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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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上官婉儿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

 

  近期上官婉儿墓及墓志的发现同时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但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墓志的内容和价值普遍得到误解。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的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见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墓志提供的信息出发,环绕几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展开,比如上官婉儿的身份究竟是嫔妃还是宫中女官,她和韦后集团、太平公主以及李隆基等的关系有哪些变化,她在唐代宫廷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对于包括唐代墓志在内的中古墓志,我曾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中找寻历史信息并加以考释,还应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样方能更精确地把握墓志的史学利用价值。上官婉儿墓志的讨论,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重视。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她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或者稍后出现的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记载,都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这篇小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方面稍加分析,以便让一般读者了解唐代书写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先提一下的是,墓志发现前一年,史语所的郑雅如女史就发表了论文《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是迄今关于上官婉儿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不少重要的问题,郑文均有涉及,一些主要结论未因墓志的发现而动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可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目前的讨论中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所以这里先简单介绍下郑文的主要看法。文章指出唐隆政变前夕上官婉儿并不支持韦后集团,她的死不像是政敌周密计划的结果,而是李隆基出于自身立场临场制造的“事故”。李隆基的宫廷政变不仅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的,也是针对武后、中宗以来女性参政的一场革命,试图通过暴力来铲除这一模式;其次,太平公主是推动为她昭雪的关键力量。但睿宗即位后给婉儿作出的平反,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婉儿是则天朝以来“文治”的有力推动者,与朝臣特别是文官词臣互动良好,所以这一举措有客观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讨论了为何历代史传会重复上官婉儿集由唐玄宗下令编纂这一错误记载,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场景。这些观点虽然也着眼于政治史的问题,但在分析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本文的努力则是要结合新出墓志和张说等人的文字,从书写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当时人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对唐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观察。

  首先谈一下我对上官婉儿墓志的印象。若熟悉唐代墓志的书写,那么不难发现这篇墓志的文笔,包括谋篇、用典、遣词等等,都相当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比如写上官仪被贬是“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哀叹上官婉儿之死是“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消;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等等。若换成别的书写对象,那么这种平庸在更多程式化的唐代前期墓志里未必值得惊讶。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日文坛女主和有昭容身份的婉儿墓志里,就令人费解,至少说明撰写者不大可能是文章名手。对于该墓志未署撰者名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不署撰者名是唐代前期墓志的常态。其实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期墓志不署撰者名诚然很普遍,但有几种例外。一是如果书写对象是重要皇族成员,一般会署上撰者名。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撰写者是文学重臣,那么往往也会署上名字。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就高宗武后时代以来而言,有太宗之女临川长公主、西平大长公主、永泰公主、太平公主第二女万泉县主薛氏、章怀太子等等。后者的例子更多,有许敬宗、上官仪、崔行功、韦承庆、岑羲、狄仁杰、刘宪、李峤、崔融、郑愔、卢藏用等等。新近发现的武则天堂兄武思元的墓志,就赫然列了撰写者珠英学士韦元旦的名字。以上官昭容之身份和文名,墓志却不署撰者,加上不出色的文笔,使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墓志撰写者绝无可能是当时的高层文士。

  不过文笔平庸并不表示这篇文字就缺乏意旨。墓志和张说等关于上官婉儿的撰作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墓志虽也赞扬婉儿的文学之才,说“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却丝毫未提到她的这种才华在政治中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通篇表彰的口径与当时赞扬一般命妇在性质上差别不大。单就对婉儿生平的了解而言,这篇文字提供的信息其实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家已有的认识。但就婉儿在宫廷日常政治中的形象而言,墓志的确描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状。特别是下面一段,说中宗神龙元年上官婉儿被册为昭容之后:

