些原始文獻價值的認識有：顔廷亮《關於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問題》（《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作爲四大文明彙集之地的敦煌，它與更多接受了外來文明的西域文化模式是不盡相同的，敦煌文化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圈的西陲屏障和堅實存在。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懸泉漢簡中保存了大量郵驛資料、西域各國使者往來的記錄、關於羌人活動和羌漢關係的簡牘，對秦漢郵驛制度、絲綢之路貿易和漢與西域的關係以及羌族史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真實的血液。范開宏《敦煌遺書及其價值淺說》（《山東圖書館季刊》2期），就研究價值而言，敦煌遺書推進了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學、方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
　　本年度敦煌文獻整理的成果較多，專著如：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9-24卷繼續刊佈出版，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二、三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王昆吾著《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3月），全書由13篇學術論文合集而成，分敦煌學、音樂史、中國文學、越南與東亞文學等四個方面，探討以敦煌學爲契機的中國古代文明對海外漢學的影響。
　　對敦煌文獻整理的其他成果有：周義顰《對敦煌學文獻歸類的探討與研究》（《河西學院學報》4期），基於對敦煌學的認識，探討這一交叉學科的文獻歸類，從敦煌學的定義、概念以及分類實踐加以分析，對涉及一般敦煌學、領域敦煌學（敦煌宗教、敦煌文學、敦煌史地、敦煌藝術等）的文獻在《中圖法》中的歸類作了辨析。葉貴良《〈甘肅藏敦煌文獻〉殘卷未識原因初探》（《敦煌研究》4期），作者認爲歸類不當、原本失傳、羼雜贋品、失之考證、字迹難認等原因使得甘藏敦煌文獻還有30餘個殘卷有待識別。該文識別出了8個卷號，其他則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有關敦煌文獻得辨偽研究：朱雷《敦煌研究院藏〈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真僞辨》（《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從典籍缺載、告身原式已佚、書法格式等五個方面推導證明《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非張大千的偽作。徐曉麗、鄭炳林《讀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兩件敦煌文書劄記》（《蘭州大學學報》2期），刊佈了收藏於臺灣地區的兩件敦煌文書，並對這兩件文書的年代、價值等問題進行必要的探討。其中《辛酉年（901）歸義軍都押衙曹光嗣牒》揭示了901年二月唐朝中央向敦煌派出一個使團及其歸義軍政權迎接使團的安排。而《河西節度使道場文》則反映張議潮收復河西率領的六軍中有九姓胡軍可能就是張氏歸義軍時期以粟特人爲主建立的軍隊。鄭炳林、徐曉麗《讀〈俄藏敦煌文獻〉第12冊幾件非佛經文獻劄記》（《敦煌研究》4期），對沒有定名的8件文書殘片進行了定名與拼接，並探討了相關問題。其中Дx.06041定名爲《武則天爲父母寫經發願文》與另一編號Дx.01042可拼合，與同樣內容的P.4621、2386d的抄本雖不是同一寫本，但應寫於同時同地。Дx.06031定名《沙州上都進奏院上本使狀》，其內容與格式與P. 3547基本相同。Дx.06007定名《作坊使宋文暉副使安再誠煎膠請大釜狀》，Дx.06036v定名《吐蕃瓜州節度使上悉歹勿夕亡五七建福文》，從該卷中可以得出大雲寺在敦煌城東。Дx.05988號與P.2555號《竇昊爲肅州刺史劉臣壁答南蕃書》可以拼合，應爲當年人爲的分裂所致。Дx.06059、06019號是《新集文詞九經抄》第105-124條的內容，與俄藏其他6個卷號，如Дx.2153號等可以拼接，他們是一卷分裂爲幾，是敦煌文獻的一種新抄本。Дx.05474v與S. 6341可以拼合爲完整的《張議潮鹹通二年（861）收復涼州並批答》。高啓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獻》第11期非佛經文獻的輯錄，共139 件，作者盡可能的與文獻做出清楚的校錄。
　　回顧敦煌學史，離不開對相關人物的評價。施萍婷《敦煌學雜談之一》（《敦煌研究》3期），首次全文發表田中慶太郎1909年在北京會見伯希和及參加北京部分學者爲伯希和舉行的宴會、他見到敦煌寫卷的原始記錄。張弓《羅振玉與敦煌典籍研究——20世紀敦煌典籍研究回顧之一》（《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榮新江《狩野直喜與王國維——早期敦煌學史上的一段佳話》（《敦煌學輯刊》2期），在早期敦煌學史上，日本的狩野直喜和中國的王國維兩位先生之間的學術交往，可謂一段佳話,值得我們今天回味，也爲我們今天發展中日學術交往樹立了楷模。王冀青《�一雄與英藏敦煌文獻攝影——紀念榎一雄先生誕辰九十周年暨英藏敦煌文獻縮微膠捲攝影五十周年》（《敦煌學輯刊》2期），回顧榎一雄於1952—1954年逗留英國倫敦期間，促成大英博物院和日本東洋文庫合作，爲英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拍攝了縮微膠捲的經過。榎一雄回國後，大英博物院又爲東洋文庫陸續補拍了未刊的斯坦因文書和文書殘片。這套縮微膠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敦煌學發展的基礎。本文披露了榎一雄和東洋文庫設法拍攝英藏敦煌文獻的前後經過，以及東洋文庫整理這套縮微膠捲的早期成果。樊錦詩、蔡偉堂《奧登堡敦煌資料的價值》（《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奧登堡在敦煌考察期間所做的筆記與圖片資料，對了解上個世紀初期敦煌莫高窟德整體概況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日]茂木雅博、孫曉崗《中日關於華爾納的評價》（《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介紹了華爾納剝離敦煌壁畫的數量與類型，作爲文化遺產的破壞者，中國人對牠的評價是譴責。日本人因爲當時文化的侵略觀念所致，竟大肆鼓吹牠的“功績”。以及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險與中國文物的外流》（《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馮志文《論王道士及其有關的人和事》（《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
　　20世紀初期西方探險家在華的活動以及掠奪敦煌文物的話題依然在討論與反思中延續：孫聞浪《20世紀：西方列強掠奪我國文物知多少》（《文史春秋》2期），20世紀西方列強瘋狂掠奪我國文物的包括有甲骨文、敦煌藏經洞、吐魯番千年文書、晚清珍貴檔案……我國的文明遺物，橫遭貪婪的掠奪和野蠻的破壞，實在令全體炎黃子孫痛心疾首與無比憤慨。郝春文《如何評價20世紀初期外國“探險”隊在敦煌的活動》（《文史知識》5期），對上個世紀初期蜂湧而來的西方探險家在華活動的評價，當然要看到他們所做造成對我國文物破壞及流失造成的惡果，但他們在不同地區或領域的新發現或發掘活動，以及他們所做的相關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周勁思《斯坦因與敦煌文物的流失》（《華夏文化》3期），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及文物流失史，英人斯坦因可說是將敦煌文物帶進世界舞臺的最早、最重要的人物。斯坦因的敦煌探險直接導致了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自他之後，經過法、德、俄、日等國探險隊或考察隊的巧取豪奪，使大部分敦煌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此舉令中國人痛心疾首。但斯坦因卻因給大英博物館帶回了大量珍貴的敦煌文物以及東方學、考古學上的貢獻而被英國封爲爵士。對英國而言，他當然是有功之臣；對中國而言，他是文化強盜。姜洪源《中華文化肌體上的傷痕——華爾納盜揭敦煌壁畫》（《絲綢之路》6期），揭露當年美國探險家如何用卑劣的手段揭取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以及其他盜取中國文物的行徑。姜洪源《俄殘軍安置敦煌莫高窟的經過及史實訂誤》，《檔案》6期），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一支900餘人的沙俄殘餘勢力於1920年9月逃竄到中國新疆省。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增新恐日久滋事，將其中原沙俄七河省軍區中將司令阿年科夫及所部469人遷往甘肅。甘肅督軍陸洪濤將這支殘軍安置在甘肅敦煌莫高窟，阿年科夫所部遷居敦煌莫高窟後，他們對敦煌石窟的破壞也隨之開始，對藝術的毀壞程度令今人遺憾也無可奈何。

　　歷史地理

本年度敦煌歷史研究的單篇論作主要有：袁延勝《也談〈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史實》（《敦煌研究》1期），2000年《文物》第5期刊載懸泉漢簡《過長羅侯費用簿》釋文所記的開支帳目，實與神爵二年常惠奉命使烏孫迎取聘禮之事無關，而是西漢政府爲打擊匈奴、安定西域，派長羅侯增兵西域時路過懸泉置的開支帳目。孫繼民《S.11453與S.11459文書的初步考察——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之一》（《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對以上編號的瀚海軍文書進行了過錄，並認爲可將它們分為五組，時代都屬於唐開元年間。這五組文書又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為文書牒尾，一類為牒文事目和勘印的登記賬歷，還有一類是請印牒文的登記和處理賬目。葉愛國《〈過長羅侯費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期），指出諸家定名的不妥之處，認爲應將該漢簡定名為《懸泉置接待長羅侯等支出簿》。錢伯泉《墨離軍及其相關問題》（《敦煌研究》1期），考察了瓜州墨離軍軍名的來由，認爲是“墨離”是吐谷渾語“狼”的意思，初設時期的墨離軍以吐谷渾人爲主體，歸義軍時期的瓜州，因爲吐谷渾人勢力的龐大，墨離軍的軍政也由吐谷渾貴族慕容家族把持。
本年度有關敦煌沿革地理的研究有：紀忠元、紀永元主編《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刊載了大量的論著，限於篇幅，就不一一舉例了。李並成《魏晉時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縣城考》（《敦煌研究》3期），作者數次勘察了位於安西、敦煌交界處蘆草溝古綠洲北部俗稱“巴州城”的古城移遺址，該文對所見古城址的殘狀、遺物等作了整體介紹，再依史書與敦煌文書所記，認爲該城即曹魏屬敦煌郡，西晉改屬晉昌郡，北周所廢的伊吾縣城。朱悅梅、李並成《〈沙州都督府圖經〉纂修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敦煌研究》5期），對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的避諱特徵、書寫格式、文書中所涉及的沙州升都督府的時間、驛路置廢的時間、西州岸頭府等軍政機構名稱、人名結銜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史事分析，就圖經的詳細編纂、添修時間做了一個盡可能細緻的考查。認爲《沙州都督府圖經》自永徽二年以後在《沙州圖經》的基礎上歷經武周直至開元初，按照律令始終不斷地修纂。李並成《東漢中期至宋初新舊玉門關並用考》（《西北師大學報》4期），伴隨著中西交通的發展及其路線的變化，玉門關關址有過幾次改徙。徵引敦煌遺書及有關史料，結合實地考察，發現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七（74年）玉門關從敦煌西北故址東遷後，直到五代宋初，在新關址設立使用的同時，敦煌西北的故址並未廢棄，仍在中西交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新舊關址並用不替。艾沖《唐代河西地區都督府建制的興廢》（《敦煌研究》3期），考察了唐代涼州、瓜州二州都督府治所、轄區的歷次變動，而河西二府職權擴大爲監督遷入其境之吐谷渾、鐵勒、西突厥及九姓胡人和唐廷特授的軍事專制、處理其他專項事務之權。趙貞《敦煌所出靈州道文書述略——兼論朔方韓氏對靈州道的經營》（《敦煌研究》4期），敦煌通使中原文書中所出現的靈州道，可證歸義軍時期靈州道對於維繫兩地之間聯繫的關鍵意義，韓氏家族把持靈州40年間的所行的措施，對保證中西交通的通暢起了有益作用。李並成《盛唐時期河西走廊的區位特點與開發》（李孝聰主編《地域結構與�　　本年度對敦煌及周圍地區古代自然環境變遷的研究有：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期），對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的破壞狀況，作了細緻的探討。史實表明，早在河西漢代大規模開發始，因大量用作薪柴、飼草等，這一破壞即已發生。且危害匪淺。迨至唐代、西夏破壞更趨嚴重。及至明清伴隨著河西更大規模的開發，綠洲邊緣荒漠植被遂被更大面積的砍伐、采挖，由此引發更爲嚴重的沙漠化過程。研究歷史上荒漠植被的破壞，可爲今天西部大開發中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李並成《敦煌文獻與西北生態環境變遷研究》（《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敦煌文獻對唐宋時期敦煌、河西生態環境的狀況、祁連山區植被破壞與演變、綠洲邊遠旱生固沙植被的破壞與演變、綠洲沙漠化、古代物候資料的整理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侯仁之《敦煌縣南湖綠洲沙漠化蠡測——河西走廊祁連山北麓綠洲的個案調查之一》（《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將歷史文獻記載的南湖地區過去與其現狀進行了比較，相應推測齣了當年的水草之地和今天的沙漠化地帶之間的變遷。
>作空間》，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盛唐時期敦煌是中西交通的主脈、民族交往紐帶、遮罩關隴、經營西域的基地，這些都是敦煌當時所具有的區位特點。
　　本年度對敦煌及周圍地區古代自然環境變遷的研究有：李並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破壞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期），對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的破壞狀況，作了細緻的探討。史實表明，早在河西漢代大規模開發始，因大量用作薪柴、飼草等，這一破壞即已發生。且危害匪淺。迨至唐代、西夏破壞更趨嚴重。及至明清伴隨著河西更大規模的開發，綠洲邊緣荒漠植被遂被更大面積的砍伐、采挖，由此引發更爲嚴重的沙漠化過程。研究歷史上荒漠植被的破壞，可爲今天西部大開發中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李並成《敦煌文獻與西北生態環境變遷研究》（《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敦煌文獻對唐宋時期敦煌、河西生態環境的狀況、祁連山區植被破壞與演變、綠洲邊遠旱生固沙植被的破壞與演變、綠洲沙漠化、古代物候資料的整理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侯仁之《敦煌縣南湖綠洲沙漠化蠡測——河西走廊祁連山北麓綠洲的個案調查之一》（《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將歷史文獻記載的南湖地區過去與其現狀進行了比較，相應推測齣了當年的水草之地和今天的沙漠化地帶之間的變遷。
本年度歸義軍史的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7月）的出版，使相關課題的研究呈現集中化的現象。除了《續編》所載的專文以外，還有：王豔明《瓜州曹氏與甘州回鶻的兩次和親始末——兼論甘州回鶻可汗世系》（《敦煌研究》1期），曹氏政權與甘州回鶻政權兩次和親的可汗分別是天睦與仁美，曹議金娶天睦可汗女，爲曹氏政權立足瓜沙兩州創造了條件。嫁女與仁美可汗的第二次和親，則使歸義軍政權徹底擺脫了甘州回鶻的控制，爲兩地間贏得了長期相對和平的社會環境。[日]森安孝夫著，梁曉鵬譯《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官印及其編年》（《敦煌學輯刊》1期），將敦煌文獻所見歸義軍節度使的官印按其所屬主人進行了排序，兼以梳理了歷任節度使的歷任官署。鄭炳林、徐曉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多妻制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4期），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節度使多妻制的出現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吐蕃統治敦煌以來存在的多妻現象;二是歸義軍節度使通過多妻制達到與敦煌各個大姓之間聯姻，以維護自己政權的目地。從張議潮、張淮深到曹氏歸義軍的曹議金等，都採取多妻聯姻。歸義軍時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種普遍現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爲彌補因戰爭導致的性比例失調、人口銳減等採取的一項補救措施。
本年度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主要涉及農業管理、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商品交換等幾個方面。王克孝、閻廷亮《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手實文書的編制與類型》（《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唐代手實文書的編制，其涵義、內容有在和特定的要求。依據現有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輸理，其編制程式大致可分爲四個步驟，因唐代後來廢除了鄉長，所以編制手實由裏正負責。耿虎《也談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和長安三年括戶——與孟憲實先生商榷》（《歷史研究》1期），大谷文書 2835號是一份研究唐代括戶的重要文獻，由文書來看，敦煌縣在長安三年括戶中的態度是積極的，李嶠有關逃戶對策的變通性建議在此次括戶中也已被部分採納。逃戶的原籍地政府與逃戶的寄居地政府，對於不同括戶政策的態度很不一樣；大地主在政府括戶時的特別動向，主要不是表現在言論上，而是表現在行動上；逃戶的發生會影響到原籍地的租稅，而逃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是土地問題而非括戶政策本身。劉進寶《再論晚唐五代的“地子”》（《歷史研究》2期），對學界“地子”即“地稅”的說法進行了再討論，認爲地稅的範圍更廣，地子的範圍則小；地稅除地子外，還包括官布、稅草、稅柴等內容；地子是據地交稅，故而原則是由土地擁有者所交，而非雇傭者。劉進寶《敦煌歸義軍賦稅制的特點》（《南京師大學報》4期），敦煌歸義軍政權實行據地出稅的政策，其地稅主要包括地子、官布、稅草和稅柴。由於歸義軍實行請田制度，不僅賦稅的徵收完全以土地爲據，就是部分差科的徵發也以土地爲據。賦稅主要以鄉爲單位徵收。歸義軍政權的賦稅制度既與中原王朝的制度有一致性，也有自己的創造和變通，但在發展趨勢上卻與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以從一個側面認識唐後期五代宋初經濟制度的演變。金聖翰《唐代均田制下寬鄉的給田基準額》（《中國史研究》4期），合理說明爲何敦煌戶籍文書採用寬鄉受田規定，而吐魯番戶籍文書採用狹鄉受田規定。據此，在寬鄉敦煌，考慮到均田制限田功能，不免出現均田農民之間田土已受率的差別。依據這種差別否定均田制施行是不符合事實的。鄭炳林、徐曉麗《論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中國經濟史研究》2期），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上從事商業貿易的既有兼具國際貿易性質的粟特人，也有從周邊政權及中亞波斯印度中原等地出使敦煌的商團。爲此歸義軍政權專門設立了宴設司機構接待外來使節，同時敦煌還往這些地區派遣具有商業貿易性質的使團進行中轉貿易。敦煌出產貧瘠，但是市場上外來商品豐富。用於交換的貨幣有金銀錢幣、金銀器皿和絲織品等，這些東西具有質輕價重、便於攜帶。因此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具有國際貿易市場的性質。乜曉紅《從吐魯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國7—10世紀的雇傭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期），同是七世紀高昌時期的雇傭契，但是同時期的敦煌和吐魯番地區所表現的雇傭關係並不相同，一種是帶有承包責任形式的雇傭，一種純屬雇工、出賣勞動力；到後來十世紀，承包性越來越大了，勞動者在身份、地位上有更多的平等性；在經濟收穫的分配上，交付的東西是定額物，勞動者有比較大的自由。從契文內容分析比較，十世紀比七世紀有了一些進步，人身奴役性的雇傭成份在減少。杜建錄、吳毅《西夏手工工匠考》（《寧夏大學學報》4期），西夏手工工匠種類齊全，分工細緻，深刻地反映出其手工業發展的狀況與特點。如畜牧業發達，與之相適應的氈匠、毛錦匠、鞍匠等便應運而生。由修建寺院裝飾佛窟而興起石匠、塑匠、畫匠、堊匠諸行業，並經久不衰。敦煌等地自唐五代以來就種桑養蠶，故有絲織業諸匠的出現。

