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赀财、物件，

货物，水手……

你由海上运出的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的赀财、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以西结书》，第27章，第27—32行[1]。

第一章大唐盛世

    历史概况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李姓王朝统治时期的，唐朝帝国的外来物品。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有唐一代历时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各个阶段的历史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必须对唐朝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划分，以形成一个年代框架，这样就便于安排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无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它过多地考虑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变化，而对于那些没有变化，或者是变化很小的因素，却考虑的太少。所幸的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限于商业和艺术方面，这样就允许我们可以比较随意地以世纪为单位，对当时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一些大致的划分。而且我们也相信，这种划分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去太远。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现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政权和位于现在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政权和西域地区，即相当于现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诸国的君主[2]，使唐朝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租是由每个成年男性必须交纳的粮食税；调是由家庭妇女交纳丝绢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绵或麻），以此作为家庭税收；庸则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公共工程所服的劳役，庸也是由家里的男子来承担的[3]。

    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作是寻求新的机遇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这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入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入侵[4]。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5]。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入侵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 年[6]，而中唐则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复原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7]。以八世纪中叶为界，唐朝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可以依此将八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前后时间基本相等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处于顶峰的最辉煌的时期，而后五十年则是唐朝逐渐恢复元气和偏离发展轨道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8]。这时的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9]。在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骡子和马[10]。为了将庸调丝绢顺利地从长江口转输到京城，在历史上曾经设计了复杂的运河系统来满足漕运的需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又将这条运河系统加以改进，使它在转输丝绢的同时，也能够运送外国来的奢侈品 [11]。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很快就改变了唐玄宗这位年轻的君主的嗜好。当玄宗最初继位时，他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对这种奢糜之物的鄙视。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当玄宗听到了广州堆积着大量的外国来的财宝的传闻时，在这种消息的诱惑下，玄宗皇帝开始对昂贵的进口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无嫉妒地派人监视外国贸易的情况[12]。 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丝绢是正式的价值尺度，它可以来与任何物品——从一头骆驼到一亩土地——进行交换[13]。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731年[14]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取代了。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而象扬州和广州这样的商业中心就更其如此[15]。 钱币是商业机器运转的油料，钱币得到认可，为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16]。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除了八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之外，八世纪是自由的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和境况凄惨的佃农的时代，也是反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徭役、以及税收所导致的结果[17]。

对于新的文人阶层来说，玄宗统治时期是一个胜利辉煌的时代，政治家张九龄卓尔不群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张九龄生长在酷热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对头，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辉煌并不长久，同样也正是在玄宗统治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18]。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 [19]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20]。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21]。 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已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地)在短短的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22]。 对于外来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护，在各自的圣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

北方地区在遭到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的蹂躏之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阶段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头二十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唐朝九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左右开始，到 917年[23]，随着唐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的。九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随着两税法颁布后的紧缩时期的到来，在九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昂贵的进口货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同时也带来了遍及唐朝全国各地的大灾难[24]。九世纪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灾难是黄巢起义，在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因为黄巢起义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中特别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的大屠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贸易活动，而且也破坏了来源于贸易的税收财源[25]。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26]，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 (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27]。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8]。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唐朝的外国人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 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29]。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象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30]带到了唐朝宫廷[31]。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32]；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33]。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34]。

    商船与海路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37]。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 [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座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 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48]，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49]。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50]，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作“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51]。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52]。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作“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53]。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54]。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  clipper”[55]和 “East Indiaman”[56]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作“Chinese”[57]， 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58]。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59]。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60]。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61]，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62]。

    商队与陆路

　　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63]。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伊吾(即今哈密)[64]。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65]。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它的绿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南道。南道沿着神秘的昆仑山脉的北缘西行， 然后到达和阗和帕米尔[66]。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暴：

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67]。

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陆路商道，这条道路是从四川经过现在的云南省境内，进而分作两条道路，通过缅甸境内上伊洛瓦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峡谷，然后再前往孟加拉。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通道，但是在唐朝之前却几乎没有利用过。唐代的云南属于西南蛮地区，唐朝政府曾经徒劳无益地试图征服西南蛮，但是由于八世纪时在这里新兴起了南诏政权，这样就使唐朝重新开通这条通往缅甸的古道的努力最终化成了泡影。南诏国对于入侵唐朝边疆的吐蕃人的态度，要比对唐朝的态度友好得多。当南诏在懿宗咸通四年(863)入侵东京湾之后，唐朝政府最终得以摧毁了南诏的军事力量，但是这时正是唐朝对外贸易的衰落时期，所以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价值了。在通往缅甸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从密支那的琥珀矿通过。密支那距离现代开采翠鸟色翡翠的矿区不远，这里出产的翡翠很受欢迎。一直到了后代，这里的翡翠也是穿过缅甸古道，经由云南境内运送到北京的玉石工匠的手中的[68]。

最后，参拜圣地的佛教徒有时也会选择通过西藏地区前往印度的通道。这条迂远而艰难的道路通常是经由尼泊尔到达印度的[69]。

    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70]。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71]。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72]。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 “China”[73]。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74]。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75]。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76]。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77]。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几乎近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78]。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员的特殊地位。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特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79]。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80]。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81]。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82]。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83]。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有着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掠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叡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84]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85]代替了倒霉的路元叡[86]。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87]。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88]。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 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89]。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90]。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作“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91]。代宗广德元年(763)， 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92]竟至于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了下来。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93]，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94]。从代宗大历四年(796)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95]。然而即便是象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掠夺[96]。八世纪末年，王锷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97]。王锷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象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98]。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99]，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住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100]。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诃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游历，到传说的唐朝京城其它一些大城市去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在称作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101]，入赣江流域。从赣江流域就可以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省，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102]——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它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103]。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104]。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105]。

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在帆蓬、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轻易地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从而到达其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106]。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107]。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108]。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当时也很富足[109]。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110]。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俱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从摩揭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111]。 扬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荡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衣着华丽，可以经常欣赏到最精彩的娱乐表演。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只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的数量[112]。扬州还是一座月色融融，灯火阑珊的城市，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113]。

扬州城如此繁荣兴旺，外国人势所必然要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店铺[114]。肃宗上元元年(760)，当唐朝叛将田神功的部众掠夺扬州时，曾经在这里杀害了几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115]。尽管扬州经历了这次巨大的灾难，但是一直到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扬州城还保持着它的富庶与显赫的地位。九世纪未年，扬州又遭受了黄巢的追随者，如毕师铎、孙儒等反叛首领的蹂躏。十世纪初年，在唐朝废墟上兴起的吴国，部分地恢复了扬州往日的繁荣。但是到了十世纪中叶，当北方的后周入侵吴国的继承国南唐时，扬州再次毁于兵燹[116]。宋朝初年的扬州呈现出一片颓败残破的景象，而新的宋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则更加速了扬州的衰败。宋初统治者鼓励在靠长江更近的扬子县发展贸易、运输和金融业。并且下令由扬子县来转输其它地方的工业品[117]。扬子县后来改称真州。洪迈在他十二世纪时撰写的著作中，对八九世纪时期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于扬州的热情感到惊诧不已。在洪迈所处的时代，扬州的境况已非复旧貌，抚今追昔，洪迈不禁感叹：“今日真可酸鼻也”[118]。