  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

  这段用罕见的“上之”、“中之”、“次之”、“下之”这种奇特句式来表述的确显得突兀。内容是将婉儿纯然描绘成一位彰显后妃之德的典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这段描写究竟含有多少真实性当然无法确知。宫闱政治往往瞬息万变,学者若根据零碎的资料去揣测无异缘木求鱼。不过文献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样的细节或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唐大诏令集》中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是上官婉儿守丧之后,中宗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复她时下的制书。里面说她“谠议日闻,屡援楚笔;忠规岁纳,方轻汉辇”。这类字句出现在很程式化而又字句斟酌的嫔妃起复诏书里,或有所指涉。而上段文字刻意强调上官婉儿不惜以死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宗听信了韦后和“贼臣”的进言,要立爱女安乐公主为储(史书记载的所谓皇太女)。婉儿劝中宗及早下制书(“纶言”)消除隐患。问题是怎样的制书才能消除隐患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作者暗示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失败之后,上官婉儿曾劝说中宗宣布立后来成为睿宗的相王为储或由相王辅政。事实上这样的制书并未出现,那么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在于上官婉儿固然自武则天时代就以在宫内处理文书的方式参与机要,但只有到了中宗即位后才真正以在内廷草诏的方式掌控政事,而且明确如《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记载:“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旧唐书后妃传》中的《上官昭容传》等记载也说她在中宗时“专掌制命”),这在当时应是公开的事实。草诏权的垄断使上官婉儿实际上成了中宗的喉舌,或者在部分公众的印象里也早已是韦后的喉舌。假若真有拨乱反正的“纶言”,也多半会出自上官婉儿之手。虽然中宗死后,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默契之下,婉儿在中宗遗诏中加入了相王辅政的字句,但中宗生前迟迟未出现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疑上官婉儿的立场。因此墓志必须以如此色彩强烈的叙述为婉儿开脱,说她从请求中宗制止韦后、安乐公主等的阴谋开始,到要求辞去专掌制命的责任,到要求出家。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她只得饮鸩明志。总之将责任都推给中宗。郑雅如指出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政变虽失败,却使武氏势力遭到重创,从而导致上官婉儿与韦后集团渐行渐远,而太子之位的悬而未决,加剧了朝堂权力的竞逐。在与本人的讨论中,孙英刚也指出,神龙三年政变导致许多人暗中改换政治面目,向力量强大的相王和太平公主集团靠拢。这些意见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上官婉儿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墓志对她的处境做了纯然被动的描写。

  上官婉儿墓志的这种书写策略导致了与其他现存唐代文献中她的形象的大相径庭。比照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这一差别尤其突出。《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对上官婉儿的赞誉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点稍后讨论。上官婉儿的神道碑是张说和崔日用合作而成,崔写序文部分,张说写铭文。张说的铭文在对婉儿的评价上和上官昭容集的序如出一辙,比如说她“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报之”。也就是强调上官婉儿通过文来参与大政,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安邦治国的效应。文中用的字句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等等,若把其中“昭容”两字替换掉,几乎是唐人书写中用来形容宰相的口吻。崔日用所撰的序文已经佚失,无法了解内容,但口径必然和铭文一致,因此难以想象墓志和张说的两篇文字是同时完成的。即便《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未必一定在同一时段内完成,至少也应是在同一种舆论氛围中产生,和墓志体现的氛围有很大距离。

  根据墓志,上官婉儿下葬时间为景云元年(710)八月二十四日,即在她死后两个月。墓志提到下葬时睿宗有下诏赠官,墓志盖上的昭容称谓应该是赠官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赠官来得稍晚,下葬前未及写入墓志,但后来做志盖时得以加上,而这一赠官和史传提到的“惠文”的谥号都应该是在下葬不久同时颁布。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唐会要》卷八十提到“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追赠”。《通鉴》卷二一〇也说:“(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这里《通鉴》胡三省注理解为“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根据墓志和上述记载,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上海书评》2013年9月22日)中提出《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711)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我认为《唐会要》和《通鉴》关于景云二年加谥号的记载大体应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景云二年七月才有癸巳日,景云元年七月则没有。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景云二年七月癸巳宣布的是给上官婉儿赠“惠文”的谥号,而昭容之位则早已在景云元年七八月间追赠。仇鹿鸣还根据《旧唐书·崔日用传》等记载提出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已不在长安,所以没有可能撰写神道碑序文。目前的资料无法让我们掌握崔日用离开长安的确切时间,但若神道碑是在景云二年前期撰写,则崔日用很有可能仍在雍州长史任上。即便不在长安,也不能据此断定崔日用一定无撰写的机会。