　　社會

　　本年度對敦煌社會生活史研究的論著有：法國學者童丕著，余欣、張建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2月），全書通過分析敦煌契約文書的書式及借貸機制，從而展示了敦煌古代社會所有的糧食作物種類，旅行與貿易活動等中古時期敦煌百姓的社會活動。
有關敦煌百姓社會生活概況的研究：毛漢光《敦煌吐魯番居民生存權之個案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敦煌吐魯番居民，他們的生產技術引自中原内地，其經濟發展是追隨中原農業的步伐的。當地的商業布什聚積財富性的商業，而是作爲中西交流的商業。郝春文《〈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幾個問題〉商榷》（《中國史研究》1期），唐五代時期敦煌的巷社並非官社，而是純粹的私社，官社雖然存在，但由於材料太少，很難做明確、具體的說明。敦煌的社邑雖是以各階級、階層混合結社爲主，但按階級、階層結社的現象也確實存在。依據具有實用性質的敦煌社邑文書進行量化研究，敦煌社邑的活動是喪葬互助活動最爲頻繁，也最爲重要；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動的頻率大體持平，亦均屬社邑的重要活動。蘇金花《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國經濟史研究》2期），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僧侶的社會生活已呈現出強烈的世俗化傾向。他們既隸屬僧籍又挂名俗籍，與世俗家庭依然保持密切的宗法和經濟聯繫，可以相互繼承財産和代償債務。僧人基本脫離了寺院的集體生活，多與妻兒姊侄共居同活，並象普通百姓一樣參加傳統私社。僧人名姓也多帶俗名俗姓。這些變化，是佛教寺院集體經濟和僧侶個體私有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世紀中國寺院僧侶生活世俗化的具體反映。
　　本年度有關敦煌法律文書輯涉及到的民事糾紛研究較多：李正宇《敦煌遺書一宗後晉時期敦煌民事訴訟檔案》（《敦煌研究》2期），對P.3257《後晉開�二年（945）寡婦阿龍訴訟案卷》的原件重新過錄，並就案卷在我國法學史、檔案史方面的價值意義進行了探討。該案卷內容之完整無缺、編排之合理有序，在我國檔案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陳永勝《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地産訴訟案》（《蘭州大學學報》2期），P.3257《後晉開運二年（945）寡婦阿龍地産訴訟案》的內容包括土地制度、民事訴訟中的變更之訴、證據制度及契約效力等法律制度，爲我們進一步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深刻體察其特徵提供了佐證。鄭顯文《唐代債權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師大學報》1期），在唐代的法典及現存的敦煌契約文書中，有一些契約中具體的債權保障措施，即由雙方當事人制定契約，當債務人拒不履行債負時，通過訴訟等手段對債務人給予刑事懲罰；在契約中設定條款，通過國家機構強制牽掣債務人財物來實現債權；針對債務人無力清償到期債務，實行役身折酬的辦法，以力役折抵債務；責成債務人提出擔保；當債務人無力履行債務時，由擔保人代償等。上述這些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債權人的利益，維護了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對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有益的保障作用。陳永勝《敦煌寫本〈寅年令狐寵寵賣牛契〉中的瑕疵擔保制度》（《甘肅政法學院學報》3期），S .1475號文書是對《唐律疏議》有關契約立法的民間實踐。這件買賣契約文書以生命物爲標的，約定了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及瑕疵擔保規則，對進一步完善現代中國民事立法有重要啓示作用。
　　本年度對敦煌古代婚姻文化及女性問題的研究有：黃正建《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敦煌文書中涉及婚嫁的有兩類，一類是《曆日》，還有與其他占卜術雜抄在一起的文書。它們既有用於擇日的，也有用於合婚的。該文主要介紹了婚占文書的本身，並結合唐五代有關占婚嫁的記載探討了當時敦煌婚占的實際情況。姚平《論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學術月刊》7期），旨在探討唐代冥婚墓誌、敦煌冥婚書儀、以及唐代小說筆記中有關冥間結婚和離婚的記載中所反映的唐代的冥婚現象及其興盛的原因。冥婚反映了佛教對唐人的死後世界觀的影響；唐代前期的經濟繁榮爲重葬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唐代社會對男女之情的開放態度爲冥婚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條件；冥婚爲死者親屬提供了增進族間交往、伸張權勢以及炫耀財富和地位的機會；冥婚習俗隨著唐代社會的衰微而漸趨消失。趙和平《唐代書儀中所見婦人書劄》（鄧小楠主編《唐代女性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對唐代敦煌書儀匯總有關婦人書劄的內容做了較多的介紹，唐代婦女“女、妻、母、婆”四種角色在吉凶書儀中的規定，規範了她們在各種禮尚往來中的具體用語與如何在往來書劄中體現其身份；唐代夫到妻家成禮，並隨妻長期居住，作爲一種風俗，最後得到法律的認可，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默認。
　　本年度對敦煌古代民間習俗的研究，涉及到飲食、占卜、看宅、喪葬、出行以及神鬼觀念等。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宴飲坐向和座次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期），從敦煌壁畫數十幅宴飲圖像這些圖像中，考察出它們不僅提供了宴飲場合、“會食”狀況、宴飲座制、會食人數等資訊，而且反映了當時宴飲的方位坐向、男女、座次等尊卑觀念。該氏《敦煌飲食研究劄記三題》（《蘭州商學院學報》3期），敦煌文書中將釀造酒、醋、醬稱作“臥”，將用油煎炸食品稱作“煮”。該文從文字學的角度探討了二字的本義及其演變過程。並利用敦煌資料，糾正了學界對“點心”一詞的誤解。該氏《敦煌文獻中的“須面”——我國最早的挂麵》（《揚州大學烹飪學報》1期），成書於元代的《飲膳正要》中的“挂麵”，被認爲是記載挂麵最早的文獻。但敦煌文獻記載了一種被稱作“須面”的食物應當是中國最早的挂麵，它比《飲膳正要》的記載早了好幾百年。潘春輝《晚唐五代敦煌僧尼飲酒原因考》（《青海社會科學》4期），僧尼不得飲酒是佛界通行的一條根本大戒，但從大量敦煌文書看，現實生活中敦煌僧徒並不忌酒。從唐五代敦煌社會因素看，敦煌好酒社會風氣的浸淫、敦煌寺院與外俗世界聯繫的緊密性、開放的社會輿論氛圍外，敦煌還有一個僧人可公開、大量飲酒之開放的社會輿論氛圍，以及寺院內部存在著專爲寺院供酒的“酒戶”及寺院戒律的鬆馳等三個方面對敦煌僧人飲酒提供了前提條件。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爲決定論》（《敦煌學輯刊》1期），敦煌本解夢書和相面書中提出的“行爲決定論”，將占辭預兆與人事實現間的不統一，用好夢好相的實現主要取決與自己行爲好壞的理論來解釋，將夢書中許多解決不了的問題和矛盾全部變通。這一理論是對中古占卜活動的貢獻。王晶波《敦煌相術與佛教占相內容異同論》（《敦煌學輯刊》1期），現存13個相術卷號，被分爲相人身體氣色聲音、相痣、相人面氣色三大體系的敦煌寫本相書爲研究物件。而敦煌相書在成書、抄錄及流傳過程之時，也是佛教對敦煌産生廣泛影響之時，通過對敦煌相術與佛教占相內容思想基礎、內容方法異同的比較，以及對二者審美觀上所存差異的勘對，認爲作爲不同思想體系的産物，二者在碰撞過程中相互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最終形成了對兩者原有文化體系既有排斥也有借鑒吸收的敦煌相術文化，鄭炳林《俄藏敦煌文獻Дx.10787〈解夢書〉劄記》（《敦煌學輯刊》2期），俄藏敦煌文獻中保有兩片正背皆書冊頁裝的解夢書殘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排版有錯亂，第四與第一爲一片正背接抄；第二與第三爲一片正背接抄，二者之間有殘缺。這一抄本爲五代至宋初時期所抄，內容與其他解夢書可互爲補充。陳于柱《關於敦煌寫本宅經分類問題的再討論》（《敦煌學輯刊》2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敦煌占卜文書中的二十件宅經殘捲進行了重新的分類，即爲“五姓陰陽宅經”、“五姓宅經”、“陰陽宅經”、“八宅經”、“宅經一卷”、“大唐新定皇帝宅經”、“一般類宅經”七類。並依據文書內容，考察了部分寫卷的抄創時間。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以上博48號《後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文》爲核心，揭示民生宗教神靈體系中的這一組成部分的基本特徵：墓葬神煞的“歷史延續性”遠遠超出鬆散型宗教中其他類別中的神祇，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確立，改變的只是和地獄、天堂有關的信仰，墓葬領域則幾乎沒有觸動。餘欣《禁忌、儀式與法術——敦煌文獻所見中古出行信仰之研究》（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利用敦煌占卜文獻、具注曆、願文、牒狀及入破曆、契約等，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信仰對於旅行的實際影響。同時通過與各地大量新出土的簡帛文獻以及後世的曆書和其他選擇類文獻的比較研究，即試圖將它們置於整個術數史的視野中加以觀照，追尋它們在中古時期的承襲與嬗變的軌迹，揭示敦煌術數文獻的獨特價值。楊君《�
　　宗教