　　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扬州的繁荣都应该归功于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但是大运河与扬州的兴盛时期却是在八世纪时才到来的。随着八世纪唐朝人口与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地的出产已经无法满足两京以及北方其它城市的需求了，这样就不得不从长江流域将谷物运送到北方。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运河系统承担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开元廿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在从扬州到长安的途中，沿途在一些要害地区设立粮仓。每当大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转输任务时，就可以将粮食妥善地贮藏在这些粮仓中，从而避免了货物运输的延误和阻塞，杜绝了粮食的腐烂和被盗，而且也使得稻、粟等谷物可以安然地换载与运河河道宽度相应的船只。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就保证了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奢侈品的运输量，大大加重了运河船只以及唐朝新的中继转运系统水道的负担，这一点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当时至少没有公开提倡这种做法[119]。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而这些漕运船最初则是计划用来装载粮食口袋的。

不过当时的漕运船上的船师以及船上搭载的游客对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愿骑马或乘车的话，便会驾船离开扬州，顺着运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区，一路上对围着漕运船游来游去的一群群鸭、鹅大加兴叹[120]。在途中，他们可能会与盐院的船只擦肩而过——船上象雪一样洁白的盐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闪光；也许他们会在繁华的睢阳和陈留城停留歇脚——这两个城市当时是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开封)，他们也许会顺路去看看城里的拜火寺[121]—— 开封城当时有五十多万人口， 但是这时它还没有具备以后将要获得的大都市的殊荣。最后，旅游者终于到达了唐朝的东都，即洛阳古城。

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象广州、扬州那样的，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庋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社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122]， 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有着使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一点也不比长安逊色。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气氛。洛阳城还是武则天女皇的“神都”[123]——到了十一世纪时，洛阳就发展成了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阳则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124]。南市是洛阳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南市的占地面积达两个街区(即“坊”)。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百二十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整个市场包括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125]。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祇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126]。

天宝二年(743)，唐朝在西京长安以东兴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其实就是一个货物转运潭。唐朝人喜欢说的一句俗谚叫做“南舟北马”，但是在这一年，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在了这个转运潭里，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的，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所有的货物都被换装到了小斛底船上，“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履，如吴、楚之制”[127]。这里就是那条从广州开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长安的，绵绵不绝的水路的终点。 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其数量相当于位于这条漫长的水道和运河网络另一端的广州城的纳税人口的十倍。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128]。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份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较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129]。萨宝(S Drthav Dk)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130]。东市座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131]，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132]。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133]。八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商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新的饮茶风尚并非仅仅在汉人中流行，据说，来到长安的回鹘人在办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驱马前往经营茶叶商人的店铺[134]。这些嗜茶者的同胞——回鹘高利贷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数负债累累的汉族商人和挥霍无度的衣冠子弟，将他们的土地、家俱、奴隶甚至祖传的纪念遗物，都当作现金担保典当给了回鹘高利贷者。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物价飞涨，人人都陷入债务中无法自拔时，这些放债人简直被看成了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回鹘人[135]的傲慢无礼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回鹘人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鹘行头居然未经唐朝官员审理而将他非法营救了出来[136]。唐朝人对回鹘高利贷商人的反感越积越深，最后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与蕃客钱货交关”[137]。回鹘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行为，是引发九世纪中叶排外运动和迫害外来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长安城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追寻安慰，从而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债务。例如，他可能会参加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这样的佛寺遍布长安。佛寺举办的这些新奇的文娱活动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国家。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而且还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138]。如果是没有家室的市民，则他可以在位于东市与宫城之间的平康坊的妓女中寻找到另外一种慰藉。平康坊有许多娴熟音乐、舞蹈而且又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鸨母”交纳一千六百文铜钱，就可以与妓女一起共度良宵[139]。享有父辈荣耀的贵族子弟，或者是将科场功名作为通往仕途的唯一途径的少年文士都会轻易地因这些妩媚动人的妓女而深陷爱河。如果这些风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学才能的话，他们就会用自己写的情意缠绵的诗歌或者是悱恻动人的传奇故事来取悦那些明艳照人的妓女[140]。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由“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141]里有许多酒馆，在这些酒馆里花钱更少，但却可以感受到更浓郁的异国情调。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东的旅程，前往东都洛阳的话，这些酒馆就成了饯友话别的好去处。在这里，精明能干的老板娘会雇佣带有异国风韵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玛瑙杯为客人斟满名贵的美酒。而这些姑娘则使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由胡儿吹箫伴奏的甜润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务，正是招揽顾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142]。这些温顺可人，金发碧眼的美人儿使诗人们心荡神迷，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她们绰约的风姿，大诗人李白是这样描述她们的：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143]？

现在，让我们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离开长安，再来看看其它那些常常有外国人滞留的城镇。当然，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活动的踪迹。在富庶的川中流域，或者是在洞庭湖附近湿润的低地地区，你都会发现求购丝绸锦缎的外国商人[144]。但是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往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唐朝的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伊朗拜火教徒和伊朗乐师。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贵族占领。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凉州古城。凉州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节度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朱唇侍者的悉心侍奉[145]。因为“(凉)州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146]，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八世纪时，凉州的常往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Shindu)，申屠这姓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还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边疆地区的国家[147]。凉州是牧马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仍然保留着古代蒙古语名称的“Tümigen ”河沿岸地区，更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的牧地。“Tümigen ”，鲜卑语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地丰饶肥沃，它才被称为“骨髓”[148] 。凉州出产优质的缎[149]、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藭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150]。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在中世纪早期的远东，凉州音乐曾经风糜一时。

    唐朝外来居民的待遇

　　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时，“回纥(即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151]。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鹘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它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例如，文宗开成元年 (836)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认为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152]。

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153]、“黑昆仑”(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淫荡的)等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了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沿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他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154]。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伊朗女侍者。八世纪是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受到热情欢迎的世纪，同时也是数千名并无恶意(但却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被残杀的世纪。九世纪时，外来物品价格特别昂贵，而且也很不容易得到，这样一来，一种充满着浪漫的回忆色彩，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主要特点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奇怪的是，同样是在九世纪，正当有关那些来自西极的，乐善好施的富豪的故事到处流传之时[155]，也正是外来居民遭受猜忌和迫害之日。在这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同一个时代里，对于外来居民而言，他很可能会在唐朝政府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本人如果与新贵结成联盟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唐朝的新贵阶层是由科举制度造就的、反对世袭贵族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可以举一位大食人为例，在九世纪中叶，这位大食人曾经得到了“进士”这样的殊荣。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唐朝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外国人的形象与真正的外国人分离开了：随着物价的增长，唐朝人对于外来富商的憎恶与日俱增；唐朝政权的不断削弱，使政府只能听任异族对唐朝国土的入侵[156]，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唐朝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总之， 对于外国人的不信任的和敌视的态度，与对外来物品的喜爱，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当七、八世纪唐朝处于朝气蓬勃的全盛时代时，这种对于外来物品的喜爱并不算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九、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七、八世纪胡风盛行时的状况，使后人得以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在这时的文艺作品中，恋情依依地回顾了七、八世纪那段美好的旧时光——唐朝军队的优势力量和唐朝艺术的优越地位，在当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国人的承认。这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珍稀货物。这就正如同在我们的时代，一位前德国士兵可能会追忆起他可以开怀畅饮法国酒，而不必承认法国的平等地位的日子；或者就象一位前英国的文官深深地怀恋着大英帝国统治时期野蛮的印度的财宝一样。以货比人，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与外国奢侈品相提并论。

