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研究中的問題与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為中心

                     仇鹿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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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一書的出版與197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社會史研究興起的風氣密切相關,作者一方面發展了日本學者士族個案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結合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並較為充分地利用了考古報告、墓誌等出土資料,試圖通過家族的個案研究,突破王朝史的框架,展現秦漢自隋唐中國社會的變遷。儘管該書在理論預設、史料運用等方面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在當時無疑是一部“預流”之作,並在中、日兩國學界都引起了反響。本文借助對《博陵崔氏》一書的討論,回顧了三十餘年來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演進脈絡,分析得失,進而展望士族研究重新出發的前景與可能。

    關鍵詞:伊沛霞  貴族  博陵崔氏  學術史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范兆飛博士翻譯的美國漢學家伊沛霞的名著《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以下簡稱《博陵崔氏》)一書,大陸學者知悉此書,最初大都緣于周一良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書評《〈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這篇書評的發表直接推動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士族個案研究的興起。其實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文學界已經形成了士族研究的傳統,早期代表性的論著如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楊聯陞《東漢的豪族》、王伊同《五朝門第》等,無論是在史料的收集還是論述的嚴整性上都已達到了相當的學術水準,[]但隨著建國之後學術風向的變化,更多地强調對農民戰爭、社會經濟形態等問題的研究,關於士族等王朝統治階層的研究因與時勢違礙而轉入沉寂,即使少量關于“地主階級”的論述,其政治性亦往往大于學術性,這一學術傳統被迫中斷。周一良先生早年致力于魏晉南北朝政治史及社會階層方面地研究,其在國門重開之初,撰文評介此書,或有引介新知,接續傳統之意。周先生的書評發表之後,在大陸學界激起了强烈地反響,引領了一股士族個案研究的新風氣,成爲了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一段學術佳話。[]但遺憾的是,大陸地區藏有《博陵崔氏》一書的圖書館寥寥無幾,因此長期以來,一般學者對于此書的瞭解大體仍不出周一良先生介紹的範圍。在時隔近三十年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的中譯本,雖顯得有些姗姗來遲,但無疑讓更多的研究者得以有機會一睹廬山真面目,不失爲嘉惠學林之舉。

總體而言,今日大陸學界的學術視野與研究水準與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士族研究作爲中古史研究領域中的基底性命題,一直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特別是近年來出土碑誌的大量刊布整理,也為士族個案研究提供了更加充分沛的資料與研究論題。時至今日,幾乎中古時代所有重要的政治家族都已有專門的論著加以研討,但在這研究繁榮表像的背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其中的隱憂,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在近年來的六朝士族研究中,便出現了一批跑馬圈地式的個案研究論文,滿足於低水準的簡單重複。個別低水準的研究論文僅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長編。許多論文多側重於家族的士宦升降和政治地位,而對家族的經濟狀況、宗族結構、家族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則較少涉及。社會學方法的引入本應豐富政治史研究的內容,但一些研究卻背離了社會史對於社會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論士族的巢臼。[④]可以說研究範式的老化與新論題的匱乏,大量重復性的研究是制約最近十餘年來士族研究進展的主要障礙。因此,回到最初的研究起點,重讀這本因特殊機緣而對大陸學界影響巨大的舊著,重新檢討伊沛霞在書中提出的一系列論題,借他山之石,攬鏡自照,進而對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得失加以批判性的反思,或許對于推動士族研究的進展不無裨益,也是筆者撰寫這篇小文的目的所在。

三十年來,對于海外漢學著作的譯介,一直推動國內學術進展的重要方式之一,[⑤]隨著國內學界對於海外漢學瞭解的日益深入,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要更好地理解海外漢學研究的得失,首先需要回到漢學論著産生的學術語境中去。儘管西方漢學的研究對象是中國,但究其學術脉絡而言,無疑是西方學術體系中的一部分,並且從整體而言,漢學研究大約只能算是西方學術版圖中的邊緣角色。因此,我們要注意到西方漢學研究中學術範式的轉換、新研究論域的産生大都深受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及史學研究的影響,隨之起舞,漢學研究所提供的中國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是爲了給西方文明提供一種可資比較的參照系,甚至成爲證明或證否某社會科學範式經驗事實,其發問的對象雖然是中國,但問題産生的語境往往是西方的。[⑥]這一方面使得西方漢學研究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特別是作爲他者,借助比較的視野,往往能够發現局內人日用而不自知的問題,引人思考。[⑦]但另一方面,這種淵源于西方主流學術的問題意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釋中國傳統社會所具有的獨特性與複雜性,進而避免在理論與史料之間做“削足適履”或“削履適足”式的選擇,則是我們在閱讀中需要特別留意和思考的。