　　本年度對佛教文獻的整理研究有：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7月），全書分爲密教文獻概述、密教中的觀音信仰、密教中的啓請儀式及啓請文、密教東傳與中途文藝的關係等幾個方面，來探討現存密教文獻對佛教史研究意義與作用，以及敦煌密教文獻與遺存在密教研究中的地位。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8月），用敦煌文書中的佛教資料，建立起中古時期敦煌寺院儀軌制度的框架，並分析了這些與中土既有關聯又有相當差異的儀軌制度的淵源和具體操作過程。>論敦煌符籙中的“善鬼護身”觀念》（《敦煌學輯刊》1期），中古神鬼觀念中的“鬼”，在敦煌符籙的表現方式中，卻可被當作爲世人提供保護，發揮正面作用的保護“神”，這種觀念同樣豐富了中古民間鬼神觀念的內容。

　　宗教

　　本年度對佛教文獻的整理研究有：李小榮《敦煌密教文獻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7月），全書分爲密教文獻概述、密教中的觀音信仰、密教中的啓請儀式及啓請文、密教東傳與中途文藝的關係等幾個方面，來探討現存密教文獻對佛教史研究意義與作用，以及敦煌密教文獻與遺存在密教研究中的地位。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8月），用敦煌文書中的佛教資料，建立起中古時期敦煌寺院儀軌制度的框架，並分析了這些與中土既有關聯又有相當差異的儀軌制度的淵源和具體操作過程。
　　本年度敦煌宗教研究，以對佛教思想的流傳與民間信仰方式的研究較多：古正美《于闐與敦煌的毗沙門天王信仰》（《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于闐的毗沙門信仰，自6世紀或更早出現于于闐立國之後，幾經發展，形成了毗沙門天王共于闐國王護持于闐國土及國主的信仰主題。敦煌在文化上長期受于闐佛教文化的影響，因此在6世紀中期也出現了相關信仰，發展到曹氏時期，是敦煌歷史上毗沙門信仰發展的最盛時期。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中印文化對敦煌寺院的影響》（《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從敦煌寺院保存的文化典籍及追悼亡者的方式和流行的節日等幾個方面，看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對敦煌寺院不同方面的影響。張先堂《唐代淨土教宗師法照與五臺山、並州關係新探》（《敦煌研究》3期），楊君《從敦煌寫經看佛經在唐朝民間的來源及其流傳》（《甘肅教育學院學報》4期），作者以敦煌唐人寫經題記爲基礎，再結合筆記小說等材料研究所得：當時寫經活動之所以興盛，一方面跟當時認爲寫經是建立功德的主要途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在印刷術不流行的情況下，崇經活動對佛經的大量需求，只能通過寫經加以滿足。當時進行寫經活動的並非只局限於寺院與僧尼，普通信�、官府與官員也是其主要的參與者。冀志剛《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燃燈與唐五代敦煌民衆的佛教信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5期），作者先將目前所見以燃燈祝願爲主要內容的44篇文書，分爲狹義和廣義兩類，通過對狹義文書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敦煌地區的燃燈活動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其中尤以正月的建福燃燈、上元燃燈和臘月的臘八燃燈最爲重要；燃燈儀式是當地佛事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這些表像，最後得出結論：敦煌民衆的佛教信仰體現了佛教文明與中華傳統文明的互補與交融。它非常明顯地具有重功利輕義理的特點。燃燈儀式其實就是要將信仰落實爲實踐，而且並不完全是爲弘揚佛法，而主要是爲獲取現實生活利益。統治階層要利用佛教信仰整合秩序；普通百姓寄希望于消災免禍。濃郁的祈福色彩，掩蓋了本來的宗教目的，祈禱成爲最主要的內容。燃燈儀式與民間辭舊迎新、歡慶娛樂的喜慶活動聯繫在一起，對佛教信仰的進一步普及和深化起了推動作用。對佛教禮懺文的研究有：汪娟《敦煌寫本〈降生禮文〉初探》（《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對北圖8347（生字25號）中《降生禮文》進行了整理研究，認爲這篇禮懺文是出自敦煌本地的寫本，抄寫年代應不遲於西元974年。該氏《敦煌寫本〈瑜伽佛禮〉初探》（《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對北圖3451（水字2號）《瑜伽佛禮》文進行了校錄，並分析了儀節的程式與儀文的構成，再探討了該禮懺文與密教儀軌及其他密教文獻的關係。
　　本年度佛教經典研究中對疑僞經的關注比較多：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爲中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全面考察了目前所見經錄、寫本、石刻、變文中的《父母恩重經》，得出：僞經是爲了調和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而有的産物，因此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的被中國化，故而能在民間廣爲傳抄，敦煌本僞經的發現就是最好的例證。鄭阿財《敦煌寫本〈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該經文是形成于中唐時期的疑僞經，爲歷代藏經不收。其形成主要深受六朝以來觀音信仰普遍流行、唐代密教陀羅尼的風行及中唐以後佛頂信仰等影響。從現存版本的時代與地域來看，自經文形成以來，普遍流行於中國西北的吐蕃、西夏、遼、金等密教盛行的地區。北宋以後傳入中原，並延續至明代。以及該氏《敦煌疑偽經與靈驗記關係之考察》（《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僞經鼓吹特定教義能夠嗎組人們諸多現實利益的動機，主要體現在佛教的“靈驗記”中，透過這些靈驗記的鼓吹，使得疑僞經更加普及和是深入，另一方面更顯佛教的中國化與世俗化。安忠義《甘肅省博物館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研究》（《絲綢之路》S1期），這類作品的出現是佛儒鬥爭交融的産物，與當時敦煌地區特殊的政治背景有關，並且對五代及兩宋的四川地區産生了一定的影響。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1期），利用俄藏敦煌文獻Дχ.00531號、房山石經、俄藏黑水城文獻TK.117號以及《大正藏》，對P.3920號進行了校錄。經文強調“稱名即解脫”的思想，帶有持名密教的顯著特徵。張總《疑僞經典與佛教藝術探例》（《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列舉《佛說十王經》等九部較爲重要的疑僞經作爲個案研究，借此梳理它們在造像碑、摩崖、石窟、畫像塑形方面的拓展、演變之軌迹，揭示疑僞經與佛教藝術品之間的密切關係。
　　對敦煌禪宗史及相關研究有《中國禪學》第2卷上刊載的幾篇專文（河北禪學研究所主辦，中華書局，2003年5月），楊富學、王書慶《東山法門及其對敦煌修禪的影響》敦煌文獻對唐初創立的禪宗東山法門多有反映。證明該法門對敦煌禪修影響很大，從文獻記載看，唐以前敦煌禪僧修習形式有苦行、咒語、持律、觀行等多種，比較散亂。東山法門形成傳入敦煌後，由之演化出的南頓北漸思想始終受到敦煌禪僧人的青睞，他們以莫高窟、千佛洞和榆林窟爲場所，以東山法門闡發爲指導行持，明心見性。[日]田中昭良《神會研究與敦煌遺書》，將神會研究劃分爲兩個時期，早期研究又分爲無敦煌文書之前（1910-1925年）和初步利用敦煌文書階段（1925-1955年）；而從1955年至今，是神會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努力下取得全面成果的階段。[日]伊吹敦《早期禪宗史研究之回顧和展望》，敦煌文書的發現促進了早期禪宗史的研究，而早期研究方法存在許多缺陷如：只點明禪宗寫本或刊本之多樣性，並沒有充分注意到其意義；大部分局限於禪宗內部，沒有考慮到以外的社會影響；考察禪宗的形成過程時，也往往以後世已有的觀念爲指導思想，先入爲主，突破性的論斷很少。這些也是後來禪宗史研究者應該解決和深化的問題。以及蔡榮婷《敦煌本〈佛說妙好寶車經〉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作者在研究禪宗牧牛詩時，發現禪宗初期的牧牛詩與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中的牛車喻有密切的關係，《寶車經》正是承襲牛車喻而來的經典。
　　對敦煌本其他佛教文獻的校釋研究有：劉楚華《讀敦煌〈觀音經注〉——P.3904》（《新世紀敦煌學論集》），以P.3904號爲例，分析觀音經註疏的緣起、分科特色和解釋的依據。黃征《敦煌草書寫卷〈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考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期），在查閱傳世經文等多種重要資料的基礎上，並核對原卷真迹，對收錄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敦煌本P.2141號《大乘起信論略述卷上》作了訂補。董志翹《敦煌寫本〈諸山聖迹志〉校理》（《敦煌研究》3期），根據《英藏敦煌文獻》的圖版，對S.529號重作校錄、標點、注釋。[日]上山大俊著，劉永增譯《關於北圖交力76號吳和尚藏書目錄》（《敦煌研究》1期），再次申論此吳和尚是法成，而非洪辯，並依據目錄談了法成藏書所反映法成的佛學學識。景盛軒、徐之明《敦煌佛經詞語考釋》（《貴州教育學院學報》5期），舉例說明敦煌寫經中白食、搏掩、便、成辦、差牙、撥撒、身生、已來、便轉等九個詞語具有其特定的含義。錢興《〈父母恩重俗文〉俗字辨》（《鎮江高專學報》3期），對北8672號（河字12號）《父母恩重俗文》中的部分俗文字的確定提出了質疑，查考和比較進行了辨認與補充。
　　本年度有關敦煌道教的研究有：柳存仁《〈老子化胡經〉卷八的成立年代》（《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對不同於10卷本《老子化胡經》的P.3404《老子化胡經受道卷八》的成文年代進行了考證，認爲它是南北朝劉宋時的作品。劉屹《試論敦煌本〈化胡經序〉的時代》（《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針對學界認爲敦煌10卷本《老子化胡經》的序文早於卷1的認識，提出二者可能都成書于唐開元年間，這對瞭解從公元679年的《老君聖紀》到開元年間10卷本《化胡經》的承襲關係和內容的演變，以及認識南北朝時期的《化胡經》系統等問題都有所幫助。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道教“三洞經書”和“三乘”考論》（《敦煌學輯刊》1期），“三洞”思想流行於東晉末年的江南，古靈寶經吸收並發揮了“三洞”概念，第一次將當時江南流行的《三皇經》、《上清經》、《靈寶經》等三組聯繫整合起來，同時又吸收了佛教的“三乘”思想，把“三洞經書”稱爲大乘，而把其他幾乎所有經法稱爲小乘。這種整合與劃分，對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統一影響深遠，並爲後世確定了《靈寶經》在道教經法中的地位。王承文《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考證》（《敦煌研究》1期），敦煌本《靈寶經目》中保存了大部分已散佚的《洞玄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和《靈寶威儀經訣上》兩部佚經，他們曾對中古道教科儀産生了重大的影響，而因爲流傳過程中的散佚，使得學術界往往將被徵引的前者當作唐宋材料直接使用。從後者的形制與出現的大量佛教用語看，其抄成年代應在唐初。楊森《武則天至玄宗時代敦煌的三洞法師中嶽先生述略》（《敦煌研究》3期），敦煌文獻如甘博017《道教文約》、P.2347a《老子道德經下》等中有關中嶽先生的稱呼，其實是道教三洞法師被授與某某先生的慣例，起初由中央王朝頒發，後來濫及全國各地。而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所出現的中嶽先生，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社會崇信道教的社會風尚。葉貴良《介紹敦煌所見的一部道教佚經》（《中國道教》4期），作者發現敦煌本《太玄真一三善行法發願經》與《天尊說三善發願經》同屬一部道經，並有所論證。馮利華《敦煌寫本道經〈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校讀》（《西域研究》2期），對《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中所錄S.238號《金真玉光八景飛經》的校勘、標點作了補正。