　　唐朝人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唐朝的商业贸易从来没有能够从政治的羁绊中脱离出来。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说越是上层社会渴望得到的商品，国家就越是要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对于国内产品，例如盐、铁、钱以及有时对于酒和其它日用消费品的传统的政府垄断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对于外来奢侈品进行控制的模型。八世纪时在广州设立的“市舶使”这种新的官职，就是以古代的“盐铁使”作为典范和原型而设立的。“市舶使”的职责是购买朝廷想要控制的所有的进口货物(特别是朝廷或者是受到朝廷宠信的集团所需要的进口货)，防止走私，并且要遵循垄断国内货物的老皇历来垄断进口货[157]。根据这种态度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贸易与外交应该是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从而将外国带给唐朝朝廷的礼物看作是外国向唐朝天子遍布四海的权势屈服的象征，而实际上这些通常是由大量珍贵的货物组成的礼物，应该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8]。称“进贡国”被迫奉献纳贡，只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话。外国——包括与唐朝疆域相接惧怕唐朝势力的国家以及那些由于路途迢迢而真正独立于唐朝的国家——都是纯粹出于自身的利益将它们的货物送到唐朝，然后从唐朝政府那里得到它们希望得到的“礼物”，从而避免它们可能会遇到的麻烦[159]。就外国商人而言，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交易制度肯定是有些犹豫的。因为这种制度要求他们首先要在唐朝都城将他们的部分商品奉献给朝廷，或者是在报关口岸将货物装进政府的货栈，而这样一来他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自由的代理商了。但是如果他想要以个人的计划行事，则他可能就会招致官方的干涉，甚至有可能带来祸患。至于地方长官，他们在解释朝廷限制贸易的政策方面宁可走得更远一些，也不愿意冒着被砍头的危险随意放宽政府的限制[160]。甚至允许外国人向平民自由出售的货物，也不得不在那些处在政府代理商严密监督下的大市场中交易[161]。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唯恐失去其应得的一份利润，所以外国人最想带回本国的那些货物，也恰恰正是唐朝的官吏最着意加以监视的货物。通过开元二年(714)的一项诏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货物的种类。诏令中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口或出售的商品主要有锦、绫、罗、縠、绣，织成、紬、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等物品[162]。相反地，唐朝政府对于那些它们认为对社会风化来讲是轻佻的和有害的商品的进口和销售，也规定了一些古怪的限制条件——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商品可能是商人货船中最有利可图的货物。确实正像在广州的一位波斯僧发现的那样，甚至出售假造的奢侈品和搀假的货物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使从事进口的商人身陷囹圄[163]，但是如果碰巧不被发现的话，他还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这位波斯僧就是专门为精明世故的唐朝朝廷制作外国“奇巧”的[164]。可是正如千万个外国商人在唐朝境内的经商活动证实的那样，如果经营者是一位聪明的商人，而且他知道什么货物可以进口，什么货物能够出口，知道他所置身的环境如何的话，那么即使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也能够独自经营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最聪明的商人，也无力避免其它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地方长官对于唐朝官员应该具有的道德原则不管不顾的话，商人货物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关税”的名义下，被地方长官剥夺而去。甚至如果海关关卡的检查者碰巧是一位廉直的官员，唐朝政府所要求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过份的。根据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当他的同胞到达唐朝时，他们的船货有三分之一都被迫交到了唐朝的货栈里[165]。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唐朝政府没有一项规定是永久性的，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不可逆料的。头一年看起来还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到第二年就有可能会变成一项政策。唐朝政府以诏令的形式一次次地颁布免征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大大改变了商人的处境，从而使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想法变得更为合情合理。太和八年(834)由唐文宗颁布的一项诏令，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这道诏令是在文宗疾病痊愈之际颁发的“德音”。在诏令中赦免了各种级别的罪犯，而且同时也特别施与了朝廷对于在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经商的，来自海外的“蕃客”的保护。因为这些蕃客“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长官允许蕃客“来往交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166]。

但是唐朝的外来居民还面临着其它一些必须正视的困难。首先他要面对与商业贸易无关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没有保障的状况。如果外来商人不幸客死在了唐朝的境内，他的货物就会被封存起来，如果在短时间内找不到他的妻子或者是后嗣的话，这些货物将由政府予以没收[167]，而寻找继承人的期限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来居民娶了汉族妇女为妻，或者是纳汉族妇女为妾的话，他就得留在唐朝境内，绝对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汉族妇女一起返回其故土。这是在贞观二年(628)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汉族妇女，避免她们与外国使臣及其随从之间的临时婚姻——这些人在离家外出期间，需要利用这种露水姻缘来得到一时的满足[168]。对于下嫁游牧部落酋领的唐朝公主来说， 这种规定当然是不适用的。皇室公主毫无怨言地被送往草原地区，她未来的丈夫与唐朝的关系是否友好，对唐朝的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九世纪初期，在回鹘政权鼎盛时期嫁给回鹘可汗的唐室公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公主的出嫁是为了交换(事实的确是这样)回鹘使臣献给唐朝的，以使公主成行的礼物：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鸭子头玉腰带等，此外还有一千匹马，五十头骆驼[169]。不管是因为遵从唐朝的法令，还是出于自愿，我们知道在九世纪时，有许多外来居民已经在唐朝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们全都有了妻室儿女[170]。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外来居民都有义务服从专横的隔离法令，只是由于另外一些较为宽松的法令，才使这种情况部分地提到了缓和——这些法令允许唐朝城市中的外国移民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且在移民之间可以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处理诉讼案件[171]。

    进贡

　　一旦普通商人得到官方的允许，获准在唐朝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他就可以在其同胞中住下来，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了。但是，代表外国政府来唐朝的使臣与此不同，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可能是在商业方面，或者说至少是为了有利可图地交换珍贵的物品，可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却不得不去应付那些等待着每一个进贡国代表的豪华场面，这样一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就当然地承担了进贡国的义务——虽然这些使臣即使是在与好友私下密谈时，对此也是佯作不知。但是也有一些属于例外的事例：当萨珊王室的末代后裔卑路斯来到长安，寻求唐太宗的保护和帮助时，我们无法猜测这位逃亡的萨珊王子究竟为唐朝皇帝带来什么象征性的礼物，或者说他究竟向唐朝皇帝进献了怎样的表示臣服的象征物[172]。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使臣大多都是普通政客、国王的近亲、高僧大德，或者干脆就是由商人充任的。一般来讲，这些人对于俯首称臣这种事情是不太在乎的。那些路途遥远，但又希望促进与唐朝之间的贸易的国家，往往宁愿请求其友好邻邦的使臣代表他们出使唐朝，而不是派遣本国的使团。婆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贞观四年(630)，婆利国派了一位使者带着本国的方物， 随同林邑使团一起到唐朝朝廷进贡[173]。