總體而言,關于士族乃至中古中國統治階級的研究,并不是西方學者長期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後,西方學者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性別、宗教、思想等領域,以伊沛霞本人的學術經歷爲例,《博陵崔氏》一書雖是其成名之作,但稍后便轉入婦女史研究,在西方學界,其婦女史研究的代表作《內闈》亦更具有影響力。[]但在一九七〇年代,西方漢學研究中確曾一度出現了對士族問題及中古中國社會結構的關注,其代表性的論著除了《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外,還有姜士彬(David Johnson)的《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1980年在斯坦福大學召開的題為“中古中國前期的國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中的不少論文,亦反映出了這一關注。[⑩]伊沛霞、姜士彬的著作出版之後,在西方漢學界激起了相當的反響,Robert M. SomersMichael Dalby分別在權威的漢學期刊《亞洲研究》(JAS)、《哈佛亞洲研究》(HJAS)發表長篇書評加以討論,[]筆者以爲這一研究熱點的出現,與當時西方史學界對于社會結搆及社會史的興趣不無關聯,因此當西方主流學術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出現了“文化轉向”之後,[]漢學界風氣亦隨之移易,士族乃至社會階層的話題不再受到關注。近二十年來,雖間或仍有以士族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發表,[]但其研究并不在主流的視野之內。

正因爲西方漢學界對于士族的興趣源于如何來理解中古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因而無論是姜士彬還是伊沛霞,其研究取向具有鮮明的社會史特徵,[]這與當時中、日兩國的學術傳統皆有所不同。[] Robert M. Somers在書評中直接了當地將其稱爲研究早期中華帝國社會的三部專著,[]因此伊沛霞此書是一本關于士族社會的著作,而非研究士族與政治關係的著作,其更關心的是以士族為中心的中古社會的結構及其升降流動,而“士族政治”只是這一社會結構的反映而已。另一方面,此書的問題意識深受當時西方社會學中關于社會階層相關研究的啓發,并成爲其研究中主要的理論預設,這從其在論述時多次引用《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帝國的政治體系》等當時西方流行的社會學著作便可見一斑。周一良先生在書評中早已指出其研究方法上深受社會學與民族學的影響。而這一特點也為Somers等西方評論者所推重,如Somers在書評中亦大量援引相關的社會學與人類學著作,并將其作爲可資取法的對象。而Somers對于瞿同祖《漢代社會結構》一書最重要的批評便是認為其雖有大量經驗性的結論,卻缺乏理論的嚴密性,進而贊賞姜士彬與伊沛霞的著作在理論思考上的推進。而西方學界關于歐洲貴族問題和中國史領域宋以後社會階層及其流動的研究,在橫向與縱向兩個層面成為伊沛霞研究中取資比較的對象,而姜士彬、伊沛霞及SomersMichael Dalby兩位書評作者對于門閥、士族等不同術語英譯及其概念界定的討論與爭議,便與這樣思考不無關係。其關節點有二,一是如何認識中古士族這一階層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古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二是是否有可能通過士族概念的廓清,使之成爲一個能與西方歷史中貴族加以類比的經驗對象。

伊沛霞、姜士彬的著作一方面承續了較早時期西方漢學關于中古社會一些先行研究,如艾博華、杜希德等關于統治階級構造的一些討論,[]另一方面則大量吸收了日本學者關于士族研究的成果。日本學者關于士族個案的研究起步較早,如戰後不久出版的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一研究——太原王氏譜系考》成爲這一領域的奠基之作,[]稍後矢野主稅竹田龙儿亦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古士族個案研究的論文,[]皆為伊沛霞研究參考取資的對象。但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博陵崔氏》一書更多地從社會層面加以切入,注重討論士族與鄉里的關係及其宗族結構,另一方面在史料利用的範圍上也有了較大的拓展,特別是其利用訪學的機會較爲充分地利用了當時尚未刊布的史語所收藏的墓誌拓片,對于其他相關的金石資料及考古報告也有頗爲周到的收集,[]使得《博陵崔氏》一書成爲第一部建築在墓誌資料基礎上完成的士族研究專著,可謂是預流之作。[21]因此,該書出版之後,很快獲得了日本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吉岡真曾撰寫書評,向日本學界介紹了《博陵崔氏》一書的主要內容及研究旨趣。[22]