　　古籍

　　對敦煌文獻中的古籍整理以儒家文獻爲主。許建平《〈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11—17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依照阮刻本《十三經註疏》對在諸經的排序，將俄藏敦煌文獻11-17冊中儒家文獻之碎片以《周易》、《尚書》、《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的順序定名，並注明相同內容的寫卷在其他藏本中的頁碼。該氏《殘卷定名正補》（《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將俄藏、法藏、英藏敦煌文獻中散見的十幾條儒家文獻進行校錄、定名。以及《BD14681〈尚書〉殘卷考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爲該卷爲唐高宗朝之後的抄本，與孔穎達《正義》所依據的文本相同，但二者仍有許多差異。李索《敦煌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學術價值新論》（《四川大學學報》1期），目前所整理出來的英、法、俄藏等敦煌文獻中，《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近40件。它們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傳》及杜注原貌，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上古文化、漢字構形、漢語詞義和語法的寶貴材料，在儒學學術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李索《英藏敦煌文獻S.85〈春秋經傳集解〉（殘卷）校正》（《敦煌研究》2期），從敦煌校錄本中選出12處異文進行簡要辨證，並議諸本得失。彭海《敦煌寫本〈古文尚書〉與漢代孔府壁本〈尚書〉淵源辨析》（《敦煌研究》2期），該文贊同前賢關於敦煌本《古文尚書》源自漢代孔府壁藏本的論點，辨析二者的關係，有助於梳理上古時代中外交流、部落遷徙的史事。劉長東《孔子項託相問事考論——以敦煌漢文本〈孔子項託相問書〉爲中心》（《四川大學學報》2期），考論了項託的姓名裏籍、事迹及其文化形象、項託的神格化，《孔子項託相問書》的民間性及其文化內涵等問題。劉長東《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考論》（《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就項託及《孔子項託相問書》，項託的姓名、裏籍、事迹以及文化形象神格化，《孔子項託相問書》之民間性及其文化內涵等方面作了探討。王小盾、何仟年《越南本〈孔子項託問答書〉簡論》（《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敦煌本《孔子項託相問書》與越南本《孔子項託問答書》之間有明顯的源流關係，越南本對敦煌本而言，有相當的參校價值。近一步分析諸本的內容、語言文字特點，即能發現俗文學在流傳過程中所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
　　對敦煌本類書的整理有：張湧泉《試論敦煌寫本類書的校勘價值——以〈勵忠節抄〉爲例》（《敦煌研究》2期），舉敦煌本《勵忠節抄》中的10餘個例子與個傳世文獻校勘，以證敦煌本類書特有的文獻學價值。屈直敏《〈敦煌類書·勵忠節抄〉校注尚補》（《敦煌學輯刊》2期），對王三慶《敦煌類書》中所錄的《勵忠節鈔》一文校注中脫漏或待考的40餘條進行校補。
　　對其他古籍的整理研究有：朱大星《〈文子〉敦煌本與竹簡本、今本關係考論》（《敦煌研究》2期），從篇目、體例、用字及有關史籍對照敦煌本、竹簡本與今本《文子》的差異，說明敦煌本是竹簡本向今本演變的過渡本。李梅《試論敦煌本〈文選〉的語言文字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期），從藏于各國的敦煌寫捲入手，闡述敦煌寫本在《文選》研究上的語言文字價值。范志新《俄藏敦煌寫本φ.242〈文選注〉與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注的關係——兼論寫本的成書年代》（《敦煌研究》4期），參考李善、五臣注，揭示敦煌本無名氏注與陸善經注亦有某種聯繫。又依據寫本中既有顔氏《漢書》注，又避唐中宗的名諱，而以爲該卷成書當在唐玄宗以後。最後指出尤延之刻本參照了此寫本。李銘敬《日本及敦煌文獻中所見〈文場秀句〉一書的考察》（《文學遺産》2期），《文場秀句》一書存在著作品同名而撰者不同或未具撰者名字等多種記錄，而且作品的內容亦有含混不清的問題。該文依據多種文獻資料，探討並初步析清了它們的原貌及內容。楊秀恩《〈玉篇殘卷〉等五種材料引〈說文〉研究》（《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期），以近代回傳中國的《玉篇殘卷》及敦煌所出唐寫本等材料引用《說文》條目與《說文》進行互勘。這些材料爲清代許多校勘《說文》大家從未見及，故于校勘十分珍貴。可證二徐之確者，亦可正二徐之誤者，或解決前人懸而未決的問題，或證《殘卷》等引書之誤。

　　科技

　　本年度科技文獻的整理研究依然以曆日與醫藥文獻爲主。
　　對敦煌曆日及天文圖像的研究與考察有：劉永明《唐宋之際曆日發展考論》（《甘肅社會科學》1期），考察了唐宋之際曆日的發展狀況，重點考察分析了曆注內容的充實和發展演變，即從具注曆日到擇吉黃曆的發展，陰陽術數與曆日相結合的歷史過程，在術數的滲透下曆日選擇功能的加強，曆日的流行、曆日對社會生活的滲透以及對文化的影響等。王愛和《英藏S.681v與俄藏Дx.01454、Дx.02418v的拼接綴合與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將S.681v號、Дx.01454與Дx.02418v號拼接爲比較完整的《乙巳年（945）具注曆日》，可補全鄧文寬《後晉天福十年乙巳歲（945）曆日比較表》，並可由此推導出多項新的內容，尤其可以利用敦煌曆日總結出快速、正確的建除十二客的安置方法。鄧文寬《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兼論曆譜與曆書的區別》（《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作者認爲曆譜是由曆書轉化而來的歷史背景：一是由於曆譜中增加了吉凶宜忌的內容，二是這種轉化是從中國古曆內容泥書寫紙材的變化生髮出來的，而不是來自域外文化的啓迪。以及該氏《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的文化關聯》（《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對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內容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加以比較，在建除十二客、月煞、六甲納音、日忌與選擇、用事內容與語言等方面證明，秦漢《日書》與敦煌曆日之間有許多相承的內在聯繫。進一步認爲：竹木簡牘時代，《日書》與曆日是配合使用的，只有到了紙張廣泛運用的時代，才有可能將二者合併書寫在一起，完成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孟嗣徽《五星圖像考源——以藏經洞遺畫爲例》（《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從圖像學的角度考察英藏編號S.31，ch，lvi007唐代絹制彩繪挂幅《熾盛光佛與五星神圖》、編號Stein Painting 170，ch，lvi0033五代紙制彩繪圖《計都神星·北方神星》和法藏編號P.3995《熾盛光佛與諸曜星官圖》中的五星神，研究所得：它們不僅反映出唐以來密教發展的軌迹，也反映了古代中亞、西亞的佛教與天文圖像向東亞傳播的情況。而敦煌現存的五星圖像就是接受了以上影響的産物。
　　醫學文獻的研究有：陳明《“八術”與“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1期），俄藏Дx.09888、Дx.18173等文書直接反映了印度古典醫學主流體系的“生命吠陀”理論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傳播，還體現了以中醫知識去解釋生命吠陀的“文化誤讀”現象，這對進一步研究中印古代醫學理論的交流有直接的重要意義。叢春雨《論敦煌中醫藥學的內涵及其學術價值》（《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敦煌中醫藥學研究的興起源自藏經洞文獻的發現，敦煌中醫藥學的文獻價值爲：寫卷大多爲唐以前的寫本，有部分醫藥內容是受次發現；其中的古藏文著作，是研究藏族醫藥學起源的最新資料；針灸類、診法類、本草類、醫方類著作以及道易、佛醫的資料，都是古代醫學文化的珍貴遺産。而借助石窟壁畫表現的“形象醫學”是敦煌中醫藥學的特點。吳紅彥、劉喜平《敦煌遺書中有關方劑學的文獻研究》（《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期），筆者認爲，敦煌醫藥文獻中最具學術和研究價值的當屬《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和《亡名氏脈經第二種》中的方劑。前者經初步考證其成書約在梁至隋唐期間，其整理當在宋代以前，其主要價值在於爲研究《湯液經法》和古經方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深入研究敦煌遺書中《輔行訣》與《傷寒雜病論》的方劑，不難發現，二者的確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作爲重要的脈學專著，《脈經》中許多方劑早已佚失，無從考證。探查敦煌遺書Ｐ.3477、Ｐ.3665，特別是《亡名氏脈經第二種》（Ｐ.3287）中的內容與《脈經》十分接近，可資校補。王杏林、許建平《S.202〈傷寒論〉寫本校正》（《敦煌學輯刊》2期），對該卷重新校錄，得劄記16條。沈澍農《敦煌醫藥文獻Ｐ.3596若干文字問題考證》（《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期），敦煌醫學卷Ｐ.3596爲一篇古代醫方雜抄，原卷存240多行，200余方。馬繼興的《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將其擬名爲《不知名醫方第九種殘卷》。該文就卷子中的文字釋讀問題展開討論，根據語言文字基本理論並參以相關文獻加以考訂。王天生《敦煌石窟〈灸法圖〉特點及臨床價值探討》（《中國針灸》11期），探討分析了敦煌石窟《灸法圖》的特點及現實意義，共整理辨識《灸法圖》近80個穴位，同時說明《灸法圖》具有選穴少而精、方便安全、易於普及、真實自然、背部俞穴取二寸三分等特點，其倡導的灸療將對醫學發展産生重大影響，值得今後進一步挖掘整理。張儂、王文《西北民間挑擦放寒方法的淵源及發展》（《中華醫史雜誌》3期），挑擦放寒方法爲西北普遍流行的民間刺絡放血法之一。追溯其形成階段，在敦煌卷子Ｐ.6222醫卷就有載。