　　外国使臣到达唐朝都城时，必须携带正式的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的话，就得上表乞请，乞请的物事或是金带锦袍，或是一名作为常驻顾问的汉官，或是一部汉文经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所有的乞请物事中，外国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种精美的袋囊，他的使臣可以用这种袋囊盛放官方符信[174]。这种符信是一种铜制的鱼形符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枚铜鱼的一半。对于每一个与唐朝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政府都给它们分发十二枚这种被分作两半的铜鱼。每枚铜鱼都按顺序编号，并且刻上了接受铜鱼的国家的国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宫廷之内；“雌”的一半赠送给“进贡”国。派往唐朝的使臣将鱼符放入锦缎袋囊中，他携带鱼符的顺序号，应该与他到达长安的那一月的月份相符合[175]。如果他带来的一半鱼符与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会得到与唐朝政府规定提供的权利和优惠相一致的接待。例如，外国使臣的粮料供应，就是按照该使臣所在国的距离远近比例来配给的。所以天竺、波斯、大食等国的使臣可以按规定分配到六个月的食粮；来自尸利佛誓、真腊和诃陵的使臣也有四个月的食粮；而来自与唐朝边界相邻的林邑的使臣则只能得到三个月的食粮[176]。即使是大国的代理商也不能轻易取得优先的待遇：例如在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壬申 (758 年6 月11日)，回鹘与黑衣大食的使臣携带“贡物”同时到达唐朝宫廷，他们为了优先进入宫门而相互发生了争执，为此皇帝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令，确定了他们进入宫门的礼仪，即允许双方使臣同时经由左、右门进入皇宫[177]。

　　长安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有一座城门，每个城门附近都备有客馆，当外国外臣最初到达长安时，就先在一所这样的客馆中临时安顿下来[178]。从这时起，外国使臣就在鸿胪寺官员的指导下进行活动[179]。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官署，它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唐朝皇室成员的丧葬事宜和接见、款待外国的客使[180]，而且鸿胪寺还起着搜集有关外国资料的情报交流机构的作用，这种职能与鸿胪寺的基本职责相去甚远，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军队的决策人物来说，却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外国使臣刚刚到达长安时，政府就会派一位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来会见使臣。讯问其本国的山川、风土状况，然后再根据使臣提供的素材绘制成地图[181]。伟大的地理学家贾耽在八世纪曾经担任过一段鸿胪寺的长官。据说贾耽非凡的世界地理知识，就是从他本人会见来访的外交使臣时得到的[182]。

　　在外国使臣滞留唐朝期间，最重大的时刻就是受到皇帝接见的那一天。在这种场合，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唐朝统治者赫赫威严的气派和凌凌逼人的权势在外国使臣心目中留下深刻的映象。如果使臣官高位尊，有资格参加冬至那天为属国藩王召开的大朝会的话，他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召见大殿前的左右厢排列着十二列仪仗卫队——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等。每一列仪仗卫士都披着艳丽夺目、色彩各异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队伍都有相应的旗帜——鹦鹉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绣着野驴和豹子的旗子，或者是刺绣着其它象征勇敢的动物的旗帜。即使是官职卑微的使臣，在平时接受召见时也可以看到当番的皇室禁卫军。禁卫军的卫士分作五仗，其中有四仗身穿猩红衫，头戴东北雪雉尾羽装饰的帽子，而第五仗则穿着刺绣着野马形象的战袍。所有卫士“皆带刀捉杖，列坐于东、西廊下”[183]。这种浩大的场面使外国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规矩实行了跪拜礼之后，使臣们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将贡物陈放在召见大殿前。然后使团首领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员[184]的低声指点下，向皇帝致意，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185]。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受礼物，并且从使团随员手中接纳作为贡物的赠礼[186]。作为对奉献纳贡的酬答，进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将会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个徒具虚名，但却十分荣耀的官衔。这样他就名符其实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会赐予他们丰厚的“俸薪”[187]。当尸利佛誓[188]国王向唐太宗贡献了象征性的贡物之后，唐玄宗随即宣布了对其特许的权力的认可，并且宣称“……嘉其乃诚，宜有褒赐，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189]。

外国使臣以自己本国君主的名义接受了这些殊荣之后，就被引导出殿。这时他就可以享用比较轻松的宴飨，以洗去旅途的劳顿。八世纪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皇帝在召见之后下诏说：

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海，兼献方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190]。

    胡风

上面我们讲了唐朝接待那些带来奇珍异巧的异域人的方式。这些奇珍异巧就是唐朝的贵族阶层以及模仿贵族者梦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191]，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192]。

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胡风的盛行波及到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193]。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194]，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195]。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但是对于其它一些外语，如高丽语、吐火罗语、吐蕃语以及林邑语等语种的学习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不清楚。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作“羃��”。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都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人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196]。但是到了七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197]。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它是一种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妇女戴帷帽，当时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强烈的物议，咸亨二年 (671)，唐朝发布了一道诏令，试图禁断那些“深失礼容”的女骑手，要她们在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但是，对于这种诏令根本就无人理会。到了八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198]。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八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199]。九世纪时，正当凉州(这里以易于向外来风尚妥协而知名)这样的城镇中的居民随意地选择外来服装和生活方式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人民却在保持祖国纯正风俗的精神鼓励下保留了汉装[200]。

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201]。在这些都市里的毡帐居住者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伟大的唐太宗的儿子，不幸的皇太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象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202]。

尽管在当时模仿承乾太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具有这种粗野爱好的人的数目毕竟是很有限的。唐朝社会上更普遍流行的是从外国传来的食品，这些食品当时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外来食品中，最流行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小“胡饼”，其中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带有芝麻籽的蒸饼和油煎饼，尤其备受人们的青睐[203]。 虽然胡饼深受外来居民和唐朝本地人的欢迎，但是制作胡饼的技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制作和出售胡饼的通常都是西域人。在唐代颇为流行的一个故事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位胡饼商。有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在黎明前从他的情人的家里回来，这时他所在的里坊的大门还没有开，在等待开启里门的晨鼓声时，这位年轻人光顾了这样的一所胡饼店。据记载：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廉下，坐以候鼓[204]。

与大众食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富豪和体面人的餐桌上准备的精美菜肴。这些菜肴中有些是利用昂贵的进口配料制作的，但是在制作方法上却似乎没有根据外国的烹饪方法。在这类食品中，特别流行的是各种添加了香料的香味食品，例如在一种叫做“千金碎香饼子”[205]的食物中，就必定添加了香料。而有些食品则显然是根据外国传来的食谱制作的，例如在笼屉中蒸制的“婆罗门轻高面”就属于这一类食品[206]。

