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笺释》的感慨

                     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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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第99辑上刊登了刘经富先生的《陈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笺释》,除令《陈寅恪书信集》殝于完备外,此辑六十封信劄亦显示出如下信息:“陈寅恪那几年成名作和所开课程背后的资料准备细节,史语所对陈寅恪研究、写作的支持。他以‘预流’的学术视野广泛搜集、掌握国际汉学资料。他对日本汉学界学术动态的追踪了解,着力购藏日本汉学的新材料和重要文献,强烈地表现出‘要让汉学的中心在中国’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学术重心便从国际汉学领域转到本土史学,信劄保存了他这次学术转向的线索脉络。”(刘先生之语,《文史》2012年第2辑,第230页)
  这些信劄的内容基本皆是向中研院史语所图书室借书、还书,建议图书室购书,以及委托图书室工作人员代为购置图书。其中,工作人员即杨樾亭先生。刘先生检得傅斯年先生为杨先生加薪一事致函中研院的史料一条,可见傅先生对杨先生的欣赏。
  作为一位学术机构的行政人员,杨先生不仅有着相当水准的专业造诣,如刘先生指出,《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3期上有署名为“杨樾亭”的《大不列颠帝国下的太平洋殖民地及其对于美日的态度》一文;而且还有极为认真的工作态度及正直品格,在上述傅斯年的信函中,傅斯年曾评价“此君确系全所第一好职员”。只有这样的行政人员,他才可能为于彼专研学问者提供最体贴、恰当的辅助服务。
  奈何,当下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泰半未有如此素质与工作态度,且大多为校内各大诸侯安置各自家属的首选之处。且不论是否能帮助学人追踪国际学术界最新动态,即便是馆内藏书,也往往不知所踪,或以奇货可居之心态,设置多般障碍。
  7月接获日本赠书,发现有日本学人对于《唐六典》所存之制的年代提出了颠覆定论的新说(2012年5月出版)。当下颇为恐慌,毕竟之前以此通论为不刊之说,论文皆以此立论。搜寻京内各大图书馆,皆无所藏;因知求助敝校图书馆无异缘木求鱼,所以曾怂恿黄ZJ先生让历史所图书室订购,黄先生猜测可能需一年半载的时间。
  此后,又专门拜函日本丸山先生和辻先生,打听日本学人对该说的反应。丸山先生慷慨提出要另购一本寄赠,奈何此书价格高达1.5万日元,实在不敢拜受,婉言谢绝。后又将此讯息奉告台湾高MS先生,高先生立即致函台湾大学图书馆,建议订购此书。
  7月,想起京大石Y兄将回京度假,不由得厚起脸皮去信,希望能代为复印。奈何行动迟缓,彼时他已抵达北京。9月,高先生来信,称其有篇大作即将刊于《汉学研究》,奈何至今未见该书,相关结论总有令人心忧之处。9月下旬,陈LP桶子应大谷大学之邀赴日,临行前,猛然听说接待方对于复印资料的热心帮助,立即将此重任相托,终于在10月3日见到该书复印件。此前9月下旬,台湾大学图书馆已经购得此书,且上架供读者借阅。
  在大陆的大部分大学中,关于国际学术信息的获取,尚未建立起常态化的制度渠道,即高校的行政系统并未形成为科研服务的工作态度。因而,这些学术信息的获得皆取决于学人的自力更生,在获取信息的迅疾、迟缓上,必然无法与常态化的建制运作相比。
  《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刊登了台湾黄宽重先生对于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的书评,谓其一大特点在于重视学术规范,对于最新研究成果皆有吸收、回应,邓先生出版于2006年的专著中,多有参考2003-2005年间问世的学术成果。
  避免重复研究,追踪学术前沿,本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而黄先生特意强调这一特点,无疑是对大陆当下学风的针砭(书评中有直白表述)。读罢此文,如同被打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大陆学人及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皆应进行深刻反思。于图书馆行政人员,境内外的优劣等差已然分明;而于我等直道问学者,谨以邓小南先生此书“赘语”的一段话,供同仁再次吟味:
  “我自己多年来没有拿出一本像样的著作,一直深感愧对学界诸位前辈、诸位师友。面对手中的这一叠文稿,我至今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份工作,究竟是否有其价值。”(《祖宗之法》,第536页)
  于邓先生而言,这当然是自谦之词,然谨慎为学、惜字如金的学品,后学如我之辈也应以此自警。

2013-06-29 15:56:33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