　　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本年度對少數民族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專著有：F. W. Thomas編著，劉忠、楊銘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楊富學《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6月），全書分緒論、上篇（回鶻文獻——回鶻文化的基本載體）、中篇（回鶻文化研究）、下篇（回鶻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等部分，書後還附有附錄、縮略語表、主要參考文獻等。全書分段回顧了回鶻語文獻的發現、收藏與研究、刊佈狀況，重點研究了回鶻語文、宗教、文學和科學技術四個方面的內容，並論述了回鶻文化與周邊民族的關係。這些研究填補了回鶻歷史文化研究的空白，推動了敦煌學、回鶻史研究的進展。《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續編》中有關歸義軍政權與周邊遼、回鶻、黨項、嗢末等少數民族政權間交往及勢力消長的系列論文，對這一時期歸義軍史和西北少數民族史的研究頗有參考價值。
　　本年度吐蕃史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借助敦煌文獻對吐蕃本土歷史、敦煌蕃占時期歷史以及相關人物等都有所深入探討和研究：林冠群《漢文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部分”之研究》（《中國藏學》2期），作者採用史學方法，兼取人類學、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之觀點，以記載唐代吐蕃的諸基本史料，就唐代吐蕃社會文化的各個主題，諸如族屬、國號、飲食、居住、文字、禮儀、婦女及政問題、宗教信仰及政教相關問題姓氏及身份分類，以及倫理親情等，先擷錄各書記載，再以吐蕃金石銘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並參酌當代西藏社會的生活習慣、文化禮俗及民情風俗等，作爲考據時之依據，予以辨正。陸離《吐蕃統治敦煌基層兵制新考》（《中國史研究》4期），考證出敦煌阿骨薩部落軍隊由充當作戰主力之“射手”（vphongs）和負責承擔“射手”的一些雜務並參與作戰的“護持”（dgon）兩部分組成，這一組合方式與西夏軍制“抄”的情況完全相同。他們實際上都來源於吐蕃軍隊中的“桂”（rgod武士）、“庸”（g·yung僕役）制度。金瀅坤《吐蕃統治敦煌的戶籍制度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期），吐蕃在統治敦煌初期，就採取了嚴禁吐蕃將領乘戰爭混亂、社會動蕩之機而侵奪沙州人口、土地的措施；進而推行清查編造戶籍的措施。吐蕃在統治敦煌中後期，按其本部的部落、將制，結合唐代的鄉里制，重新編造了敦煌戶籍制度。其旨在於當局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爲其徵發勞役及徵收賦稅提供準確資料。此外，吐蕃統治敦煌的寺戶制度，將敦煌寺戶隸屬於吐蕃教團統治機構，教團的頂端爲“都僧統司”，高居於各寺之上。都僧統司設有辦事衙門，擁有很大權力。趙曉星《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國藏學》2期），敦煌在吐蕃王國統治之下的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即落蕃官階層。生活在這一階層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不幸身陷吐蕃，他們身著蕃裝，卻又心向大唐。該文通過對敦煌落蕃官出現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歷史作用等問題進行分析，對這些落蕃之臣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落蕃官的每一段歷史都是由各種各樣人共同作用而成的，敦煌在落蕃後特殊的發展軌迹當然也離不開落蕃官的作用。他們幫助吐蕃統治者統治敦煌，穩定地方秩序，並爲以後的歸唐奠定了基礎。石碩《附國與吐蕃》（《中國藏學》3期），長期以來，附國問題不僅與吐蕃密切相關，且一直頗存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在附國是否爲吐蕃，附國位於何處以及附國的下落即附國是怎樣滅亡的這三點上。該文從吐蕃史的角度以及具體的地理環境、文化與史實背景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了梳理和探討，認爲附國非吐蕃，其中心位置應在今川西北雅礱江所流經的甘孜縣一帶，並從敦煌吐蕃藏文寫卷“編年史”的有關記載對附國入唐以後的下落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推測。蘇航《試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基層組織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爲中心》（《中國藏學》2期），把敦煌藏文文書Ch .73.xv .frag .1 2和P .T .2 2 1 8中關於tshar的記錄和有關唐朝軍隊中的基層組織“隊”的記載進行了比較，認爲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由於敦煌地區長期存在“隊”的組織,作者進一步認爲tshar實際即對應於唐朝的“隊”，是吐蕃統治敦煌以後對原來當地的組織方式的一種借鑒。陸離《有關吐蕃太子的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對與吐蕃太子有關的文書整合研究以爲，P.2255、P.2326號《祈福發願文》、S.2146《行城文》、P.3256號《願文》、P.2807號《齋文》、P.2807號《行城文》的寫作年代當在798-815年，P.2341號《燃燈文》當成書於787-807年之間。而文書中出現的太子應爲赤祖德贊的長兄臧瑪，臧瑪後出家爲僧，王位即爲其弟繼承。文書中也可透露出吐蕃王位繼承制度與其王統世系，以及蕃占時期河隴僧官制度等方面的資訊。楊森《五代宋時期於闐太子在敦煌的太子莊》（《敦煌研究》4期），敦煌文獻及石窟題記中所見的太子基本都是于闐太子，而太子莊是歸義軍官方爲他們長住敦煌所設的，其廢棄時間則相應是于闐國亡國之時。而沙武田、趙曉星《歸義軍時期敦煌文獻中的太子》（《敦煌研究》4期），則認爲這些太子一部分應爲于闐太子，一部分則爲曹氏歸義軍府主的太子。這種隱約于官方文書中的曹氏太子，是歸義軍政權與中原正統之間明稱臣、暗獨立這一事實的又一種表現形式。
　　對古藏文文獻的整理有：胡曉鵬、楊惠玲《敦煌古藏文寫本〈吐谷渾（阿豺）紀年〉殘卷再探》（《敦煌研究》1期），針對學術界對該殘卷存在的兩種爭論：下嫁的公主爲文成或金城公主；文書的年代在西元7世紀還是8世紀。提出己見：殘卷中的Mun-cheng當是文成公主，殘卷所記事件相應是此後唐與吐蕃、吐谷渾之間的征戰平伐。仁欠卓瑪《〈羅摩衍那〉的敦煌古藏文譯本和漢文譯本的比較》（《西藏研究》3期），該文從悉多的生平，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以及故事結尾等幾方面對敦煌古藏文譯本和季羨林漢譯本間所存差異比較，分析這些傳本在故事情節和所反映的思想內容上的分歧。從而認爲這些細節上存在分歧是因不同的原文傳本所致。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敘錄(上)》（《中國藏學》4期），敘錄介紹的24個藏文卷號中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有于右任、鄧隆等人的漢文題識，這是流散在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獻所無法比擬的。二是文中提到的部分寫經生、校經生名字未見於上山大峻所公佈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275名寫經生、108名校經生中，彌補了其不足，有利於我們對敦煌吐蕃時期的佛教社團有更全面的瞭解。
　　本年度對回鶻語文獻的研究有張鐵山的數篇論文：《敦煌莫高窟北區B159窟出土回鶻文〈別譯雜阿含經〉殘卷研究（二）》（《民族語文》1期），首次刊佈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和《俱舍論頌疏論本》三件回鶻文佛經殘片，並有相關研究。《莫高窟北區出土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敦煌學輯刊》2期），首次刊佈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B54:14《別譯雜阿含經》和B59:69《佛祖歷代通載》兩件回鶻文佛經殘片,對回鶻文原文進行拉丁字母轉寫、漢文翻譯和注釋,並對殘片的翻譯年代、版本和翻譯方式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過眼記》（《敦煌研究》1期）、《莫高窟北區B128窟出土回鶻文《八十華嚴》殘頁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4期）、《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三件回鶻文佛經殘片研究》（《民族語文》6期）等。楊富學《回鶻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3期），指出不論就字型還是就回鶻文創制的歷史背景而言，回鶻文的來源都可推定爲粟特文，從而否認了學界長期流行的福音體文字說;回鶻文創制之初，其字母並不固定，先爲18個字母，後發展爲23個；回鶻文的得名當來自蒙古人的稱呼，這種文字對後世蒙古文、契丹文、滿文的形成有重大影響。楊富學《居庸關回鶻文功德記所見uday考》（《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期），對北京居庸關雲台回鶻文《建塔功德記》偈語所見uday一詞從語言學和歷史學角度進行細緻的考證。該詞指代的當爲文殊菩薩道場五臺山，而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也實證了文殊信仰在回鶻民族中的流行。
　　此外，還有聶鴻音《西夏文〈五更轉〉殘葉考》（《寧夏社會科學》5期），俄藏西夏文7987號《五更轉》殘頁是迄今發表的第一件西夏民間俗曲，其形式可以溯源至敦煌的幾種漢文寫本，顯示出西夏民間文學與唐五代敦煌文學之間存在繼承關係。無論看形式還是看內容，敦煌曲子詞裏都沒有與西夏《五更轉》完全相同的作品，這應是一個純粹西夏語法翻譯的作品。吳其昱《敦煌北窟敍利亞文課經（Lechonary）詩篇殘葉考釋》（《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莫高窟北區所出的敍利亞文《詩篇》課經殘葉當爲中國現存最古之本，亦可能爲中國現存最早之舊約經文。最後還附有經文敍利亞文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字母的轉寫。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有關考古的論述，因爲紀忠元、紀永元主編的《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粹》（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彙集了兩關研究的大批相關成果，而這些成果以兩關及附近地域的遺址考古研究爲主，如敦煌漢代烽燧遺址、敦煌懸泉置遺址、玉門關的所在、漢代長城遺迹、敦煌鄉、裏的設置等，限於篇幅，就不贅述了。
本年度其他考古方面的論文有：蕭巍《雞首竈與雞》（《絲綢之路》S1期），以雞爲造型的竈台在敦煌地區繁多的祭竈習俗中尚不多見，敦煌佛爺廟灣墓群80、D、F、M號西涼墓出土的雞首竈明器，選用雞的造型，是因爲雞被古人視爲避邪的陽物，這一古代習俗持續了幾千年未變。張瑞峰《敦煌市博物館藏“通信校尉”龜紐銀印淺識》（《文博》2期），介紹了敦煌市博物館館藏“通信校尉”龜紐銀印。它于1986年在敦煌市七裏鎮鄉三號橋村一古墓內出土，整個印章造型副真，工藝精湛。
對莫高窟洞窟及相關遺阯的考古研究有：殷光明《從北涼石塔看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建造年代》（《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以北涼石塔與莫高窟、新疆石窟已經雲岡石窟早期造像間的對比研究認爲：吐魯番石塔和石窟中早期造像的漢化服飾，是由酒泉、敦煌石塔上V行衣領，演化爲莫高窟早期洞窟的豎式衣領，然後又隨北涼流亡政權傳入高昌，而雲岡石窟則是更遲受到河西的這一影響。[日]百橋明穗《敦煌莫高窟早期窟試論——隋代窟諸問題》（《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敦煌隋代洞窟漸漸擺脫北朝佛傳、本生故事的世界，進入了三佛、賢劫三千佛的世界；出現了小型經變畫的雛形；還可能對此前的北朝洞窟有所改造。考察這些歷史性的變化，應看到佛學和佛教史的背景，兼及美術史和考古學的角度。金申《榆林窟象牙龕佛像及想觀攜帶式龕像》（《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該作品的産地和作者應都在今克什米爾地區，其創作年代當在西元8-9世紀，其造型樣式應屬犍陀羅藝術風格，而這類小型攜帶史龕像的源流亦是古印度，曾經流行於整個中亞地區並傳入中國，在我國則一直流行至金元時期。沙武田《關於莫高窟窟前殿堂與窟簷建築的時代問題》（《考古與文物》1期），馬德《宋乾德四年重修敦煌北大像的“二期工程”——關於莫高窟第96窟前第2層遺址的時代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5期），考察而得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前第2層遺址非西夏遺址，爲966年曹元忠夫婦主持重修北大像前殿堂樓閣的“二期工程”所留。陳菊霞《〈大唐伊吾郡司馬上柱國潯陽翟府君修功德碑記〉考釋》（《敦煌研究》2期），對敦煌研究院所藏Z01112、Z01113殘碑進行了校錄、考證，認定它爲莫高窟220窟的造像功德碑，該碑對瞭解敦煌翟氏的族源、族望乃至敦煌翟氏的興起繁衍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劉進玉《敦煌石窟藝術應用顔料的産地之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期），論述了敦煌石窟彩繪藝術顔料的研究背景、科學分析方法和結果。並根據史料所載結合顔料的科學分析，對敦煌石窟藝術所用的朱砂、鉛丹、赭石、金箔、石綠等主要礦物質顔料的化學成分、應用及其産地進行了探索。賈應逸《藏經洞遺書與和闐佛教遺址》（《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以敦煌本于闐文書與今和田的佛教遺址相互對照、比定，並以此探討古代兩地佛教發展的相互狀況。
　　利用石窟壁畫對歷史問題的探討有：沙武田、段小強《莫高窟第454窟窟主的一點補充意見》（《敦煌研究》3期），考定454窟主室東壁門南第一身于闐國王像不是李聖天，而是967-977年在位的尉遲輸羅或其他。從于闐國王像與洞窟可能的幾位元功德主共存時間關係考察，該窟窟主爲曹延恭，最後由曹延祿續修完成。張小剛《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間“大宋國”題記考釋》（《敦煌學輯刊》2期），該窟東壁門北元朝至正年間所寫的“大宋國”題記，可能與南宋皇室後裔趙完普等人被元政府遷徙到敦煌安置的事件有關。謝繼勝《莫高窟第465窟壁畫繪於西夏考》（《中國藏學》2期），通過對莫高窟第464窟遊人題記年代的分析確認該窟壁畫繪於西夏前期，進而比較第464窟與第465窟之間花卉圖案的細節，確認兩窟的壁畫大致繪於同一個時期，然後將莫高窟北區這兩窟出現的上師像冠帽樣式與榆林窟及河西石窟所見西夏上師冠帽樣式對比分析，確認它們最初來源於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蓮花帽，是西夏上師的典型冠帽。最後討論了第465窟壁畫大成就者像貼附紙條與此窟年代的關係。根據以上論據的邏輯聯繫，可以確認莫高窟第465窟壁畫是西夏時期的作品。
　　本年度文物保護的專著有：李最雄編著《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系統介紹了絲綢之路上石窟和土遺址的概況、石窟研究的內容、絲綢之路的環境特徵及工程地質特徵，以及砂礫岩石窟的主要地質病害及風化機理研究等。其中最易受到自然力破壞的土遺址保護問題，也好似作者關注較多問題，結合多年實踐經驗，主要提出了：土遺址的建造工程及結構、土遺址的主要病害、加固實驗及加固工程等四個方面的建議。書中內容新穎、資料詳實，對於文物保護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潘雲鶴、樊�　　本年度石窟保護的文章有：張燕、孫建榮《樊錦詩解讀〈條例〉》（《敦煌研究》2期），《〈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3月1日起施行》（《絲綢之路》4期），則表明隨著《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的頒行，對莫高窟的保護已經開始了法制化的階段。此外，一些關於石窟數位化修復與類比的論作，因涉及敦煌學資料庫建設的內容更多，本文歸類在敦煌學資料庫一項作介紹。馬贊峰等《敦煌莫高窟第85窟顔色監測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期），爲說明敦煌莫高窟第85窟顔料目前所處的狀態，用色度計和CIE1>詩主編《敦煌：真實與虛擬》（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4月），該書首先描述了真實的敦煌，介紹敦煌石窟藝術的形成與發展歷史、敦煌石窟的精華，以這些真實的洞窟爲背景，做出了石窟的虛擬展示、敦煌壁畫虛擬修復與類比演變、敦煌風格圖案電腦輔助創作等方面的成果以及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方法。
　　本年度石窟保護的文章有：張燕、孫建榮《樊錦詩解讀〈條例〉》（《敦煌研究》2期），《〈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3月1日起施行》（《絲綢之路》4期），則表明隨著《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的頒行，對莫高窟的保護已經開始了法制化的階段。此外，一些關於石窟數位化修復與類比的論作，因涉及敦煌學資料庫建設的內容更多，本文歸類在敦煌學資料庫一項作介紹。馬贊峰等《敦煌莫高窟第85窟顔色監測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期），爲說明敦煌莫高窟第85窟顔料目前所處的狀態，用色度計和CIE1 976年表色系統進行選點監測，並進行X衍射分析。分析、監測結果表明：第85窟顔料有7種顔色，其中綠色顔料是最穩定的一種。顔色的色度值不僅反映了顔料當前所處的狀態，而且對瞭解古代畫師調色、技法、配比等提供一定的線索，這些資訊對保護修復有指導性意義。吳榮鑒《敦煌壁畫色彩應用與變色原因》（《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敦煌壁畫與中國畫之間的關係，從中國畫的繪畫色彩等方面分析、對比，對敦煌壁畫的敷色技法及各時期色彩應用演變過程等作了分析。同時闡述了敦煌壁畫色彩變化的自然條件、客觀原因及規律，並對顔料的古今稱呼與用法等作了研究。