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它方面的外来影响相适应的是，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唐朝的诗人以及画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纷纷涌进唐朝境内的外国人。由于艺术家本人的气质可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广为流行的，而且普遍受到人们信奉的文化潮流不相谐调，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崇尚异国情调的艺术家，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但是对外来事物的兴趣最为浓烈的时代，却往往是那些开始或重新开始与异国他邦相互交往的时代。所以一个时代对于外来事物的兴趣是否强烈，尤其与扩大国家势力的征服以及商业扩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在赞颂自己国家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愧疚——对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而他们又是通过将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理想化来赞颂自己的国家的。正如德拉克洛瓦和高更的绘画作品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塔希提人的形象一样，在戈佐利和贝利尼的画作中的摩尔人和撒拉逊人的形象也同样表现出了一种自大的和傲慢的文明的特征。在唐代，也有一些与此极为相似的艺术作品。甚至在外来题材的宗教作品中，也确实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例如集中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三贤人画像的特点，就与在远东佛教艺术中所见到的，长着印度人面孔的阿罗汉的形象不无相似之处。

有些中世纪的评论家并没有将反映外来题材的绘画看作是一个特别的种类。例如著名的郭若虚就是如此。郭若虚是在十一世纪时评论九、十世纪的绘画作品，这样就使他正好处在一种不远不近，十分有利和客观的地位上。郭若虚将古代的绘画分作“观德”、“壮气”、“写景”与“风俗”等几个类目[207]，但是他并没有将反映外国人的以及内容与外国有关的绘画作品归作一个专类——即便他偶而也曾讨论过以外来事物为主题的绘画，例如，他曾经指出了描绘来源于印度的神像的正确方法，认为在绘制因陀罗[208]的画像时“须明威福严重之仪”[209]。

相反，十二世纪书画鉴赏家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的佚名作者，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表现外国人的绘画作品的一个简要的叙论[210]。这位作者具列的，描绘外国形象的著名画家中有胡瓌和他的儿子胡虔，他们的许多作品一直保存到了宋代。胡氏父子以擅长描绘边荒绝域的狩猎场面以及外来的马、驼、隼而著称于世[211]。这位佚名的目录学家声称，这类绘画的真正价值在于，与汉文化比较而言，这些作品描绘了蛮夷文化的粗俗低劣。类似这种说教式的沙文主义，在宋代肯定要比唐代普遍得多。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感情，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而在宋代，由这类绘画而产生的则是忧惧交加的妄自尊大。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大多数唐代的艺术爱好者以及大多数宋代的书画收藏家，都从这些绘画的风格和色彩中得到了最大的艺术享受。

尽管在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中很少对表现外来题材和其他时尚的艺术作品进行归纳总结，但是通过对批评家提到的，艺术家们个人最擅长的题材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勾勒出唐代艺术潮流和风尚的简单轮廓。如果稍加总结的话，就不难发现，七世纪是唐代绘画中外来题材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唐朝皇帝的武功已臻顶峰，畏威臣服的蛮夷充斥朝廷，胜利的自豪使这些化外之民似乎也成了为公众所承认的，适合于绘画的主题了。与绘画中的外来题材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外来题材最盛行的时代是在九世纪，而九世纪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在七世纪时，表现外来题材的画家中名气最大的画家是阎立德。阎立德其人是阎立本的哥哥，阎氏兄弟二人齐名，阎立本曾以图写唐太宗本人的真容而享有盛誉。据说在描绘外来题材方面，与阎立德同时或比他更早的画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的成就[212]。贞观三年(629)，中书侍郎颜师古向朝廷引见了一位居住在今贵州省境内偏远山区的土著人。据记载，这位土著的西南蛮“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韦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上从之，乃命阎立德等图画之”[213]。

描绘外国山川形胜的图画，同样也是在讯问外国贡使的基础上画出来的。虽然在唐代，实用与审美二者在目的及其效果方面无疑都是判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几乎还是无法将表现外国山川形胜的美术图画与实用的战略地图区别开来。贞观十七年(634)，阎立本曾受命描绘太宗朝万国输诚纳贡的场面。在阎立本的作品中，有两幅《西域图》[214]。距离阎氏兄弟之后一个多世纪，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是周昉与张萱两位画家。周、张二人都以擅长画仕女画而著称[21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两人都曾画过《拂林(Prom，或Hrom，或Rome)图》，所谓拂林国是指拜占廷疆域内的某个地区。如果这些作品能够保留下来的话，对我们来说它们将是无可比拟的瑰宝，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这些画家在画面中表现的那些异域景象的特点了[216]。甚至伟大的王维也根据某个“异域”创作了一幅风景画[217]，但是王维画的“异域”究竟是指哪里，现在也无从考证了[218]。

唐朝画家描绘的这些远国绝域的居民的形象，通常都是穿着他们本地的服装，而且这类绘画都尤其突出地表现了异域人奇特的相貌。在所有表现外国人的艺术作品中，能够确认其年代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由唐朝工匠创作的赤陶小塑像。在这些塑像中，我们可以发现头戴高顶帽、神态傲慢的回鹘人，浓眉毛、鹰钩鼻的大食人(对他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此外还有一些头发卷曲、启齿微笑的人物形象，不管这些卷发的形象属于哪个民族，在他们身上都表现出了希腊风格的影响[219]。然而，虽然外国人是唐朝大画家喜欢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他们创作的外国人的形象留存下来的却很少。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见阎立本画的，进贡者在唐朝皇帝面前躬身致礼，将兽中之王狮子贡献给朝廷的图画了[220]。其他如李渐与他的儿子李仲和画的骑在马上的蕃人弓箭手的形象[221]张南本创作的《高丽王行香图》[222]，周昉画的《天竺女人图》[223]，张萱的《日本女骑图》[224]等等，今天也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在敦煌壁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面貌古怪、帽子奇特，留着外国发式的中亚民族人物的形象[225] ——然而，当武士、文吏以及疲惫不堪的朝圣者在唐朝驻军的保护下，通过当时西域的绿州城市时，他们就会看到身穿希腊风格衣饰的佛陀形象，具有最纯正的伊朗人特征的供养人形象，还有直接表现热烈的印度史诗场面的裸体女像[226]。

在唐代这一段激奋人心的岁月里，对于艺术家而言，异域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那些由外国使臣作为贡礼，带来献给唐朝朝廷的野兽)还有家畜(特别是唐朝人羡慕和渴望得到的那些家畜，如鹰隼、猎犬、骏马等)，也都差不多具有同样强烈的吸引力[227]。

最后，唐朝艺术家喜欢表现的外来题材还有外国的神和圣者，尤其是佛教发源地的神与圣人，更是他们喜欢表现的对象：瘦削憔悴的印度罗汉，璎珞被体、法相庄严的菩萨[228]，还有表现为佛法的守护神和中国的殿堂门庭里的保护神的古代因陀罗和梵天[229]以及其它一些已经部分地同化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守护神——例如北方的保护神俱毗罗就被表现为身上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但是却长着颌毛和胡髭的形象[230]。这种在绘画中将中国的和外国的特点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有时是因为描绘外来题材的画家使用了汉人作为模特的结果，例如当时一所佛寺中的梵天女的形象，就是一位侍奉大贵族的艺妓形象的写真[231]。这就如同意大利名妓的外貌被借用来描绘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形象一样。那些表现佛教极乐世界的精美画像，必定也是由许多这种混杂的形象组合而成的。而在表现虚无飘渺的仙境的图画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初唐时期佛像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画家本人就是于阗的胡人[232]。这位画家的塞语的名字叫“Visa Irasangä”[233]，汉文史料中称之为尉迟乙僧。尉迟乙僧大概是在七世纪中叶时被于阗王推荐到唐朝宫廷中来的，他带来了一种来源于伊朗的，新的绘画风格。尉迟乙僧用这种绘画技法创作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立体感和明暗色彩，人物形象凸现于画面之外，几至飘然欲出。这位大师创作的一幅“天王像”，一直流传到了现在[234]。据说，他的画风影响了画坛巨擘吴道玄，而且为敦煌地区的石窟壁画所效法[235]。尉迟乙僧还因为帮助将“铁线描”(即用粗细不变的线条勾画人物的西方技法)带入了唐朝的大城市中而享有盛誉[236]。尉迟乙僧不仅用外国技法作画，而且他也并不鄙视表现外来题材，比如，他曾经创作过一幅“龟兹舞女”的画像[237]。