以下我們來進一步檢討《博陵崔氏》一書研究的脉絡,正如吉岡真在書評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士族研究主要存在著三種研究取嚮,一個是士族的個案研究,二是對統治階層的總體研究,三是對于官僚機構人事構成中大族成分的統計研究,《博陵崔氏》無疑可以被歸為第一類。但我們可以注意到伊沛霞撰述此書的目標並非僅僅是爲了梳理博陵崔氏一族在一千年間的興衰變遷,而是蘊藏了通過個案研究推進對貴族社會構造與運作整體性理解的雄心。[23]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在區隔其研究時段時使用了“早期中華帝國”(Early Imperial China)這一概念,顯示出突變傳統王朝史的時間分割,避免過去學者“以靜止不變、分析框架的形式研究各時段的貴族家庭,而不是尋找它們發展變遷的動因”的研究弊端,希望通過研究一個家族的整體變遷史,為詳盡分析特定時期的貴族制家庭提供新視野。[24]這種以家族而非王朝為中心的研究視角疑與作者採用的社會史取向具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作者使用的“早期中華帝國”一詞不但與當下西方漢學界流行的“早期中國”(Early China)這一概念在指涉對象上有著相當的不同,也比稍早艾博華、姜士彬所使用的中古中國(Medieval China)的範圍更為寬廣,大約可以視為本書的一個發明。伊沛霞受到內藤湖南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假說的影響,[25]將本書研究的下限置唐宋之際,作者認為帝制時代的中國大約可以從漢到唐與宋至清分為兩個階段,“早期中華帝國”則對應了漢至唐這一時期,但作者在書中并沒有回應日本學界在時代分期論爭中對秦漢與魏晉之間社會變化性質的討論,而其採取這一分期的方法的原因亦是基於社會史的立場,認為這兩個時代的“社會分層”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早期中國帝國階級結構與其他前現代國家相似,呈現封閉性,而帝國晚期中國體制的獨特個性才充分呈現,科舉制促進了社會的流動。[26]因而,伊沛霞所討論的“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其實與中國學者所習用的中古士族一詞的內涵亦有所不同。[27]

作為一本標榜社會史取徑的研究著作,作者在書中對博陵崔氏家族與地方聯繫尤為關注,注意觀察貴族家庭成員在官僚與貴族兩種身份之間的張力與互動,強調地方基礎是貴族家庭經歷漢末魏晉的亂世而得以維繫的秘密所在,而五世紀末期以後貴族家庭逐漸脫離地方基礎,淪為職業官僚則是其最終衰敗的根本原因。中古士族的“城鄉雙家形態”是漢學家艾博華提出的一個重要假說,[28]在中文世界中毛漢光的一系列研究對此假說有詳密的闡發,其通過對於正史傳記與墓誌的數量統計,分析了唐代士族中央化的過程與影響,[29]毛漢光與伊沛霞的研究一從統治階層的總體研究出發,一從個案研究入手,取徑雖然有所不同,但得出的結論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對於博陵崔氏在漢代的崛起,伊沛霞強調地方的社會基礎、儒學修養和符合儒家道德觀念的生活方式這三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後漢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使得博陵崔氏可以憑藉著自己的學識與德行直接進入較高等級的交往圈,而與政權的聯繫較少。作者在史料上特別重視利用崔寔的《四民月令》,試圖以此重建博陵崔氏居鄉的生活。認為崔氏雖不無地產,但秉持清流士大夫的理念,反對豪強兼併,對於農民的生活頗為熟悉而有所關切,《四民月令》是地方大族經營莊園的指南,證明了崔氏家族地方經濟與社會地位的總體特徵,其中反映的童子讀經、祭祀、賑濟等家族或社會公共活動,則是崔寔本人鄉里生活的真實寫照。對此,周一良先生曾有所批評,認為作為地方大族的崔氏與農民的關係本質上是對立的,說不上什麽接近農民。[30]但從目前的研究來說,先生的看法或有偏頗之處,古代中國鄉村社會中的階級關係是否呈現出完全對立的面貌,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質疑。如果以傳統的階級分析觀點而論,就本質而言,地主與農民確實是剝削與被剝削的對立關係,但這種對立的關係在傳統鄉土社會中往往會被一種更加溫情的形式所掩蓋。谷川道雄提出的“豪族共同體”假說,雖然在中日學界都有激烈的爭議,[31]但其對士大夫自律性的觀察,指出倫理道德對於貴族建立在鄉里社會中領導地位的所具有的意義,對於我們觀察中古地方社會的構造及人身結合方式不無意義。其實,無論是“豪族共同體”論還是傳統階級分析方法視角下的地主農民二元對立假設其本質上都是基于社會關係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涵蓋中國社會各個地域、家族之間的複雜性與多樣性。[32]即使在博陵崔氏家族內部而言,既有節儉、窮困但富有德行、學問的崔瑗、崔寔父子,亦有聚斂財富,以“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的崔烈。伊沛霞儘管注意到漢末的清流行動種下了士大夫階層認同的種子,[33]但似乎仍傾向於對漢代的博陵崔氏進行整體性的描述,對於其家族內部清流與濁流兩種不同的行為取向及其意義並未加以闡釋。另一方面,作者儘管注意到了博陵崔氏家族的儒學傳統,可惜未能在研究中進一步引入經學史的視角,因而沒有注意到在東漢古文經學逐漸取得優勢的背景下,崔駰、崔瑗、崔寔祖孫三代精通古文經學的學術背景對其家族在政治上崛起的助力。[34]即使在地方層面,崔氏與政權的關係可能也比伊沛霞認為地更加密切,《四民月令》正月之旦:“謁君、師、故將、宗人、父兄、父友、友、親、鄉黨耆老”,[35]其中列於最前的“君、師、故將”三類,儘管注解者的意見不無分歧,但皆認爲其與崔氏家族的官場網絡有關。[36]