　　藝術

　　本年度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的專著有：吳健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西魏》、關友惠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晚唐》（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1月），是以不同時代的代表洞窟爲介紹物件。關友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3、14《圖案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1月），是《敦煌石窟全集》藝術類的重要一部作品，集中介紹了敦煌石窟中各種圖案畫卷，並有詳細的文字解說。以上專著的特色是注重圖文並茂，解說詳細通俗。
　　本年度的書法藝術作品不多，僅有黃征、江吟主編《敦煌書法精品選（二）》（西泠印社，2003年1月），以敦煌本《大乘起信論略述》爲鑒賞對象。
有關音樂藝術的研究有：莊壯《敦煌壁畫上的吹奏樂器》（《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4期），先是介紹敦煌壁畫中吹奏樂器的概況，以及它們的種類、出現的場合、製作材料及源流等分別探討，其中舉笛、簫、篳篥、排簫、塤、角、笙等爲例。王承植《外來文化交彙下的唐代琵琶音樂》（《戲曲藝術》3期），探討了中國琵琶藝術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期即唐代的琵琶流傳、改革、演奏等情況，希望籍此增進對唐代時期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交流情況的瞭解。莊永平《唐樂古譜節拍探求》（《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期），根據對《敦煌樂譜》等古樂譜中的節拍符號研究，得到唐代樂譜中的“百、口”等同於今天的小節符號，“譜字”爲小節內的節奏載體。而“、”原是一種鼓點符號，在唐時還不能完全看作是節奏符號。直到後來“譜字位”的節奏概念被打破，才確立後世工尺譜“、”的節奏概念。高金榮《高麗樂在敦煌壁畫舞姿中的反映》（《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從莫高窟156窟、220窟、榆林窟25窟等洞窟的伎樂壁畫中對照出敦煌壁畫樂舞中存有高麗樂的印迹。[日]水原渭江《北京圖書館藏敦煌舞譜殘卷（No.820）解讀》（《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作者解讀北圖這一殘卷舞譜出現的“皇”字在整個舞譜中的含義，並推測其舞姿爲上古時期已有的“皇舞”，而這個舞譜爲簡單舞蹈。陳明《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敦煌研究》5期），以莫高窟156窟張議潮出行圖中的樂舞為研究對象，從晚唐河西地區的樂舞背景入手，具體分析了歸義軍時期的樂舞狀況，進而探討了張議潮出行圖中的音樂是西涼樂，舞蹈是《萬年豐》、《永世樂》等。
　　對敦煌石窟藝術價值及淵源的探討有：霍秀烽《敦煌石窟藝術內涵及其價值》（《敦煌陽關玉門關論文選萃》），介紹了敦煌石窟藝術所包含的內容，不同時期的藝術特色與風格，而敦煌石窟藝術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能爲各個領域的研究者提供形象的資料。楊雄《敦煌西晉壁畫與敦煌壁畫》（《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敦煌西晉墓畫與敦煌早期壁畫在空間和時間上是近親，在藝術源頭上也是相近的，前者是後者的另一個直接藝術源頭。黃文昆《十六國的石窟寺與敦煌石窟藝術》（《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十六國時期的早期石窟藝術，與敦煌石窟之間多有藝術交流與互動關係。榮新江《略談于闐對敦煌石窟的貢獻》（《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敦煌石窟有不少於闐瑞像圖存在，於闐人在敦煌也有供養和開窟行爲，以及于闐的畫家和工匠都曾逗留過敦煌，這些都證明於闐人對莫高窟的建造産生過相當影響。而相關研究目前還未全面展開。張小琴等《想觀極樂世界意蘊大千圖式——敦煌壁畫中的思維與構圖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以西方藝術研究的方法闡釋了莫高窟320窟無量壽經變畫的美學意義。胡朝陽、胡同慶《論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與韻律》（《敦煌學輯刊》2期），從排列組合、線條與形象變化等三方面探討了敦煌壁畫藝術中的節奏感和韻律。
　　對石窟雕塑的研究有：鄒鋒《敦煌唐代彩塑中敷彩的作用》（《裝飾》2期），敦煌彩塑的特點在於“塑”“彩”兼備，敦煌泥塑的敷彩，在各個時期均有不同的特色，如：北朝時主要是用土紅、石綠、石青等顔色描繪佛或菩薩衣裙，以平塗爲主要手法，簡樸沈穩；到隋代，彩塑上開始出現織錦圖案和色彩斑斕的瓔珞裝飾；唐代是彩塑的輝煌時期，此時敷彩更爲富麗，貼金裝飾十分流行，表現一種莊嚴華貴的美；宋代之後，則是敷彩藝術水準的下滑時期。穆紀光《希臘“對偶倒列”與“東方維納斯”》（《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敦煌泥塑所表現的菩薩與西方審美理念中的“美神”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東方藝術也在無形中遵循了“對偶倒列”形式的人體雕像標準。
從藝術史的角度對石窟壁畫內容的考訂研究有：賀世哲《石室劄記——重新解讀莫高窟第285窟北壁八佛》（《敦煌研究》1期），依據北涼法�　　對經變畫的研究有：李玉瑉《敦煌初唐的彌勒經變》（《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初唐的彌勒經變構圖與西方淨土十分類似，而這種構圖應是根據中原的粉本所繪製的，以此論證這一時期也是敦煌美術發展的關鍵時期。嚴智宏《唐朝前期的藥師經變》（《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以220窟和148窟爲代表的藥師經變畫爲代表，這兩幅可謂“空前絕後”的藝術作品正好可以梳理敦煌藥師經變畫的發展歷程。海住《莫高窟華嚴經變相的考察》（《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莫高窟的華嚴經變相從盛唐的第44窟一直延續到宋代，其故事描繪的主體、所繪製的位置等都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尤其是善財求法圖，越到後來其重要性越降低並減少了繪製。李月伯《從榆林窟第3窟文殊變普賢變看中原文人畫對敦煌壁畫的影響》（《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西夏畫工從佈局設計、人物造型及筆墨的運用等方面積極向中原文化靠齊，表現出一種超群脫俗的雅逸風度，擴充了原有的藝術表現手法。王豔雲《西夏壁畫中的藥師經變與藥師佛形象》（《寧夏大學學報》1期），西夏的社會經濟較當時的宋、遼、金比較落後，醫藥水平也極爲低下，人們往往求醫于巫醫及原始的祭祀。佛教輸入後，佛教中的藥師經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和信仰。因此在西夏的石窟裏出現了大量的藥師經變和藥師佛形象。在內容和藝術風格上，早期多模仿唐宋以及西域回鶻藝術手法，中晚期隨著民族藝術的逐步成熟和發展，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作品，還出現了獨有的曼荼羅式的畫面，成爲敦煌經變畫的新亮點。該氏《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彌勒經變》（《寧夏大學學報》4期），在敦煌石窟中，根據彌勒上生、下生經繪製的彌勒經變畫，自隋代開始一直延續到西夏。同隋窟的上生經變、初盛唐以後上下同壁繪製的大幅經變相比，西夏的彌勒經變無論在內容的繁簡上，還是在藝術風格的多樣上，都有了新的變化、發展和創造。追根溯源，西夏出現彌勒經變畫的原因，除了繪畫體裁和內容的傳統延續外，也與統治階級對彌勒信仰的大力提倡和宣傳密不可分。以及吳榮鑒《榆林窟第29窟普賢經變畫現狀考略》（《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所譯《大方等陀羅尼經》卷2《授記分》等，認爲該窟北壁八佛應爲無量壽佛、釋迦牟尼佛、維衛佛、式佛、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張元林《淨土思想與仙界思想的合流——關於莫高窟第249窟窟頂西坡壁畫定名的再思考》（《敦煌研究》4期），再次確定了莫高窟249窟西披壁畫表現的是《維摩詰經·阿閦佛品》的內容，這在圖像學與信仰背景兩個方面都有依據可以證明。而249窟南北兩壁不同宗教思想體系的契合點，是當時佛教淨土思想與道家的天界思想合流的具體反映。劉永增《莫高窟第249窟天井畫內容新識》（《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該窟天井中出現的富有中國傳統神話意義的人物車馬，並不是單純的佛教或神仙形象，而是二者混淆的産物，表達了多重宗教意義。[日]八木春生《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研究一得》（《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257窟的創建可以定在西元6世紀早期，下限當在525年元榮到達敦煌之前。分析洞窟藝術風格的變化，可以更深的感受當地所受中原腹地影響的程度。
　　對經變畫的研究有：李玉瑉《敦煌初唐的彌勒經變》（《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初唐的彌勒經變構圖與西方淨土十分類似，而這種構圖應是根據中原的粉本所繪製的，以此論證這一時期也是敦煌美術發展的關鍵時期。嚴智宏《唐朝前期的藥師經變》（《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以220窟和148窟爲代表的藥師經變畫爲代表，這兩幅可謂“空前絕後”的藝術作品正好可以梳理敦煌藥師經變畫的發展歷程。海住《莫高窟華嚴經變相的考察》（《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莫高窟的華嚴經變相從盛唐的第44窟一直延續到宋代，其故事描繪的主體、所繪製的位置等都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尤其是善財求法圖，越到後來其重要性越降低並減少了繪製。李月伯《從榆林窟第3窟文殊變普賢變看中原文人畫對敦煌壁畫的影響》（《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西夏畫工從佈局設計、人物造型及筆墨的運用等方面積極向中原文化靠齊，表現出一種超群脫俗的雅逸風度，擴充了原有的藝術表現手法。王豔雲《西夏壁畫中的藥師經變與藥師佛形象》（《寧夏大學學報》1期），西夏的社會經濟較當時的宋、遼、金比較落後，醫藥水平也極爲低下，人們往往求醫于巫醫及原始的祭祀。佛教輸入後，佛教中的藥師經得到了廣泛的宣傳和信仰。因此在西夏的石窟裏出現了大量的藥師經變和藥師佛形象。在內容和藝術風格上，早期多模仿唐宋以及西域回鶻藝術手法，中晚期隨著民族藝術的逐步成熟和發展，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作品，還出現了獨有的曼荼羅式的畫面，成爲敦煌經變畫的新亮點。該氏《河西石窟西夏壁畫中的彌勒經變》（《寧夏大學學報》4期），在敦煌石窟中，根據彌勒上生、下生經繪製的彌勒經變畫，自隋代開始一直延續到西夏。同隋窟的上生經變、初盛唐以後上下同壁繪製的大幅經變相比，西夏的彌勒經變無論在內容的繁簡上，還是在藝術風格的多樣上，都有了新的變化、發展和創造。追根溯源，西夏出現彌勒經變畫的原因，除了繪畫體裁和內容的傳統延續外，也與統治階級對彌勒信仰的大力提倡和宣傳密不可分。以及吳榮鑒《榆林窟第29窟普賢經變畫現狀考略》（《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對壁畫中的山水畫研究有：王伯敏《敦煌莫高窟壁畫山水五探》（《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從佛國山林與畫中山林、空間的需求以及61窟五臺山圖三個方面論述：山水畫在佛教繪畫中佔有相當比重、敦煌的畫工有充分利用空間的智慧、闡述了五臺山圖的內容、形式、表現特點以及作品在美術史上的重要性。趙聲良《敦煌唐代壁畫中山水的空間表現》（《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唐代莫高窟的畫匠積累並總結出了一套較爲成熟的空間表現方法，如比例與遠近關係、疊壓和遮擋法、地面的距離感等，已經開啓了宋人所總結的所謂“高遠”、“深遠”“平遠”等山水畫表現法。孫機《中國墨竹》（《中國歷史文物》5期），從中國墨竹的淵源談起，細數歷代畫竹法的特色，而敦煌竹畫的成就，在這一藝術領域中應佔有一席之地。
　　對壁畫中其他圖像的研究有：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考察》（《中國藏學》2期），通過對敦煌石窟、特別是莫高窟屬於中唐吐蕃統治時期洞窟中的供養人畫像的考察研究，指出這一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的特殊性，如有供養人畫像的減少、東壁門上首次出現供養人、吐蕃裝男供養人與唐裝女供養人共存、僧人多於俗人、供養人畫像題記之簡略化等新特點與新現象，並作了詳細分析。文中也對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壁畫《維摩詰經變》中出現的“吐蕃贊普禮佛圖”作了探討。陳康《敦煌壁畫射箭圖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敦煌壁畫射箭圖像所反映的民族歷史和北方少數民族騎射禮儀、特點。劉健《莫高窟壁畫中不同時期的三幅〈夜半逾城〉的藝術特點》（《社科縱橫》6期），就莫高窟初唐洞窟裏的三幅《夜半逾城》壁畫的不同藝術風格進行分析。張小剛《�
　　語言文字

　　本年度敦煌語言文字研究的專著有：王啓濤《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爲中心》（巴蜀書社，2003年4月），以敦煌法制文書爲起點，對其中所見的語言現象的來龍去脈作出相應的闡釋。
　　探討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特色及其對後世影響的文章有：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初探》（《敦煌研究》2期），考察願文中的社會交際辭彙，如人稱代詞、隱名代詞、表示複數的稱謂詞等，綜合變文及相關文獻，發現敦煌願文中雙音的稱謂詞占了優勢，其中有些是用漢語構詞法將佛教辭彙融入漢語，創造出漢化的佛教辭彙，這一點可以豐富和補充《漢語大詞典》的詞條，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古代敦煌地區人們的語言習慣。陳明娥《從敦煌變文看中近古漢語詞綴的新變化》（《寧夏大學學報》4期），採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對變文中的詞綴進行全面透視，初步揭示某些詞綴的運動軌迹，並指明漢語詞綴的發展是漢語雙音化的一個內在推動力。李永《敦煌變文可能態句法結構肯定與否定的不對稱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期），敦煌變文中存在三種唐五代新生的可能態句法結構：“Ｖ+Ｏ+不得”、“Ｖ+得+Ｏ”、“Ｖ+Ｏ+得”。在表達肯定/否定語義時，前兩種結構呈現出句法不對稱性。在漢語史上，語言內部對這種句法現象進行了調節，並使之由不對稱到對稱，由不平衡到平衡，實現了語言系統的最終優化。
　　本年度有關音韻學研究的文章也比較多，主要有：許建平《BD.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敦煌研究》2期），先勘正了許多許國霖當年錄文的訛誤，又以宋元遞修本及清刻通志堂本《經典釋文》一之對勘，指出寫卷本身的訛誤。但該卷文獻學價值在於：可補通行本《釋文》之脫漏並糾正其訛誤，也可補通行本《禮記》鄭注之脫。徐朝東《與蔣藏本〈唐韻〉相關的敦煌韻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期），P.2018和俄藏Дχ.1466兩種敦煌韻書殘片，與蔣藏本《唐韻》是同一類韻書。它們的體例、切語、成書時間等與蔣藏本類似，從Дχ.1466中“番”可以推測此本韻書可能是唐開元至宋大中祥符以前所抄，從寫本字體看，P.2018和Дχ.1466可能是一本分置兩地。鄭賢章《敦煌音義寫卷若干俗字重考》（《敦煌研究》1期），對《敦煌音義彙考》中的七個俗字重新釋讀一番。黃耀堃、黃海卓《道騫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從避諱、楚音、按語、協韻、異文等幾個方面討論了P.2494寫本的作者，對前人提出該殘卷作者爲道騫的論斷提出置疑，並補充了一些爲前人所忽略的有關道騫的資料。
　　還有對敦煌變文、願文及詩文中的辭彙校釋：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期），選取“花台”、“體內”等變文辭彙20餘條校勘。吳蘊慧《〈敦煌變文校注〉校釋拾零》（《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11處錄文疏誤進行了訂正，還對3處注釋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建宇《敦煌變文校讀偶得》（《敦煌研究》1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出現的“播”、“浮”等13組辭彙進行校注。張小平《〈敦煌願文集〉校補》（《西域研究》2期），對《敦煌願文集》中《亡考妣文範本等》、《東都發願文》、《願文》等數篇，對照《敦煌寶藏》、《英藏敦煌文獻》對其中錄文、校釋作了補校。劉敬林《敦煌文牒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期），對敦煌文牒中一批難詞辨析確義，校正誤字。如“度、出度、度印”、“回戈”等。趙紅《〈敦煌碑銘贊輯釋〉補校》（《語言研究》4期），核校《敦煌碑銘贊輯釋》一書的錯漏20條，指出錄文、標點、考釋方面的問題，並力求作出正確的答案。
　　對敦煌其他各種文獻的辭彙考訂有：王紹峰《說“捉搦”》（《敦煌學輯刊》1期），說明在《武子胥變文》中“大須存心捉搦”一句中其應當解作“防範、把守”爲宜。張小豔《“宀林”字考>析敦煌藝術的鹿野苑中瑞像圖》（《敦煌研究》3期），莫高窟231、237窟的“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瑞像”與絹畫“婆羅尼斯國鹿野苑中……像”都不是初轉法輪像，而是位於鹿野苑這個地方的瑞像。其原型來自那揭羅曷國的佛影像。沙武田《敦煌壁畫翼馬圖像試析》（《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敦煌地區石窟和傳統墓葬、模制花磚中的翼馬形象，無論是連珠形象或其他形象，其文化內涵都是中國傳統的天馬思想和神獸瑞應思想。[英]韋陀《敦煌繪畫中的取經僧形象》（《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卷》），分析敦煌絹畫與紙畫中的僧人形象及其創作年代，還有圖畫中出現的諸如背簍、虎、鳥、小金盒等的用途與意義。最後認爲，這些僧人不是傳統所認爲的玄奘，而是外來的胡僧；至於金盒所盛，爲佛教中最珍貴的聖物——佛舍利。