    外来事物在文学中的反映

文学作品中反映外来事物的高峰时期比造型艺术中大量反映外来事物的时期几乎晚了整整两个世纪。文学作品中的这种转变开始于八世纪末期，它的出现也与反对“新的”骈体文(这种骈体文的出现只有几个世纪)的古文运动有关。但是文学作品对异域的风貌的兴趣不仅表现在这一时代的散文中，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的内容中。绚烂的色彩、奇丽的想象、浪漫的意境等等，吸引了九世纪许多优秀的诗人的注意力。这一时代的典型人物是李贺。李贺是一位想象丰富、奇诡险怪、色彩鲜明的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中总是喜欢使用夸张和举隅的手法，例如以“琥珀”代表“酒”，用“冷红”借指“秋花”[238]等等。这位年轻的文人热衷于阅读丰富的古代典籍“诸子”和禅宗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李贺英年早逝[239]，宋代批评家称他为“鬼才”[240]，而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则是毫不足怪的。在李贺的诗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奇妙的异域风情，正如在《昆仑使者》一诗，或在他对一名卷发、绿眼的胡人儿童的描写中反映出来的那样[241]。另外一位与李贺风格相似的诗人是杜牧。杜牧是一位官僚，而且还因为写了一篇《论兵事书》在当时享有盛誉。他在文章中主张“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际，盛夏无备，宜五、六月击胡为便”[242]。然而，无论杜牧的经世才能如何，他也不失为一名浪漫派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往昔的追忆：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243]。

这首诗通过对长安附近温泉地方的废弃的宫殿[244]景物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的胸臆。在很久以前，这里的宫殿曾经是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过冬的寓所。[245]诗中谈到了一种奇怪的驿骑，这些驿骑专门负责将荔枝由广州运到华清宫，以满足杨贵妃任性的要求。九世纪时，第三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人是元稹。这位伟大的作家热切地向往传说时代的古朴、典雅的准则规范。例如泗水河边有一种石头，在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这种石头是以制作磬的原料而闻名的。八世纪时，人们放弃了泗滨石，转而选用一种新的石料作为制作磬的原料[246]。元稹对此痛惜不已；他也悲叹当时几乎已经无人欣赏古乐。元稹曾经不无感慨地写下了“玄宗爱乐爱新乐”(即唐玄宗虽然喜爱音乐，但他喜欢的是“新”的音乐)的诗句。甚至在他以当时流行的形式创作的歌诗中[247]，元稹也在哀惋新事物和外来事物的侵入。尽管元稹的诗歌力求归朴返真，但正是因为诗人在诗歌中讨论了与外来事物有关的主题——进口的犀牛、大象以及突厥骑手、骠国乐等等——这些诗歌才得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简而言之，元稹是一位奇特的，反对外来事物的诗人。

但是，外来事物传入的历史在唐代诗歌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关于外国题材的传奇文学比反映外来事物的诗歌要有名气得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故事构成了唐代传奇的一个重要流派。八世纪末的二十年和九世纪初的二十年，即八、九世纪之交的四十年间，是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在九世纪初年，各种各样的奇妙的想象以及新奇的内容，形成了传奇文学的流行模式。幸运的是，许多反映外来事物的传奇作品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世纪。通常有这么一类关于神奇宝石的故事，它或者由诡密的异域人带入唐朝，或者是他们在唐朝境内寻找。这些宝石具有澄清污水的妙用，还有揭示埋藏的宝藏的功能，它能够为航海者带来顺风，或者天生就具备了其他一些同样能够满足人们的欲望的属性[248]。追求怪诞离奇的风气[249]，在晚唐那种令人惊叹不置的，嵯峨险劲、凛然肃穆的风景画中也表现了出来[250]。当然，这种风气也包括艺术品中表现的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外来之物。从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里和那些由国外传来的，深受人们喜爱的物品身上，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典型的例证来证明这些风气。尤其是那些据说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进献给了中原王朝的，最奢华的奇珍异宝，是最能说明这些风气的例证。因此，我们将要讨论的并不是真的进口货的魅力，而是在陆地和大海上无处不在的那些商货的魅力；不是真正的黄金制作的礼物，而是以这些贡物为原型而虚构的，传说中的贡品——向往的珠宝和想象的金银织品。

    想象的贡品一开始并不是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但是这些经过想象加工的贡物反过来确实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其实从古代时起，就已经有了向穆天子贡献奇妙贡礼的故事。自那时以后，每个时代都有种种由外国贡献的神奇的贡礼的传说。据记载，古代的“赤乌之人”曾经向周穆王敬献过两位美女，周穆王将她们纳为嫔妃[251]。这两个女孩子的原型，就是作为贡礼从科罗曼德尔海岸送来的两位黑人少女。据十三世纪的一部精详的史料书中记载，这种黑人少女“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大有益于人”[252]。古人相信，国外的旅途充满着自然界的险阻和精灵鬼怪的危害，在中国范围以外的任何地方，随时随地都会有大难奇险降临头顶，这种看法进一步增加了种种神奇传说的魅力。古人总是相信，精灵鬼怪等候在山间小径的每一处拐弯的地方，潜伏在每一次热带风浪的后面[253]。来自外国的人和物都自然地带有这种危险而又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即使晚至唐代时，外国传来的神祇可能还带有某种不确定的魔法和危险的妖术的味道。然而在每个时代，只要一件事与某个遥远的地区有关，人们就乐意相信各种离奇古怪的迷信说法，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能例外。简而言之，这种幻想的贡物的概念，在九世纪并不是新鲜玩艺。当时记载这种贡物的书籍仅仅是给那些古老的，未加修饰的传说赋予了新的活力。但是九世纪的这些著作，也从唐代前半期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原始素材，因为这在九世纪的唐朝所能见到的外来事物中已经成为了稀罕之物了。在七、八世纪，尚慕胡风的倾向在物质以及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域外之人以及他们新奇的服饰随处可见，仿效外国人的风气到处盛行。在这活跃而开放的时代中，天子甚至必须要一次次地发布禁令，禁止灾祥符瑞、异兽奇禽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的贡献，以便为他的那些奢糜而轻信的群臣做出榜样。唐朝的创建者在他登基的第一年里发布的一道诏令，就是这种示范简朴的一个显著的例证[254]。当然我们首先应该指出，这道诏令的颁布还有另外的意图，这就是特意强调在唐朝之前的隋朝政权的奢糜无度。在这道诏令中规定“……其侏儒短节、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其实这道诏令并没有实施很长的时间，此后，唐朝皇帝又一次次地发布了类似的禁令[255]。在这些诏令中不是将矛头指向类似来自诃陵的五色鹦鹉这样的奇禽，就是直接将东北地区的白如霜雪的猎隼那样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禽鸟作为被禁断的对象。