伊沛霞將書中最重要的第四、五章分別題為“貴族時代的博陵崔氏”、“唐代作為舊族的崔氏”,實際上是認爲魏晉南北朝時代才是典型的門閥社會,而在唐代博陵崔氏則僅僅依靠“舊族”的光環維繫較高的社會地位,并以此作一動態的描述,說明即使在一般認為的中古士族社會時代,士族的地位在前後期亦有變化。在第四章中,作者指出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博陵崔氏的政治社會活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四世紀中葉以前,博陵崔氏側重於維持其在地方上的影響,更願意出任一些地方性的職務,與中央政府聯繫較少。而在其後,崔氏強化了其與朝廷的關係,更加積極地介入中央的政治事務,也因此被捲入北魏末年一系列充滿風險的政治鬥爭之中。儘管崔氏家族的成員試圖努力地平衡保持地方基礎與介入中央事務之間的兩難,但其脫離地方的趨勢已逐漸顯現,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是崔氏進入北周政權的一支,儘管作為統一戰爭中的勝利方,這支崔氏在周、隋兩代擁有相當成功的仕宦生涯,但其也永久性地遷離了安平故里,失去了地方基礎。伊沛霞在本章中觀察的重點是貴族如何在地方與中央之間抉擇妥協,并通過對這種張力的呈現支撑起了本章的敘事框架,其中的一些話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思考。伊沛霞觀察到仕宦於北魏的博陵崔氏絕大多數都是曾經仕於前燕崔懿的子孫,[37]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種“由燕入魏”的仕宦經歷在當時的河北士族中頗具有普遍性。對於漢人士族在北朝政治中的作用,作者也頗具洞見的指出,儘管崔氏在北朝不乏顯宦,但本質上“崔氏從任官中獲取的權力與其說是政治性的,毋寧說是官僚性的”,[38]即漢人士族在北朝政治中始終處於次要的地位,真正掌握政權的是拓跋的宗室與外戚,而博陵崔氏這樣的士族所獲得的官僚性的身份,則有助於保護其在地方上的利益。作者注意利用出土墓誌,描述了崔氏在安平地方上社會生活與婚姻網絡,特別指出崔氏在北朝的通婚對象都是居住在河北的大族,不但在社會身份上具有封閉性,而且更有明顯的地域特徵,儘管崔氏後期開始與鮮卑貴族通婚,但其與太原王氏、隴西李氏這樣西部貴族的通婚記錄要到唐代才出現。[39]

作者非常重視六鎮之亂對於北魏社會結構的破壞,指出叛亂不但直接危險到了崔氏等大族聚居的河北區域,而且由於叛軍傾向於恢復鮮卑舊制,對於漢人貴族頗懷敵意,這使得崔氏家族無法繼續維繫在地方勢力與中央事務間尋求平衡的政治策略,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捲入平定叛亂等危險的政治軍事活動,因而其家族成員在之後尒朱氏與高歡、東魏與西魏這一系列政治爭奪中,不斷面臨著死亡的風險,而其家族成員也因為不同的政治立場而陷入分裂,這種對於原有社會結構的破壞無疑大大削弱了博陵崔氏的地方基礎,使其更加依賴於某一政權,推動了崔氏家族官僚化的進程。不得不承認,伊沛霞在第四章中建立一個有效的框架來分析崔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系列政治活動背後的動因,也為我們整體性地理解貴族與北朝政權之間的關係提供一個富有啓發性的案例。當然這一框架仍有進一步檢討完善的餘地,例如作者也承認十六國初的幾十年中,崔氏的活動只能通過想像來建構,史書中并沒有提及崔氏家族的情況,即使關於崔懿的事蹟,也來源於成書較晚的《北史》。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這一時期河北大族的動向,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些居留在當地的家族,如渤海石氏與後趙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被石勒攀為同宗,[40]但這些家族大都在後趙滅亡的動亂中遭到重創,而更多的後來在北朝政治中富有影響的漢人家族則選擇流亡於相對穩定的東北慕容燕政權,[41]而根據崔懿仕前燕為秘書監的記載來看,博陵崔氏很可能屬於第二類,伊沛霞關於崔氏當時居於鄉里的推測可能並不能成立,而其對於崔氏政治策略前後變化的分期及動因連帶著也需要重新加以檢討。進而值得考慮的問題是作者所強調的博陵崔氏在前後期對待中央政權態度的變化,其背後的動力到底是崔氏自己政治策略的選擇,還是北魏政權穩定後,有了更強地汲取地方大族進入政權能力的結果,這涉及到如何評估這一將中央與地方對立起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以及如何來理解北朝時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作者看來唐代並非是一個貴族政治的時代,士族們失去了九品中正制度的庇護,削弱了其在仕宦上的優勢,并面臨著新興家族的挑戰。因而在唐代,魏晉時代常見的如博陵崔氏與清河崔氏之間門第高下爭論已停止,舊族家庭抱成一團,建立起排他性的身份集團,試圖在新的政權中保持優勢,這是一個頗為敏銳的觀察。伊沛霞在本書的開頭便曾批評以往以制度史、政治史為中心的士族研究,無法解釋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在唐代九品中正制度已壽終正寢、統一的中央集權已重新復蘇的情況下,貴族為何還能繼續存在,[42]本章則體現了伊沛霞解釋這一問題的努力。其大體上認為舊族利用其原有的社會聲望、財富、文化優勢等各種資源,不但繼續維持了封閉的婚姻圈,而且成功地在新時代適應了競爭并建立起了優勢。作者已經注意到崔氏成員在科舉考試中所取得的普遍成功,唐代科舉所具有的士族圈內競爭的特質已越來越為學者所重視,[43]而我們過去對於科舉對唐代社會流動的促進作用可能存在著過高的估計。[44]另一方面,門蔭制度的存在也某種程度上保留了士族在仕宦上的特權。不過,作者認為詮選是一種主觀性較大的考核制度,有利於舊族子弟,這一點并不能得到制度史研究者的支持,[45]同樣作者也沒有注意到門蔭出身在唐代前後期官場的地位變化。但毫無疑問,士族子弟所擁有的廣泛的人際網絡有助於其在藩鎮中謀得更好的位置以減少守選帶來的損失,唐代並不嚴密的考試制度,也為士族子弟行卷等場外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46]