　　語言文字

　　本年度敦煌語言文字研究的專著有：王啓濤《中古及近代法制文書語言研究——以敦煌文書爲中心》（巴蜀書社，2003年4月），以敦煌法制文書爲起點，對其中所見的語言現象的來龍去脈作出相應的闡釋。
　　探討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特色及其對後世影響的文章有：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初探》（《敦煌研究》2期），考察願文中的社會交際辭彙，如人稱代詞、隱名代詞、表示複數的稱謂詞等，綜合變文及相關文獻，發現敦煌願文中雙音的稱謂詞占了優勢，其中有些是用漢語構詞法將佛教辭彙融入漢語，創造出漢化的佛教辭彙，這一點可以豐富和補充《漢語大詞典》的詞條，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古代敦煌地區人們的語言習慣。陳明娥《從敦煌變文看中近古漢語詞綴的新變化》（《寧夏大學學報》4期），採用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方法，對變文中的詞綴進行全面透視，初步揭示某些詞綴的運動軌迹，並指明漢語詞綴的發展是漢語雙音化的一個內在推動力。李永《敦煌變文可能態句法結構肯定與否定的不對稱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期），敦煌變文中存在三種唐五代新生的可能態句法結構：“Ｖ+Ｏ+不得”、“Ｖ+得+Ｏ”、“Ｖ+Ｏ+得”。在表達肯定/否定語義時，前兩種結構呈現出句法不對稱性。在漢語史上，語言內部對這種句法現象進行了調節，並使之由不對稱到對稱，由不平衡到平衡，實現了語言系統的最終優化。
　　本年度有關音韻學研究的文章也比較多，主要有：許建平《BD.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敦煌研究》2期），先勘正了許多許國霖當年錄文的訛誤，又以宋元遞修本及清刻通志堂本《經典釋文》一之對勘，指出寫卷本身的訛誤。但該卷文獻學價值在於：可補通行本《釋文》之脫漏並糾正其訛誤，也可補通行本《禮記》鄭注之脫。徐朝東《與蔣藏本〈唐韻〉相關的敦煌韻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期），P.2018和俄藏Дχ.1466兩種敦煌韻書殘片，與蔣藏本《唐韻》是同一類韻書。它們的體例、切語、成書時間等與蔣藏本類似，從Дχ.1466中“番”可以推測此本韻書可能是唐開元至宋大中祥符以前所抄，從寫本字體看，P.2018和Дχ.1466可能是一本分置兩地。鄭賢章《敦煌音義寫卷若干俗字重考》（《敦煌研究》1期），對《敦煌音義彙考》中的七個俗字重新釋讀一番。黃耀堃、黃海卓《道騫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從避諱、楚音、按語、協韻、異文等幾個方面討論了P.2494寫本的作者，對前人提出該殘卷作者爲道騫的論斷提出置疑，並補充了一些爲前人所忽略的有關道騫的資料。
　　還有對敦煌變文、願文及詩文中的辭彙校釋：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期），選取“花台”、“體內”等變文辭彙20餘條校勘。吳蘊慧《〈敦煌變文校注〉校釋拾零》（《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11處錄文疏誤進行了訂正，還對3處注釋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建宇《敦煌變文校讀偶得》（《敦煌研究》1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出現的“播”、“浮”等13組辭彙進行校注。張小平《〈敦煌願文集〉校補》（《西域研究》2期），對《敦煌願文集》中《亡考妣文範本等》、《東都發願文》、《願文》等數篇，對照《敦煌寶藏》、《英藏敦煌文獻》對其中錄文、校釋作了補校。劉敬林《敦煌文牒詞語校釋》（《敦煌學輯刊》1期），對敦煌文牒中一批難詞辨析確義，校正誤字。如“度、出度、度印”、“回戈”等。趙紅《〈敦煌碑銘贊輯釋〉補校》（《語言研究》4期），核校《敦煌碑銘贊輯釋》一書的錯漏20條，指出錄文、標點、考釋方面的問題，並力求作出正確的答案。
　　對敦煌其他各種文獻的辭彙考訂有：王紹峰《說“捉搦”》（《敦煌學輯刊》1期），說明在《武子胥變文》中“大須存心捉搦”一句中其應當解作“防範、把守”爲宜。張小豔《“宀林”字考》（《語言研究》1期），考證了“宀+林”乃“寐”的換旁類化俗字，抉發了正字“寐”與其別體“宀+林、穴+林、鮇字等”之間的淵源流變關係。唐賢清《近代漢語副詞“可煞”的演變規律》（《中南大學學報》1期），總結了“可煞”演變的三個明顯特點：一是由宗教文獻向中土文獻滲透，宋代是過渡時期，元明清時期完全確立；二是修飾物件由多樣化向專一化演變，由最初的修飾動詞、形容詞及其短語到專一修飾形容詞“作怪”，明代是過渡時期，清代完成；三是語義逐步呈現相對統一性，由最初的可以用做程度副詞、語氣副詞、或二者兼而有之到清代的語氣副詞與程度副詞合而爲一。闞緒良《敦煌寫本S.1725號“日別”考辨》（《文獻》3期），以敦煌婚禮書儀中“不可日別拜舅姑”的“別”字爲例，其放在名詞之後表示“每”的用法，産生與魏晉，南北朝沿用，尤其在唐五代西北契約文書中流行，宋以後少見。張小豔《刪字符號卜與敦煌文獻的解讀》（《敦煌研究》3期），從考察寫卷中“卜”號使用的場合入手，揭示了“卜”號下所隱含的漢字相誤的緣由：漢字的形式、音近、義近關係，固定詞語的習慣作用，上下文詞語及書寫位置的影響，字迹不清等；論證這些“錯”字對解讀敦煌文獻具有辨字釋詞、考察方音、校讀寫卷的意義。蘇暘《敦煌契約中的量詞》（《江南大學學報》4期），將《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第二輯中所收186個契約中所用的量詞，如用於土地丈量、屋舍、車乘、農具、服裝、動植物等，共分爲十類，並一一舉例論說。郝招《敦煌新本〈雜集時要用字〉中“相撲”一詞述略》（《體育文化導刊》11期），俄藏Дχ.02822號文書原定名《蒙學字書》，現定名《雜集時要用字》。該文書可能出自莫高窟北區，時代爲西夏。該寫本中詳細地分出二十部常用詞語，作者研究了其中的“相撲”一詞。康保成《元雜劇的“賓白”與“表白”》（《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4期），借用敦煌俗文學作品的對比，研究認爲元雜劇的“賓白”與“表白”皆與佛教相關。“賓白”當是指介於唱與白之間的念誦，其遠源是漢賦的主客問答，近源則是佛教論議的“賓主往復”；“表白”，繼承了佛教術語“表白”念誦、吟誦的名和義，與“賓白”相比，“表白”更加講究語調的抑揚與節奏的快慢，音樂性更強。張錫厚《是“根”，還是“恨”——重讀敦煌本〈十恨〉詩》（《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期），考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校錄的《十根》詩，應爲《十恨》詩。蔣冀騁《“歹”見於敦煌文獻嗎》（《古漢語研究》4期），《唐五代語言詞典》收有“歹”字，釋爲“惡、壞”，並舉《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和《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的兩篇文書爲證。作者則認爲此字應是“支”字。

