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赀财、物件，

货物，水手……

你由海上运出的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的赀财、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以西结书》，第27章，第27—32行[1]。

 

第一章大唐盛世

 

    历史概况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李姓王朝统治时期的，唐朝帝国的外来物品。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有唐一代历时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各个阶段的历史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必须对唐朝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划分，以形成一个年代框架，这样就便于安排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无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它过多地考虑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变化，而对于那些没有变化，或者是变化很小的因素，却考虑的太少。所幸的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限于商业和艺术方面，这样就允许我们可以比较随意地以世纪为单位，对当时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一些大致的划分。而且我们也相信，这种划分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去太远。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现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政权和位于现在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政权和西域地区，即相当于现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诸国的君主[2]，使唐朝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租是由每个成年男性必须交纳的粮食税；调是由家庭妇女交纳丝绢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绵或麻），以此作为家庭税收；庸则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公共工程所服的劳役，庸也是由家里的男子来承担的[3]。

    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作是寻求新的机遇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这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入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入侵[4]。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5]。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入侵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 年[6]，而中唐则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复原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7]。以八世纪中叶为界，唐朝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可以依此将八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前后时间基本相等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处于顶峰的最辉煌的时期，而后五十年则是唐朝逐渐恢复元气和偏离发展轨道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8]。这时的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9]。在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骡子和马[10]。为了将庸调丝绢顺利地从长江口转输到京城，在历史上曾经设计了复杂的运河系统来满足漕运的需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又将这条运河系统加以改进，使它在转输丝绢的同时，也能够运送外国来的奢侈品 [11]。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很快就改变了唐玄宗这位年轻的君主的嗜好。当玄宗最初继位时，他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对这种奢糜之物的鄙视。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当玄宗听到了广州堆积着大量的外国来的财宝的传闻时，在这种消息的诱惑下，玄宗皇帝开始对昂贵的进口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无嫉妒地派人监视外国贸易的情况[12]。 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丝绢是正式的价值尺度，它可以来与任何物品——从一头骆驼到一亩土地——进行交换[13]。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731年[14]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取代了。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而象扬州和广州这样的商业中心就更其如此[15]。 钱币是商业机器运转的油料，钱币得到认可，为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16]。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除了八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之外，八世纪是自由的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和境况凄惨的佃农的时代，也是反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徭役、以及税收所导致的结果[17]。

对于新的文人阶层来说，玄宗统治时期是一个胜利辉煌的时代，政治家张九龄卓尔不群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张九龄生长在酷热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对头，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辉煌并不长久，同样也正是在玄宗统治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18]。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 [19]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20]。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21]。 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已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镇压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地)在短短的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22]。 对于外来的宗教信仰而言，八世纪是一个容忍和默认的时代，各种教派的佛教徒、叙利亚籍的景教徒以及回鹘族的摩尼教徒都聚集在唐朝的城市里，他们得到了唐朝政府的保护，在各自的圣殿中举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吟诵祈祷文。

北方地区在遭到唐玄宗的宠臣安禄山的蹂躏之后，经济和文化的恢复阶段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头二十年。按照我们的看法，唐朝九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左右开始，到 917年[23]，随着唐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的。九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随着两税法颁布后的紧缩时期的到来，在九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价就开始逐渐上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昂贵的进口货物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同时也带来了遍及唐朝全国各地的大灾难[24]。九世纪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灾难是黄巢起义，在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唐朝境内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因为黄巢起义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中特别不幸的事件是僖宗乾符六年(879)黄巢对广州外国商人的大屠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严重地破坏了贸易活动，而且也破坏了来源于贸易的税收财源[25]。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26]，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 (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27]。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8]。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唐朝的外国人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 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29]。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象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30]带到了唐朝宫廷[31]。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32]；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33]。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34]。

 

    商船与海路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37]。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 [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座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 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48]，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49]。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50]，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作“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51]。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52]。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作“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53]。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54]。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  clipper”[55]和 “East Indiaman”[56]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作“Chinese”[57]， 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58]。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59]。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60]。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61]，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62]。

 

    商队与陆路

 

　　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63]。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可以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从玉门关向西，有两条道路可供行人选择，这是两条令人望而生畏的道路。商队经过的地区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正式的路径，只能以倒毙的行人和驮畜的残骸作为前进的标志。由敦煌通往吐鲁番的那条骇人的道路就是如此。从敦煌到吐鲁番途中要经过白龙堆(所谓“白龙堆”就是古代罗布泊遗留下来的盐壳)，白龙堆是一片地地道道的荒漠，不仅穿行极其艰难，而且沿途还有妖魔出没，所以商队宁愿取道伊吾(即今哈密)[64]。这样就可以躲开白龙堆，向北绕道抵达吐鲁番[65]。从吐鲁番起，旅行者可以向西穿过西突厥的地面(即天山北部地区)，也可以越过西南方，进入天山南部地区，继续通过库车以及塔里木盆地其它的绿洲城市西行。当时从敦煌出发，另外还有一条与敦煌至吐鲁番的道路平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南道。南道沿着神秘的昆仑山脉的北缘西行， 然后到达和阗和帕米尔[66]。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里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暴：

 

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预以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67]。

 

除了以上道路外，另外还有一条陆路商道，这条道路是从四川经过现在的云南省境内，进而分作两条道路，通过缅甸境内上伊洛瓦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峡谷，然后再前往孟加拉。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通道，但是在唐朝之前却几乎没有利用过。唐代的云南属于西南蛮地区，唐朝政府曾经徒劳无益地试图征服西南蛮，但是由于八世纪时在这里新兴起了南诏政权，这样就使唐朝重新开通这条通往缅甸的古道的努力最终化成了泡影。南诏国对于入侵唐朝边疆的吐蕃人的态度，要比对唐朝的态度友好得多。当南诏在懿宗咸通四年(863)入侵东京湾之后，唐朝政府最终得以摧毁了南诏的军事力量，但是这时正是唐朝对外贸易的衰落时期，所以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价值了。在通往缅甸的道路中，有一条道路从密支那的琥珀矿通过。密支那距离现代开采翠鸟色翡翠的矿区不远，这里出产的翡翠很受欢迎。一直到了后代，这里的翡翠也是穿过缅甸古道，经由云南境内运送到北京的玉石工匠的手中的[68]。

最后，参拜圣地的佛教徒有时也会选择通过西藏地区前往印度的通道。这条迂远而艰难的道路通常是经由尼泊尔到达印度的[69]。

 

    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70]。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71]。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72]。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 “China”[73]。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笼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族城市[74]。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75]。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76]。在这座异彩纷陈但又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77]。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几乎近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78]。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员的特殊地位。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特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79]。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80]。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81]。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82]。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83]。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有着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掠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叡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84]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85]代替了倒霉的路元叡[86]。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87]。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88]。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 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89]。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90]。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作“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91]。代宗广德元年(763)， 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92]竟至于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了下来。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93]，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94]。从代宗大历四年(796)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95]。然而即便是象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掠夺[96]。八世纪末年，王锷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97]。王锷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象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98]。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99]，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住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100]。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诃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游历，到传说的唐朝京城其它一些大城市去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水(现在称作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101]，入赣江流域。从赣江流域就可以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省，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102]——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它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103]。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104]。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105]。

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在帆蓬、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轻易地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从而到达其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106]。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107]。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108]。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当时也很富足[109]。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