    但是，在经历了八世纪后半叶的动乱之后，在唐朝这块饱经蹂躏的土地上，人们能够见到的，从海外和陆路传来的珍奇物品越来越少了。而且经过黄巢的劫掠(例如掠夺广州期间对外国商人的大屠杀)之后，外来的奇珍异巧就更为罕见了。也就是在这同一个世纪里，唐朝政府开始了对外来宗教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从一般唐朝人的眼光来看，这次迫害运动不仅是要铲除外国宗教、外国僧侣以及外来宗教的信仰者，而且也要铲除外国书籍和外国神像。

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不管是佛教手稿还是医书，也不管是昂贵的锦缎还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是想要一睹来自突厥斯坦的杂耍艺人的风彩——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于是古代传奇得到了新的，旺盛的生命力，它为怀旧的想象提供了感官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情形的发生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

有关虚构杜撰的进口物品和怪异荒诞的贡物的唐代传奇，绝大部分创作于九世纪时，而在这一时期，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256]。在贸易品方面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在九世纪时被文学作品中对外来物品的夸张描写取代了。一位现代学者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已置身于梦境之中，灵魂象蜡烛之光， 在梦境中微微闪烁。自然景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特征”。世界淹没在了无边无际、朦朦胧胧的海洋之中，留下来的只有“一缕香魂”[257]。

在传奇故事中，有许多都是假托叙说唐玄宗统治时期的故事。在唐朝历史上，玄宗是一位神话般的国王，是唐朝处在世界主义时代时的一位最荣耀的君主，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内行的外来物品的鉴赏家，甚至在他去世之前，玄宗就已经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258]。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而到了九世纪时，这一切就已经成了梦想。

下文列举的几个故事，就属于九世纪的这种创作性回忆的典型范例：

据一则故事中记述，在唐朝一位大臣献给唐朝皇帝的“定国宝”[259]中，有两枚“西王母”的白环——西王母是一位模糊而久远的人物，她与居住在世界之巅的山里的神仙的梦想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白玉环与其他那些民间传说中非常有名的，具有魔力的玉环很相似。据信，谁要是有了这种玉环，他就能使所有周边的国家臣服[260]。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由交趾国进贡的一枚犀牛角[261]，这枚犀牛角“色黄如金”，放置在皇宫的金盘里。据带来犀角的使臣解释，这种犀牛角具有驱寒的功能——在犀牛角周围也确实“温温然有暖气袭人”[262]。与辟寒犀功能类似的，是被称作“瑞炭”的一百根炭条。据说，这种炭是由甘肃境内的一个古代国家，即西凉国贡献的。瑞炭坚硬如铁，“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迫人而不可近也”[263]。

　　来自龟兹的一件贡礼是由一块酷似玛瑙的光滑的石头制作的，做工“甚朴素”的枕头。有幸能够枕在这个枕头上睡觉的人，就可以在梦中四处漫游，海洋陆地，无所不至，甚至还能到俗世凡人闻所未闻的仙境中游历。故事中告诉我们，这个幸运的人是新贵官僚杨国忠。由于杨国忠是唐玄宗所宠爱的杨贵妃的表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幸而又幸了[264]。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唐朝对美玉以及最华贵的矿石的长期不懈的追求：在玄宗朝中期，唐玄宗对于近年的贡物中没有用五色玉制成的贡品感到惊奇——五色玉是一种近乎传说的玉石——虽然玄宗的库藏中有一条用美丽的五色玉作为饰物装饰成的腰带和一个用五色玉雕成的玉杯，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由西方贡献的。于是唐玄宗命令其主管“安西”的军将谴责进贡的诸蕃玩忽职守。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所谓“诸蕃”的具体名称，但是这里提到的失职的诸蕃，可能就是指于阗人。因为于阗国有着无穷无尽的玉石资源，而且，于阗的音乐尽管优雅动听，于阗的妇女虽然美丽动人，但是对于汉人来说，当时的于阗似乎还是属于诸蕃之例。不管故事中提到的“诸蕃”究竟是指哪个国家，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忘记将这种美丽的五彩宝石运往长安，不幸的是，他们派出的商队遭到了小勃律的袭击，货物也被抢劫一空。袭击商队者来自帕米尔雪原[265]边缘的寒冷而狭窄的山谷之中，他们是一群“缠巾、食虱”的强盗。当这坏消息传到宫禁之时，天子大怒，命令四万汉军和无数附属的蕃军包围抢劫者的首都，重新夺回珠宝。小勃律王很快就献出了他抢夺的珠宝，并且谦恭地请求得到每年向唐朝进贡的殊荣。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不幸的吉尔吉特城也惨遭劫掠。得胜的唐朝将军带着掠夺来的三千名幸存者班师还朝。勃律的一位蕃人术者宣称，唐朝将军会遭到毁灭的厄运。这位术者不幸而言中了。后来这批唐朝的士兵全都在一场暴风雪中丧生，只有一位汉人和一位蕃人幸免于难。于是到霉的玄宗最终失去了已经到手的财宝，“即令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冰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266]。

八世纪是一个神奇魔幻、无所不能的时代。那些在其作品中虚构外来物品的作家们力图发挥想象重新创作的，正是这一去不复返的，八世纪的世界。

写作于九世纪末叶稍前的一部著作，就是这种类型的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范例。这本书与大多数备采各类灵异志怪的传奇著作不同，它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反映与外来物品传奇有关的主题。这本著作取名为《杜阳杂编》[267]，是由一位叫苏鹗的文人在僖宗乾符六年(876)撰写的[268]。下文列举的就是他所描写的一些珍奇物品：

“灵光豆”[269]是由一个叫做“日林”的国家进献的，“日林”或许可以解释为“日之源”，也就是指“日本”[270]。日林国在隔海东北方向遥远的地方，这里出产一种巨大的光石，并因此而享有盛名。据称这种石头就如同现代的Ｘ光机一样，“可鉴人五脏六腑”，所以医生可以利用它来检查患者内脏器官的状况，以便更快地治愈疾病。灵光豆自身颜色殷红，光芒可长数尺，“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则大如鹅卵”。皇帝本人曾试尝了一枚这种奇异的灵光豆，结果发现味道“香美无比”，而且吃了以后“数日不复言饥渴”[271]。

另一种神奇的食物，是神秘的南海某国进献的一种芬香的小麦[272]，吃了这种小麦，可以使人身轻御风。此外还有一种紫色的稻米[273]，具有返老还童，延年益寿的功能。南海还贡献了一个水晶枕[274]，在这种枕头里可以看到由建筑物和人物构成的奇妙景观，与水晶枕一起进献来的是一床由“水蚕丝”织成的“神锦衾”[275]，这种织物在濡湿之后即可扩展，而当受热时又能收缩。