    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

  上官诗集的编纂应该是在加谥前后进行。新近出版的《张说集校注》中,熊飞对这两篇文字的撰写时间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这两篇文字均作于景云二年七月至十月间,即从上官婉儿获得谥号到张说罢相为止。这一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张说的两篇文字撰写于上官昭容获得谥号之前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都应当是发生在景云二年元月张说担任宰相之后。以上官婉儿的地位和文名,由具有文坛宗主和朝臣领袖双重身份、并曾受到上官婉儿惠泽的张说来撰写,的确是最符合当时惯例的安排。郑雅如、仇鹿鸣等学者都认为太平公主是这一系列为上官婉儿昭雪举措的最为积极和有力的推动者,而加谥和编纂集子使这一过程达到高潮。这些举措并不纯粹出于太平公主对上官昭容的旧谊,也是向对手李隆基示威的政治安排。我基本赞同这些分析。需要补充的是,景云二年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权力之争加剧的时期,但表面上仍是互有进退。景云二年二月,李隆基以太子身份监国,随后太平公主被调离长安,到蒲州安置。但四月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可能迫于太平公主的压力,李隆基不得不以急于从师问道为借口要求“让政事”,竟获得睿宗准许(见《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允皇太子奏让政事诏》,此条与《通鉴》卷二一〇载睿宗景云二年四月戊子日颁布的“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的制书有所矛盾,说明当时情势的错综),于是五月太平公主便被召回长安。至少在表面上,支持她的集团又显得更为强势。在此当口她再度推动为上官婉儿昭雪,应该有重要的个人和政治目的。不过这可以解释为何有加谥和编集等等的安排,却不能充分说明张说在他的两篇作品中选择的书写策略。这是此文接下来要略加分析的。

  张说的官僚生涯贯穿武后到玄宗四朝。一般都强调他是玄宗开元之际振衰起敝,使政治和文化风尚翕然一变的“大手笔”。但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张说可以说是武则天创建的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在她正式以皇帝身份统治中华帝国的载初元年(即天授元年,690),亲临殿试。张说的策文虽名义上为第二等,实际是拔得头筹(关于张说制科登第的时间,此处参照《登科记考补正》上,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燕山出版社,第115-116页)。这一事件的意义《大唐新语·文章第十八》说得最清楚: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居第二等。

  张说的生涯不仅肇始于武曌称帝,而且和武曌以“文”为手段来推行新政治模式密不可分。圣历二年(699),武则天下令召集大批文儒之臣编撰《三教珠英》,是张说生涯中第二个与武周文治宣传相关联的里程碑。他和徐坚为完成该项著作出力最多。因此《三教珠英》修撰完毕后不久,张说便以右史内供奉知考功贡举,并迁凤阁舍人,与另一位大手笔崔融同掌纶诰,进一步加强了他在以科举和文章为核心的新体制中的地位。张说为上官昭容诗集撰写的序实际是借对上官婉儿的赞颂来阐扬他本人崇尚并且实践的“文”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他对婉儿的描述单纯视为对后者的才华和曾经拥有的政治能量的宣扬,而是应留意张说对上官婉儿的定位和他个人的取向之间的关联。