此外,作者在第五章中大量利用墓誌資料對唐代崔氏家族成員的仕宦的情況進行考察,并進而依據墓誌材料判定唐代的崔氏更多地擔任縣令、縣尉、州參軍等卑下的地方職務,而北朝的崔氏在仕途上更為成功,[47]但這一判斷混淆了墓誌與史傳兩種材料的性質,我們關於北朝博陵崔氏仕宦的了解仍主要來源於正史,一般只有較為成功地仕宦者才會被正史所記錄,而由於墓誌發現的隨機性,使得一些仕宦不成功的崔氏成員也留下了傳記,但依據兩種不同性質的史料來判斷北朝唐代博陵崔氏政治地位的變遷無疑是具有一定風險的。

伊沛霞在本章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的話題是如何理解中古社會的家族形態,關注貴族家庭作為宗族組織的特徵是作者在書的序言中設定的重要研究目標,[48]作者已經注意到魏晉時代博陵崔氏有逐漸分散化的趨勢,其利用崔昂墓的考古報告,發現崔昂一支離開了父輩生活的安平,遷居常山,并歸葬於此,而最近在平山發現的崔仲方家族墓地也進一步印證了崔氏遷居常山之事。[49]另有一些房支衰弱甚至在歷史記載中消失。而北魏末年,崔氏家族因不同立場而分屬不同政權的事實也使作者認識到“崔氏并不是一個召開家族會議來商討重大決定的團體,沒有一支‘大房’崔氏居於領袖地位”,[50]因而如何在宗族的意義上理解博陵崔氏成為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作者指出用氏族或者宗族來描述崔氏是不適當的,崔氏家族成員並沒有共居安平,而且從北朝至唐,逐漸分散在全國各處,房支疏遠、甚至同一房支內成員之間的聯繫也日趨淡漠,在史料上也看不到崔氏有共同祭祀活動的記載,[51]因而并不能被視為一個富有組織性的宗族。這一認識有利於我們廓清士族研究中的邊界與概念,由於中古是士族活躍的時代,所以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也很容易認為此時期亦是宗族發達的時代。儘管宗族這一術語在研究中得到了廣泛使用,但大多數研究者並未對這一概念進行嚴格的界定,也沒有明晰地區分“族”與“家”之間的邊界所在。[52]事實上士族的同族觀念可能是以同曾祖為範圍的,[53]這大約和“服制”的範圍有關,[54]而出土墓誌對於先世的記載,除了攀附漢晉以前的部分,可靠而較為詳盡的記錄一般不過追溯到曾祖。伊沛霞進而洞見地指出:“博陵崔氏在唐代意義非凡,但是它在階級內涵上的重要性要遠大於宗族意義”,即博陵崔氏更多地是一個社會身份的標識,而非實際存在的宗族,“不包括早期博陵崔氏生物學意義上的全部子孫後裔,也不排除那些親屬關係不牢靠的人”。[55]