　　文學

　　本年度敦煌文學研究的重要著作有：周紹良、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作家出版社，2003年3月），對敦煌詩的研究，歷來研究者因其整理物件和方法的不同，往往只能給人留下孤立的、分散的印象，甚至難以展示敦煌詩歌的全貌和總體認識。該書充分依據敦煌遺書內詩歌作品的原貌真迹，並廣泛吸納以往的敦煌詩歌研究成果，凡敦煌遺書內詩、詞、偈、贊等詩歌作品，均予以收錄，並寫出評書的校記，總數4000餘首，是目前海內外輯錄敦煌詩歌最爲豐富的版本，充分反映敦煌詩歌的文學文獻價值，並進一步填補中國詩歌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文學的先驅性究竟始於何時？胡阿祥《魏晉時期河西地區本土文學述論》（《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期），魏晉時期，各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就河西地區而言，以敦煌一域爲典型。當時可稱爲河西本土文學的中心。而這並非偶然，歷史地看，河西文學，敦煌居首；且不僅文學，敦煌一地所出經、史人才及總體文化水平，東漢以還，也都居涼州之首，這與敦煌居河西西陲、更加邊僻，相對而言也更加穩定有關。
　　敦煌俗文學的研究，尤其是變文研究，依然是敦煌文學研究者主要關注的內容。劉瑞明《敦煌文學藝術性先驅作用例說》（《敦煌研究》4期），該文從敦煌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對後世的先驅作用的角度，就墜鞭、蜂向美女采蜜、淚水和泥、誤飲毒藥、四面楚歌、恩人自死、偈語首用、馮唐故事等爲例進行了分析，認爲敦煌詞與敦煌變文兩種文學體裁，開了後世文學創作的先路。伏俊璉《上古時期的看圖講經與變文的起源》（《新世紀敦煌學論集》），認爲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我國就有看圖講故事的技藝，進而以爲變文是在中國固有的文藝形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借用這種形式宣揚教義，促使其更加成熟。李小榮《釋家變文原初意義之推考》（《敦煌研究》3期），從儒釋道有關變文文獻的考辨出發，確定釋家變文的原初意義，就文體而言，三教變文的共同含義都是對佛教經典的通俗化變易；就文本而言，是指講經文。釋家變文産生之初，就受到了儒家變文的深刻影響，同時釋家變文在吸收儒家講經釋義方法之時，又影響著道教變文的生成。全寅出《唐代變文話本小說初探》（《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從中國小說史的立場分析唐代變文，從它的形式及內容的演變過程看，便可以瞭解中國小說的俗文學性就從六朝志怪故事經過變文到平話一脈相承的關係。孫步忠《俗講及民間講書唱書促成了白話小說韻散相間體式的定型》（《敦煌研究》3期），白話小說文體的確立首先經過俗講者和民間講唱藝人的口頭加工。而講書、唱書的體式和其文本的形成促成了白話小說體式的定型。敦煌藏卷中的白話小說初具白話小說的規格，具備了後世說話和白話小說的形態，給後世白話小說以深遠的影響。王昊《試論敦煌話本小說的情節藝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6期），作爲中國通俗小說的濫觴,敦煌話本小說體現了較高的情節藝術水平，這表現在注重首尾完具，有單體式亦有連合式情節結構；通過賦予敍事焦點、預設觀念框架、增衍輔助情節等方法整合情節，使之更符合生活、藝術的邏輯等五個方面。
對敦煌變文具體篇目的研究有：霍旭初《印度、龜茲、敦煌降魔變文比較——佛教哲理通俗化的衍變》（《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印度、龜茲、敦煌的降魔變，雖然各自所秉的佛教派別不同，所依的經本各異，降魔變的形式和內容也有各自的特色，時代相距也較大。但降魔變通過形象化，又向故事化、演義化、神化化、通俗化發展衍化的趨勢卻是一致的。[日]砂岡和子《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降魔變文〉補校》（《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期），將現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寫卷《降魔變文》與羅振玉印入《敦煌零拾》的錄文進行重新對校，從而保留現存原卷的面貌。同時又以羅藏本真迹文字，對《降魔變文》的文本研究作了新的補充。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整治措施》（《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敦煌本《舜子變》所透露的孝道觀念，其實是按照唐代社會所認可的孝道觀念的具體呈現。賈雯鶴《〈舜子變〉故事演變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1期），舜子故事的歷時性演變有著漫長而又廣闊的時空跨度，它最終形成的敦煌本《舜子變》故事，既有對過去傳說的繼承，也有自己的創新。《舜子變》故事的演變遵循了民間文學一般的演變規律，即由荒誕到合理，由朴野到文明。黃亞平《武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以敦煌變文爲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期），武子胥復仇的故事起自春秋末年，並形成了民間口傳和史傳記載兩個傳播系統，前者以敦煌變文及宋元戲劇爲代表，後者以正史記載爲底本。兩系統在流傳過程中相互滲透、取長補短。使故事不斷趨於完善。李莉《試論敦煌本秋胡故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5期），以敦煌本秋胡故事爲核心，試述其演變源流，更主要的是探討變文的故事結局及其文化價值。何劍平《〈維摩詰講經文〉的撰寫年代》（《敦煌研究》4期），考訂出敦煌遺書中5篇《維摩詰講經文》的創作年代，其中S.4571與φ.101、φ.252號的時代應在盛、中唐之際；S.3872號應産生於安史之亂以後、南宗禪盛行之時；P.2292號所在五代後晉之時。並由此以爲，不同版本的講經文證明俗講僧的宗派來源是不同的，並且佛經註疏體對講經文的形式深有影響。孫昌武《敦煌寫卷〈維摩詰講經文〉的文學意義》（《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這一文體無論在表達方式還是在語言技巧上，都給後代的文學創作，特別是說唱文藝提供了借鑒。李樹輝《S.6551〈講經文〉寫作年代及相關史事考辨》（《敦煌研究》5期），S.6551講經文作于唐貞元十一年（795）四月或稍後。聖天可汗等指即懷信可汗。有關記述正是當時西域地區形勢的反映，表明西州在貞元八年（792）陷於吐蕃後不久便爲回鶻所收復。至晚到長慶元年（821）仍爲回鶻所據。而懷信可汗是第一位皈依佛教的回鶻可汗。
　　對敦煌本齋願文的研究有：王三慶《敦煌文獻中齋願文的內容分析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利用佛經，對佛“齋”的名義、佛教齋會的名目和類別、齋會的發展及其敦煌齋會文獻的意義等問題有所探討。以及該氏《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指出《諸雜齋文一本》一書，在齋文寫本的考訂、介紹、名稱、內容分析和價值判斷等問題存在的錯誤，以及亟待解決的補正。張承東《試論敦煌寫本齋文的駢文特色》（《敦煌學輯刊》1期），敦煌寫本齋文以駢體爲體裁，在具備駢體文的五大文體特色外，在情采、詞句、風格、文字等幾個方面具有自己的特徵，如：在情感聲書法多哀思之情、在審美上走向庸俗、在文字上錯訛俗白等；另一方面，齋文作爲駢體文在宗教儀文中廣泛應用的一大體現，同時彰顯了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文學與佛典的互動關係。
　　有關敦煌賦的研究有：張鴻勳《敦煌賦研究的幾點思考》（《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敦煌學界對敦煌賦研究存在的兩種差異，即對敦煌賦範圍的界定的不同而導致的錄文收集以及研究文化構成的不同。針對以上情況，作者提出自己的看法。總結出敦煌賦所具有的短幅小制、富於社會批判等五大特色。以及賦與小說、戲曲、說唱文學間的傳承關係。伏俊璉《敦煌賦及其作者、寫本諸問題》（《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期），對目前所見敦煌賦體作品的寫卷情況、作者、作品的創作時代和抄寫時代等進行了考辨。黃征《〈燕子賦〉研究》（《敦煌研究》1期），輯錄了《俄藏敦煌文獻》中可能是《燕子賦（一）》的卷號：Дχ.00796+Дχ.01343+Дχ.01347+Дχ.01395、Дχ.05415、Дχ.10741、Дχ.04803，與《敦煌變文校注·燕子賦》的文本相對比，加以考證、校錄與綴合，並將內容相類殘卷Дχ.01304校錄備考。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紮之一》（《文獻》2期），對俄藏Дχ.06176、Дχ.10527號考證、定名後認爲，文書殘存爲隋魏澹《鷹賦》及唐李邕《鶻賦》二題，前者爲敦煌寫本已發現的惟一一篇《文選》以外的先唐詩賦作；後者僅存殘句，但可補敦煌賦存目。
　　對敦煌詩歌作品的相關研究有：楊挺《不存在兒郎偉文體和兒郎偉曲調》（《敦煌研究》1期），作者對敦煌文獻中大量的上梁文、障車文、驅儺文及《全唐文》中與兒郎偉有關作品辨讀後，認爲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兒郎偉文體和兒郎偉曲調，與學術界流行的“兒郎偉文體”說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徐俊《敦煌先唐詩考》（《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從敦煌文獻中輯錄了先唐詩歌72首，並按照作者的時代進行了大致的排列，這些詩作最早有先秦的《荊軻歌》，降至隋煬帝的曲子詞一首，並依據傳世文獻與諸家錄文對以上先唐詩進行了對校。劉景雲《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敦煌研究》2期），對俄藏敦煌文獻第12213號《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校釋，並結合傳世文獻，較全面的考訂了後漢秦嘉、徐淑夫婦的事迹及他們的傳世詩文，從而肯定了該號文書的文獻價值。趙望泰《敦煌遺書S.5744〈祭某詩文抄〉本事探真》（《敦煌研究》1期），S.5744殘卷所抄的五言詩及《祭文》所寫的史事，實乃發生在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的張瑝、張琇兄弟二人爲父報仇的事件。所以托名徐彥伯所作，一是借助徐氏的才名，二是因爲徐氏曾兩次任職蒲州，張氏兄弟也爲本郡人而所做的附會。王勳成《從敦煌唐卷看劉商〈胡笳十八拍〉的寫作年代》（《敦煌研究》4期），依據敦煌寫本P.2555、P.3812、P.2845號詩題後的小序，考訂出劉商的《胡笳十八拍》應作於大曆四五年（769-770年）他罷盧州合肥縣令之時，從而解決了成詩的具體年代問題。胡大浚《敦煌寫卷中幾首佚名詩考釋》（《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下》），與傳世的唐代詩文本對照，考訂了敦煌寫本P.2555、P.3619、P.3812中所錄的幾首佚名詩的作者，並指出了敦煌抄本的錯漏對原詩作者及成詩年代的判斷造成的誤解。李誠《〈十吉祥〉研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十吉祥》是具有濃厚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佛教通俗宣傳作品，是用中國傳統言辭與情節詮釋佛教思想的代表作。張子開《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宗教學研究》4期），全面介紹和分析了敦煌佛教文獻中的白話詩偈，認爲敦煌佛教白話禪詩中有一部分確實體現出了禪宗南北兩派的意涵。其他詩作雖然難以歸屬於禪宗，但卻反映了廣義上的禪的觀念。在白話禪詩之外，敦煌佛教文獻中尚有一批一般佛教白話詩。而上述佛教白話詩偈，都應該納入中國俗文學、特別是中國佛教俗文學的研究範圍之內。

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對2002年度敦煌學研究概況介紹的文章有：陳麗萍、江海雲《2002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敦煌學輯刊》2期）。
　　還有對上年度召開敦煌學會議的介紹有：《“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藏學》2期），是對北京理工大學、敦煌吐魯番學會與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聯合舉辦的“國際敦煌學學術史研討會”的介紹。
　　2003年是敦煌學界先輩王重民先生誕辰100周年，爲了紀念先生對早期敦煌學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中國吐魯番學會共同主辦了“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位化國際研討會”，會議以敦煌寫本的研究與修復，以及紀念王重民先生爲主題，會後還主辦了“王重民先生生平展”，對此次會議及相關情況的介紹有：馮培紅《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位化國際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2期）。此外，還有周文駿、王紅元《王重民先生的學術成就——紀念先生誕生100周年》（《圖書情報工作》6期），羅德運《王重民：敦煌學界的一代泰斗》（《圖書與情報》3期），周文駿《王重民目錄學研究述要——紀念先師王重民教授誕辰100周年》（《北京大學學報》3期）等文，對先生的生平及學術成果進行了介紹與回顧。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02年舉辦“敦煌學漢語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集中，有對會議召開情況的介紹：姚永銘《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還有紀念三位先生生平及學術貢獻的文章：傅傑《姜亮夫先生傳略》、方一新《蔣禮鴻先生傳略》、張湧泉《郭在貽先生傳略》（《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其他追憶與緬懷敦煌學界先輩的紀念文有：陳滯冬《夢魂三匝繞敦煌——紀念張大千先生臨摹敦煌壁畫六十周年》（《四川文物》2期），根據當事人的記錄及其他材料，研究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具體時間、摹本幅數及其著作權歸屬問題。指出張氏臨摹壁畫的目的並不是要給敦煌壁畫留一個副本，而是借此探討中國古代繪畫的源流，研究古代繪畫藝術鼎盛期的技法、制度和格局。張氏的臨摹活動改變了他自己一生藝術的取向，爲他最後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及沈建中《敦煌石窟寫經生——記臺灣敦煌學一代宗師潘重規教授》（《台聲》3期），雷公《納桑鋪路煥新彩無私師表引路人——緬懷恩師潘絜茲》（《絲綢之路》1期）。

　　敦煌學數據庫建設

　　隨著敦煌學的全面發展，敦煌學數據庫的建設在敦煌文書的修復、敦煌壁畫的復原，以及將敦煌文獻的公佈推廣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本年度有關敦煌學數據庫的建設及相關探討，在敦煌學研究中所占比例甚重。作爲敦煌文獻四大藏地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于2003年開通了國際敦煌項目中文網站，該館館刊《中國國家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通訊》的第3期就是《紀念國際敦煌項目中文網站開通專號》。上文所說的“敦煌寫本研究、遺書修復及數字化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也顯示出在科技發展的新時代，敦煌學的研究與高科技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敦煌學界也希望通過二者的結合，找尋敦煌學研究更廣闊的前景。
　　本年度有關敦煌學數據庫建設的論作有：林世田、孫利平《IDP項目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數字化》（《國家圖書館學刊》1期），敦煌文獻所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土地廟、敦煌西北漢長城烽燧遺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國、北朝、隋、唐以至於宋代的多種文字的古代寫本和印本。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書、四部典籍在內的古代文獻的整理是一項繁雜長期的工作，而敦煌文獻的數字化可以推進相關進程。劉華等《敦煌學數字圖書館遺書元資料標準的設計與結構》（《上海交通大學學報》S1期），根據敦煌遺書的特點及敦煌學領域專家的特殊需求，參考國際通用的元資料制定規則，提出了敦煌學數字圖書館遺書元資料標準，在該標準基礎上可從數位圖書館角度實現敦煌遺書的收集、整理、發佈及網上檢索。邰惠莉、沈子君《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開發與應用》（《2000年敦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介紹了《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開發背景、入庫卷號及建設情況，以及數據庫前端編程和運行系統、應用程式。最後指出該數據庫的發展前景和擴展性。李鴻恩《敦煌研究文獻資料主題分析與標引》（《敦煌研究》4期），依據敦煌研究文獻分佈規律及檢索特點，提出了建設學科特色數據庫在文獻資訊處理方面的一般要求及工作細則。向君、盧秀文《開發專題文獻數據庫爲敦煌學研究提供資訊保障》（《敦煌研究》4期），探討了敦煌學專題文獻數據]庫建設的背景、步驟、方案、服務等，討論了專題數據庫的特點和具體分類。
　　徐文華等《基於紋理合成的圖像藝術風格學習》（《武漢大學學報》3期），以馬可夫隨機場模型的紋理合成演算法爲原形，在結合圖像藝術風格的學習和約束的樣圖紋理合成演算法的基礎上，提出了面向物件的圖像藝術風格學習的演算法，並將其應用在敦煌壁畫虛擬的復原臨摹工作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潘雲鶴、魯東明《古代敦煌壁畫的數字化保護與修復》（《系統仿真學報》3期），提出了一整套數字化壁畫保護修復的技術，並描述了利用該技術進行數字化壁畫保護修復的系統體系結構及�行機制。首先提出了智慧化交互的壁畫臨摹輔助技術和基於色彩協調的壁畫色彩演變技術。然後介紹了根據相應技術實現的智慧化壁畫臨摹輔助系統和石窟壁畫文物保護修復輔助系統。文章的最後提出了在數字化文物保護、研究、修復與開發利用方面的進一步設想。陳任等《多維度對象數字化信息記錄技術研究》，（《測繪學報》4期），對多維度對象進行數字化信息記錄，是對其進行虛擬展示、傳輸和分析等操作的基礎。在虛擬世界的建造過程中，多維度對象的空間及色彩等特徵的資料獲取始終是一項困難的，同時卻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以敦煌石窟中的文物對象爲例，詳細討論了集成化的多維對象數字化信息記錄技術。並針對敦煌石窟中的典型代表文物：敦煌壁畫與彩塑的特點，提出了面向高精度記錄和展示要求的敦煌壁畫和彩塑物件的數字化獲取方法和規範。劉剛、魯東明《敦煌壁畫的數字化》（《敦煌研究》4期），討論了在敦煌壁畫的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如何利用多媒體與智慧技術集成，解決敦煌壁畫的色彩虛擬復原、敦煌風格圖案創作以及敦煌石窟漫遊等問題。楊西寧等《敦煌石窟藝術元資料標準的設計及實現》（《上海交通大學學報》S1期），通過對敦煌石窟藝術的分析，採用建模技術，研究並制定了敦煌石窟壁畫元資料標準、敦煌石窟彩塑元資料標準。它的目標是建設敦煌學數字圖書館，爲敦煌學專家提供詳實、完整、全方位的數據資料.敦煌石窟藝術是敦煌學數字圖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研究對象特殊、數據類型多樣、數字資源之間關係複雜，只有採用元資料才能正確描述其特徵，並對相應的數字資源進行合理的組織和管理。

编辑：咫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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