  据成书于唐末的《北户录》“鹤子草”条崔龟图的注,上官昭容集二十卷,收入的是诗歌。但张说的序则是针对广义的“文章”而发。我近期曾撰文讨论唐代词臣现象在唐代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上官昭容集序的写作采用的修辞正是唐人为著名词臣文集撰写的序的那种手法,差别只是加入了一些具有性别特征的语词和典故。这篇序体现出唐人对词臣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的想象。这种想象将文学(特别是文章)神圣化,视之为经纬天下、调燮阴阳的最重要的工具,将掌握这种文的人视为天生异禀之人,非一般人苦学可至,所以著名词臣诞生时往往伴有种种神异。同时也强调这种才能的“血缘”传承。这些特点序文都具备了。文章开宗明义便强调“文”之作用和意义,所谓“气有抑郁,非巧辞莫得通;形有万变,非共文莫之与”。这并非一般的藻饰之文,而是“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闻寂寞,鉴幽昧”之沟通之文,在唐代的语境中指的主要是代圣朝立言的廊庙之文。接下来便渲染她的出身神异。说她母亲怀她时“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其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这则神异即便不是张说本人的创造,在序中提到也是有深意的,勾勒出一个相侔于杰出文学之臣的神圣化的形象。文章将久视到景龙年间的武则天和中宗时代描绘成一个“六合清谧”、“野无遗才”、“雅颂与三代同风”的人文黄金时代,而上官婉儿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专美两朝诏敕的她,凭借“窈窕柔曼”、“一日万机”和“应接如响”的文辞能力,“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成为疏通帝王与臣民的津梁。张说将上官氏和班昭、左芬等历史上同样以文著称并服务于宫廷的女性做了区分,强调她和她们“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关于上官婉儿何时开始以草拟文书的方式参预国政,唐代史乘中有万岁通天(696-697)、圣历(698-699)和久视(700)等不同记载。这些武周年号前后相继,其实都未必是精确的记录,因为这一时期内廷的这种工作并未真正制度化,加上上官婉儿这方面的影响力在前期不太可能那么突出。但张说在序文中特别以久视年作为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始则应该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参加《三教珠英》的编撰虽然是从圣历开始,但主要工作的进行应该是在久视年间。这一年中他和朝廷文士俊髦“日夕谈论,饮酒赋诗”,恐怕是他早期生涯中最为美好的岁月。序文说在这个黄金时代,朝廷“内俊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内俊图书之府”正是指编撰《三教珠英》这类活动,而“外辟修文之馆”则指中宗时立修文馆,以朝廷重要文学官僚为学士的故实。张说本人那时也以高级官僚身份任修文馆学士。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经验投射到对上官婉儿的赞誉上。序文完全不涉及上官婉儿曾面临的政治阴影,也仿佛超越了日常政治的考量,笔调充满自信。附带提一句,上官婉儿集的编纂在传统时代始终被误认为是玄宗下令的结果,除了学者指出的可能原因之外,我猜测这种长期的误解恐怕也和张说文中的这种“盛世”笔调有点关系。

  从上官婉儿墓志到张说等撰写的《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中间相隔不过一年,上官婉儿在官方舆论中的形象就出现如此显著的变化。解释此种现象不能只从日常政坛斗争这一角度找原因,还应在这一时期统治理念的蜕变中找到语境。可以确定的是,墓志提供的形象纵然不完全是掩饰,也是非常片面的。造成这一形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当时上官婉儿名誉的恢复,虽有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政治妥协等因素,也和睿宗登基后平抚朝野的动机有关。比如依附韦氏的重臣韦巨源和上官婉儿情形就有些类似。韦巨源也是在唐隆政变中为乱兵所杀。关于他谥号的争议亦发生在景云元年(《唐会要》卷七九谥法上)。当时主持谥法的太常寺要给韦巨源“昭”这一谥号。在唐朝礼制中,“昭”意味“圣文周达”和“明德有功”,是很高的评价。这一建议遭到户部员外郎李邕的强烈反对。李邕反对的依据就是韦巨源和韦氏集团的密切关系。有意思的是,李邕在驳议中特别说韦巨源依附韦氏,罪行确凿而严重,幸亏“太平公主矫为陈谟,上官昭容给草遗诏”,相王也就是此刻的睿宗才得以辅政(《册府元龟掌礼部谥法一》)。尽管李邕的驳议赢得舆论支持,韦巨源依然获得“昭”的谥号,可见睿宗急于寻求政治稳定的意图。上官婉儿在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前获得的追赠也应有这种背景。此时尚处于情势稳定之初,而韦后、安乐公主之后女性政治的问题仍显得敏感,因此墓志的撰者选择了一种低调而稳妥的宣传模式,即将婉儿形容成一位有先见之德却又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从当时的政治伦理的角度,这恰属于“政治正确”的书写策略,既能博取朝野的同情,又能将婉儿从女性参政的恶名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这是再造她形象的初步努力。

  这种低调的处理不久就开始被高调的宣扬所取代。李邕驳议中提到上官昭容草中宗遗诏,说明这一功绩已经进入了当时朝野的舆论,成为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应该也是太平公主能为她说话的一个关键的公开理由。但这并非使上官氏的身影重新变得高大的唯一原因。“惠文”这一谥号不仅仅是对婉儿最为突出的成就的一种肯定,还是对她的形象的一种大幅度提升。张说的文章是这种提升更具体的表现。郑雅如在评介这种对上官婉儿的褒扬的影响时说:

  由于文学与文治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妆点或核心价值,自唐代以降持续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上官婉儿辅政推进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符合后世价值趋向。因此婉儿不似韦后或太平公主徒留负面评价或被历史遗忘,其身影甚至超过男性,成为象征国家文风兴扬、优礼词臣的文化符号。(《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第143页)