作為一部三十餘年前的舊著,作者當時使用的一些較為新穎的研究手法,如對於墓誌資料的廣泛收集與利用,通過對士族卒葬地的分析來判斷士族房支分化與逐步中央化的趨勢,通過與出土墓誌記載家族世系的比勘來確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目前都已成為研究中習見的方法,但作者本書中提出一系列問題仍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省思。

首先是如何來理解士族在魏晉隋唐之際與唐宋之際的變化,與伊沛霞的判斷有所不同,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大都仍認為唐代是一個士族社會,只不過士族的權力逐漸走向衰弱而已,那麼需要說明的問題是當士族失去了制度上的特權之後,唐代維繫士族長期存在的動力是什麼。另一方面,累世為官并具有崇高社會威望的政治家族在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上皆不乏其例,那麼如何來界定中古士族的特殊性,唐代士族與宋代累世為官的家族究竟有何本質上的區別?例如,西方學者一般傾向於認為南宋以降,士大夫將關注的重心從中央轉到了地方,由朝廷大臣轉變為地方紳士,[56]包偉民對此有強有力的批評,[57]其中的一個關節點在於,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宋以後文集、方志、家譜等文獻的大量流傳於後,使我們能夠廣泛而清楚地瞭解大族在地方層面從事的具體活動,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顯微鏡”式觀察的可能,但相對而言,研究唐以前學者,不得不主要依賴正史的記載來描摹大族的形象,而正史的記載當然是以王朝的政治活動為中心,自然也容易得出大族中央化與官僚化的印象,這大約可以算是一種“望遠鏡”式的觀察。那麼剩下的疑問是,我們過去印象中,唐宋間世家大族形象和社會地位的巨大變化,到底是一種實際上的存在,還是被不同性質文獻所呈現出的不同面貌所夸大了,或是在唐宋變革論假說的驅動下,學者更傾向於去發現、強調唐宋之間的變化?谷川道雄所關注的豪族共同體中,貴族領袖對於鄉里的賑濟、救恤,與宋以後士大夫周濟宗族、造福地方的各種義舉之間,是否存在著支配性質上的不同?而在《博陵崔氏》一書中,作者并沒有特別討論漢到唐之間,大族在社會構造中的位置是否有本質性的變化,而是連貫地敘述了崔氏一千年來興衰,那麼如何來進一步解明士族在中國歷史及中古社會結構中的特殊性,恐怕是將來必須要面對的課題。[58]

另一方面,儘管不少學者都傾向於認為士族特別是魏晉時代的士族具有相當的自立性,其本身的聲望與地位并不依賴於官僚的身份,而是一種獨立的社會權力,但事實上這種社會權力最終還是通過政治地位來體現的。伊沛霞也注意到:“在任何可行的時候,貴族都會見縫插針地在國家政權中謀取一席之地”,并認為正是這種參與政權的熱情遏制了貴族家族利用地方基礎成為割據一方的封建領主的勢頭,避免爲了魏晉時期政權的進一步的碎片化。既然士族本身能夠依賴自身的財富、地方勢力、社會聲望與國家權力保持距離而自立,那麼這種參與中央政治的動力來源於何處,伊沛霞提供的解釋主要有兩點,一是長久以來確立的士大夫(gentleman-official)理念具有持續的影響力,二是中國沒有穩定的長子繼承制,貴族的財富與地方勢力會不斷遭到分割,因此無法形成真正長久的封建勢力。[59]其提供的第二點解釋無疑是源自西方的經驗,但總體而言,這兩點似乎皆不足以完全說明這一問題,中古時期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互動關係究竟如何,國家權力如何從地方社會汲取精英,而大族如何應對國家權力對地方的侵入,貴族精英如何來平衡官僚與貴族的雙重的雙重身份,這些問題都值得期待更加精細化的研究。

三十餘年前,《博陵崔氏》出版的時候,士族個案研究尚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周一良先生的書評是在期待精細化的個案觀察加上西方社會科學的視野能夠為傳統的士族研究提供新的突破,但三十餘年後的今天,且不論研究的質量高下,我們卻面臨著“個案已經做完”,士族研究需要重新尋找新的研究方向的困境,[60]甚至可能會不無失望的發現,大陸學界三十年來積累的大量士族個案研究的成果,雖然使我們弄清楚了大大小小的士族譜系、仕宦與婚姻的狀況,但其討論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大都沒有超過《博陵崔氏》一書,一個可以衡量的重要標尺是,大多數的個案研究只停留在對某個士族個體興衰的加以描述的層面,并不能為整體性地理解中古社會的特質提供多少新的知識。在新史學日漸主導學術風氣的當下,傳統的研究議題或多或少地面臨著挑戰與危機,如何揚棄與整合此前個案研究的成果,拓展研究的範圍,更新研究的方法,進而尋找士族研究再出發的起點,是值得每個研究者思考的問題。綜合近年來學界的研究,筆者在此或許可以對士族研究的前景做一點“問題與主義”式的遐想。