龙是水之神，由神龙显化，精气凝结而成的细微精妙之物，是另一种深受欢迎的贡礼。“龙角钗”和“履水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神奇的龙角钗是与灵光豆一起贡献给唐朝的一件贡礼。它是用一种深酱紫色，类似于翡翠的玉石制作的，“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工所制”。代宗皇帝将它赐给了美丽的宠妃独孤氏[276]。有一天，当代宗与独孤氏在龙舟池泛舟时，一团紫云从龙角钗上生成，皇帝将钗放在手掌中，在它上面喷上了水，于是雾霭凝成两条龙，腾身跃入空中，在东方冉冉消失。履水珠“色黑类铁，大于鸡卵，其上鳞皱，其中有窍”。携珠的人可以自在无虞地来往于波涛之中。唐代宗曾试着用五色丝(毒龙害怕五色丝)将履水珠捆在一个擅长游泳的人的胳膊上。于是这个人就能行走于水面，跃入水底，而出来时身上竟没有濡湿。后来，当一位宫女拿着履水珠在海池中嬉戏时，履水珠变成了一条黑龙。

奇异的鸟以及鸟之精灵，也是唐朝人盼望得到的理想贡物。“却火雀”就是这样一种鸟。却火雀是在顺宗继位时进献来的一种黑色的雀形目鸟。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贡物。却火雀的特点是不怕火的侵害。简单地说，与西方通常误称为“phoenix ”的中国传说中的“凤凰”不同，却火雀才是真正的“phoenix ”。这种鸟就是印度的“samandal”(据阿拉伯人讲，在沃格沃克也发现过这种鸟)，正是这种鸟的皮，才不会被火焚毁[277]。唐顺宗在寝宫中用了一个水晶鸟笼来盛放这只神奇的鸟。宫里的侍女用蜡烛烧鸟来取乐，但是却火雀的羽毛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另外一个国家[278]曾贡献过两名舞女，一名“轻凤”，一名“飞鸾”[279]，所谓飞鸾、轻凤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轻盈飘渺的飞禽形象。这两位舞女头戴金冠，金冠上饰有想象中的鸟的形象，她们的得名可能就是因为头上戴的这种想象的鸟，或者是因为她们自身具有这种想象的鸟的神韵。她们进餐的食物大都是荔枝、金屑和“龙脑”。

离奇的供暖器具是《杜阳杂编》记载的外来异物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常燃鼎”是一种不用生火即可做饭的器物。这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是由一个神秘的王国[280]贡献的。书中用充满幻想的笔调描述了常燃鼎，其中有许多内容都涉及到一千多年以前的，汉朝历史上提到的国家。与常燃鼎性质相近的一种贡物是“火玉”，火玉是一种红色的玉石，它的作用与煤炭的余烬相同，“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

与供暖器具作用相反，但却具有同样重要的实用价值的是冰凉器具，在这本书中，有关冰凉器物的记载也非常之奇妙。“常坚冰”发现于一座大山之中，山里的冰川已经历时千年之久。即使是放在最炎热的阳光之下，这种冰也不会融化。“松风石”是一种呈半透明状的石头，“其中有树，形若古松，”松风石中的古松的枝条能够生出一阵阵凉爽的微风。每逢盛夏酷暑，皇帝就将松风石放在靠近自己的地方消暑。

“变昼草”虽然没有上面说的器物那样合意、适用，但也足以使人惊叹不置。这种草似乎属于芭蕉属植物，“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变昼草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特征，使皇帝很不高兴，认为这种草“背明向暗”，不足为贵。

《杜阳杂编》记载的这些带有浓厚的想象色彩的奇珍异宝中，有些无疑是真实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根据真实的东西加工改写而成的。如同苏鹗描写的其他许多贡品一样，由新罗的高丽王贡献给唐代宗的“五彩氍毹”[281]就是属于这个类型。五彩氍毹制度巧丽，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像。忽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

“万佛山”也是新罗国进献的贡礼。万佛山高约十尺，是用印度尼西亚的伽罗木雕刻而成的，并且还镶嵌了宝石作为饰物。山上以建筑和树木作为衬景，雕刻了各式各样的精细微妙的佛像，“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而更镂金玉水晶为幡盖、流苏，庵罗、薝葡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而势若飞动。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径阔三寸，上以龟口衔之，每击其钟，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音，盖关戾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纪。”唐代宗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将这件象征天堂的雕刻品放在了一座圣殿中，并将五彩氍毹铺在了地板上。象万佛山这样奇妙的贡礼，很可能并不是完全出自想象[282]。

唐德宗皇帝常常得到一些受过训练的野兽和珍奇飞禽，但是他总是按照佛教的戒律将这些生物放生。可是唯独对于一只建中二年(781)由南方某国贡献的美丽的“朱来鸟”，他却没有按照以往的作法将它放生。就文献记载的某些体形特征而言，唐朝可能确实有过“朱来鸟”这种珍贵的禽鸟。朱来鸟的喙部是红色的，紫蓝色的尾巴甚至比身体还长。这种鸟非常的聪明伶利，“巧解人语，善别人意”。它的嗓音高亢而尖利。显然这是一只热带鹊[283]。这只鸟中的花花公子备受宫女的喜爱，她们用最昂贵，最精美的食物来喂它，“夜则栖以金笼，昼则翔于庭庑，而俊鹰大鹘不敢近”。不幸的是，有一天它被一只巨雕抓住杀害了。宫里的人们真诚地举行了哀悼活动，并由一位擅长书法的朝臣书写了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84]，为这只可爱的小鸟超度亡灵[285]。

此外，南海某个不知名的国家曾贡献过一位十四岁的少女。这位少女名叫“卢眉娘”，她“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而点划分明，细于毛发。”卢眉娘可能也实有其人。

上文列举的这些奇珍异物，只是苏鹗著作中描述的洋洋大观的外来异物中的一些典型的例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些异物中，有些是由现实存在国家贡献的，例如日本、新罗等；有些是那些年代久远、闻所未闻的国家的贡物；而有些贡物的产地则全都属于神话传说中记载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将唐代的可靠文献中的朝贡记录加以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杜阳杂编》中描述的任何一种贡物，甚至连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国家”的贡物也不见于正史记载。苏鹗在《杜阳杂编》中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八世纪后半叶和九世纪上半叶，相当于苏鹗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这时正是大唐盛世的薄暮和日落时分。而苏鹗亲身经历的萧瑟衰败的时代在这时还没有到来。在苏鹗本人声称要描述的年代中，在唐朝境内实际上还有来自回鹘的骏马，来自渤海的舞女，来自骠国的乐师，来自林邑的犀牛以及被世人遗忘的波斯帝国的某些残余势力贡献的珍珠和琥珀。苏鹗本人的作用仅仅是用一些诡怪灵异、赏心悦目的的物品填充了这个没落时代在实际进口物品方面的空白。简而言之，他的著作描述了关于商业贸易的仙地奇境和古代外交现实的传奇。这部著作的魅力在于它收录了古代的外来之物，其中既有荒诞不经的珍宝，也有被人忽略的奇物。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其中有些传说来自八世纪末年，唐朝日薄西山时期对于实际存在的贡使的记载——只是通过苏鹗的想象进行了加工润色——但是这些记载只能用作怀古感今的好素材，不能作为经济学家研究工作的依据[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