  张说的序正是将上官婉儿变成“象征国家文风兴扬、优礼词臣的文化符号”的重要工作。但这项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上官婉儿,也是为倡导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理念所作的整体努力的一个部分。就在他撰写这篇序文前不久,也就是景云元年,张说为政坛盟友和重要文臣卢藏用写了《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神道)碑铭并序》。卢藏用是隋代文坛宗主卢思道的玄孙。在这篇神道碑中,张说明确指出像卢思道那种“精微入虚无,变化合动飞”的文才“非学徒竭才仰钻之所逮”,讲述卢思道如何凭借他的学养和文辞成为“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文伯”。这和对上官婉儿才能和贡献的定位是一致的。该文当然是借颂扬卢思道来恭维卢藏用承载的“斯文”传统和“一家垂范”的文脉,卢思道之于卢藏用正如上官仪之于婉儿,但也是在对“文”的谱系作出新的评估。

  这种评估还出现在张说撰写的《洛州张司马集序》文中。据熊飞的考证,这篇为张希元文集写的序也应是景云年间的作品。这三篇文字在同一阶段出现固然有其偶然性,但就其中关于“文”对政治的特殊意义的阐释和弘扬而言,它们强调了相同的理念,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要把握《中宗上官昭容集序》的主旨,就应该注意张说同时期撰写的这些文章,同时也要对唐代对文学的社会想象的特征有所把握。这些文字是在具瞻之地的张说对文的传统和武后时代的政治文化馈赠作出的评估,和对这一模式的未来寄托希望。虽然要到开元中期张说才能将这些理想真正转化为行动,但在睿宗时代,他已经是无可争辩的文士的代言人了。卢藏用估计在这方面有着和张说相似的理念,但很有意思的是,他将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看作“风雅之道扫地尽矣”的罪魁,而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功劳归于登高一呼的陈子昂(《陈氏集序》,收入《文苑英华》卷七〇〇)。

  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无意间为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唐朝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大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参照点。对于上官婉儿的形象而言,墓志的建构对后来对上官婉儿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影响,反而是个被历史湮没的小插曲。而张说的序文等则对确立上官婉儿在唐代“文”的传统中的地位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以后的史乘虽然在对婉儿的政治评价上有所不同,在对她通过“文”来发挥政治影响这点上并无二致。比如武平一作于开元时期的《景龙文馆记》中有关于上官氏生平的描述,此处无法具体展开讨论,但从文字来看,我认为就是根据张说的序文甚至佚失的崔日用的神道碑序等文献抄撮改写而成。

  尽管武则天以来的政治斗争剧烈而错综,其间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武后,还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在看中“文”的政治力量这点上恐怕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无论谁主宰政权,都有可能通过制度和用人在弘扬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模式上走得更远。当然这是一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在张说这样的统治精英眼里,这种模式只有通过与帝王的直接联系才能有正当性和产生最大效应。正因如此,上官婉儿家庭的遭遇能在《中宗上官昭容集序》里被解读成“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的命运安排。根据现存记载,上官婉儿确实是武后奠定的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实践者甚至化身,这给包括张说在内的文学官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官婉儿代表的这种统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逐渐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恰恰是那个转型阶段的关键人物。

  若从日常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则当时并非每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认同这种模式。张说虽然被现代史家视为李隆基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在姚崇等人眼里,他始终是个圆滑的政坛可疑分子。陈寅恪先生的高足汪籛早在《唐玄宗时期的吏治和文学之争》里已经阐明,玄宗朝初期姚崇和张说的矛盾表面看是日常权力之争,实际涉及统治理念的差别。所以李隆基登基后,张说虽曾贵为中书令,却并没有立刻成为秉持国政的人物,不久还遭到贬谪。直到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去世才得以重回权力的巅峰。不过日后在张说等人努力推动的新文治传统的展开过程中,再也没有一位女性扮演过类似于上官婉儿这样的角色。然而就像波考克(J. G. A. Pocock)指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过一个“马基雅维利的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上官婉儿的时刻”。 ■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晚唐五代社会文化的转型”,[项目批准号:12JJD70009]成果。)


2014-04-03 23:51:23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