首先是對士族這一概念及其邊界的重新思考,儘管士族是一個被學界廣泛使用的概念,但各個研究者筆下士族的定義與概念往往並不相同,其界限也晦暗不明,自崔、盧、李、鄭、王五姓七家以下,直至一般的地方豪強,皆可被不同的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定義為士族或非士族,於是名義上同是研究士族,但研究的對象本身已是參差不齊,很難放在同一個層面上加以討論,[61]更遑論對於墓誌中常見的自云出自某郡望,每個研究者辨偽與去取的標準更是寬嚴各異,如伊沛霞在本書中的研究對象包括了唐代所有自稱博陵崔氏的墓誌。若持較寬泛的士族定義,則進入正史的中古官僚大都皆可被目為出身士族,若此,士族研究便容易被泛化為中古官僚階層研究,那麼士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又在何處?另一方面,我們已習慣于用士族一詞來描述中古時代的統治階層,但很少注意到士族這一用語不變的背後,自魏晉直至唐末,士族一詞的內涵是否已經發生了轉變,例如唐中期以後的科舉精英,儘管亦多出自崔、盧、李、鄭、王等傳統門第,但他們與自己北朝以降的山東舊族的祖先在身份認同、文化特質上是否已存在著深刻的不同?如果沒有,那麼又如何來理解安史之亂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與文化風尚對於傳統門第的衝擊與影響?

其次是對士族譜系構造與身份認同的重新檢討,伊沛霞認為財富占有、世襲特權和姓氏聲望是維繫貴族社會身份的三個重要因素,而其中姓氏聲望無疑中其間最為持久而穩定的因素,但作者也已注意到偽冒郡望的現象在唐代相當常見,甚至有五方博陵崔氏的墓誌誤認清河崔氏為其祖先,其中還包括兩位科舉功名的獲得者。[62]而目前學者的研究也越來越關注士族譜系中的層累構造、郡望的偽冒、攀附、混淆甚至虛構等現象。[63]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加傾向於利用墓誌資料對於訂補《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士族譜系,側重於將士族的譜系連接起來,梳理清楚,那麼以後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注意到士族譜系的中斷裂之處,從士族家族先世記憶的斷裂掩飾之處中發現“貴族家庭恒定不變的術語,掩飾著相當可觀和幾乎持續的變化”。[64]我們可以注意到現在所的士族譜系在歷史上絕非是一成不變、一次寫定的,而是通過多次改寫層累堆積而成的,進而我們在實證研究中可以更多地關注每一次改易譜系、增添房支背後政治與社會權力之間的角逐,促進我們思考士族郡望這一金字招牌千年不變的表像背後,社會流動、階層升降是如何展開的。

其三,在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中代北虜姓士族的個案雖不乏學者的關注,[65]但相對而言,比較側重於胡族漢化、關隴集團等傳統的議題,研究的時限也多囿於北朝至隋唐初年。而筆者以為蕭啟慶先生在研究燻染漢文化的蒙古人、色目人時所提出的“多族士人圈”的概念頗值得中古史研究者關注,其指出元代中後期熟諳漢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業己形成一個士人階層,而此一新興的蒙古、色目士人階層並非孤立于漢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各族士人透過姻戚、師生、座師、同年、同僚、同鄉等關係,頻繁互動,建立緊密的社會網路,各族士人並且具有共同的群體意識——信仰、價值、行為規範及政治理念——乃能融為一體。[66]儘管最近十年來北朝史研究的主流是對於北魏政治制度中胡族特徵的再發現,“多族士人圈”之說似乎多少有為傳統的“漢化論”或者“涵化論”招魂之嫌疑,[67]但在中古時代是否存在著一個超越民族界限之上、對士族身份的認同確實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如著名的柳芳《氏族論》中雖將代北虜姓單獨歸為一類,但總體而言似仍將士族的社會身份認同置於胡漢的民族界限之上,唐代著名的文人出自胡族者的不勝枚舉,從導古文運動先聲的元結、獨孤及,到文名波及天下的劉禹錫、白居易、元稹,其個別在婚姻、舉止上或有不遵禮法之舉,不宜以士族目之,[68]但其在文化上認同漢族士大夫的身份,并自覺踐行致君堯舜、文以載道等儒家道德原則,[69]這點當無疑義,而且在他們留下的大量文字當中,我們似乎很難讀到種族身份的色彩。那麼虜姓士族如何從最初孝文帝改革時的接受國家權力主導下“漢化運動”,復又置於關隴胡漢雜糅的社會環境,入唐後逐漸泯滅民族之界限,又如何逐步拓展交往圈與婚姻圈,形成對士族身份與文化的自覺認同,這一歷史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文化與種族上的張力與衝突似乎可以期待更多精細的個案研究來加以呈現,亦可為陳寅恪先生著名的種族-文化說提供一個新的註腳。

其四,在盡可能小的區域尺度內展現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無疑是對當代研究者頗具誘惑力的課題,過去由於受到史料的限制,我們對於唐以前社會的研究很難深入到郡級以下的區域,而對於大族的研究也集中於正史中有所記錄的家族,而這些大族不過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我們距離瞭解“地方豪強”的層面都尚有不少的距離,更遑論真正進入基層社會。而目前簡牘、墓誌資料的大量出土、特別是同一區域內出土材料的豐富與積累,使得我們多少有了復原一個較小區域內社會網絡的可能,[70]而之前學者利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文書、碑誌、洞窟題記乃至壁畫造像等較為豐富多樣的資料對區域內部的政治結構、社會網絡、胡漢互動、宗教信仰、大族升降等諸方面的研究已提供了較為有益的示例。[71]此類研究工作的拓展或許有助於我們跳出正史等傳統文獻所描繪士族圖像帶來的遮蔽,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古地方社會的權力構造與實際運作。但如何真正地把家族史研究與社會史、區域研究結合起來,選擇適合的研究對象與地理尺度,進而得以呈現中國各地區內部不同的特質與變遷軌跡,發掘出地方社會內部的權力構造與張力互動,而不要把區域研究簡化為傳統中古政治、社會史研究的“微縮版”與“分省版”,這些無疑都需要更多的方法自覺與研究實踐來加以充實。

最後在史料運用的方法上,儘管新出墓誌資料至今仍層出不窮,但受制于墓誌文體本身的限制,我們從墓誌所獲得的信息將來雖毫無疑問仍會有量的增加,但很難說會有質的突破,因而士族研究未來的推進並不能僅僅乞靈新出資料所驅動的粗放式增長,如何改良“歷史學家的技藝”,從舊史料中榨取更多的歷史信息,便顯得尤為重要。因而,除了對新出碑誌這樣有文字的出土文獻資料的收集利用這樣傳統的金石學研究取徑之外,如何跨越考古與歷史的學科邊界,學會榨取數量更多,但沒有的文字資料出土的墓葬中的歷史信息,讓沉默者發聲,這對於推進素來被認為是士族社會的典型,但少有墓誌出土的東晉南朝的歷史研究顯得頗為關鍵。[72]另一方面,我們需注意將文字資料置於墓葬本身的“原境”中加以討論,將墓誌重新安置回整個墓葬構造乃至古人死後的世界中加以考慮,或許能別開新境[73]此處所謂的“原鏡”是當下藝術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概念,即以往的藝術史研究者亦習慣于根據藝術品的不同材質,將其分為青銅器、玉器、雕塑、陶瓷、繪畫等不同門類分別加以研究,從而使得藝術品脫離了墓葬禮儀和建築空間中的原境,變成了單純的器物學研究,在這一脫離原境的過程中,損失了很多重要的歷史信息。[74]而從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而言,對於文字材料的持續不斷的重視,固然造就了自宋以來綿延至今的偉大金石學研究傳統,但與之相應的則是對非文字材料的長期忽視,使得學者不自覺地將墓誌與其他考古資料割裂開來,這一傳統與現代學術體制下的分科共同締造了一道難跨越的知識鴻溝。

總體而言,作為一個傳統的、廣受關注的學術議題,士族研究近年來可以說是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學術內卷化的傾向,其中呈現出的種種危機與挑戰,等待著學者們的進一步的回應與反思。但是藉助血緣關係凝結起來的家族以及通過婚姻、交往等各種手段擴展形成的家族網絡依然是中國古代社會人際結合的最重要方式,無疑也是各種新舊課題中難以繞過的研究對象。如果能將士族研究中積累的一些成熟的經驗方法,例如對墓誌資料的搜集與利用、對於譜系的清理與辨偽,運用到一些過去關注較少的武將、宦官、胡人、宗教、醫學、方技家族的研究中去,[75]或許能拓展家族史研究的範疇,進而加深我們對中古社會階層構造的瞭解。

 


Issues and Doctrine in Studies on Aristocratic Families:

with a Focus on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QIU Luming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Patricia Buckley Ebrey’s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ise of and the fever on social history studies in Si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Ebrey, on the one h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 of case studies on aristocratic families pioneered by the Japanese scholars, on the other hand, applying Western theories of sociology, optimized newly discovered archival materials like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s and epitaphs. Ebrey tried to breach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history of the empires by focusing on cases of the families, and thus present social transition in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Although details are to be criticized and discussed in its research hypo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materials, the book was no doubt a prologue of a new tradition at that time, and was discussed among scholars in China and Japan. This article, therefore, with a focus on a discussion on the Po-ling Ts’ui Fami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Aristocratic Family in Chinese language, analyzing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imperfectness, and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s of a new march of this theme.

Key Words: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ristocratic Family, the Po-ling Ts’ui Family, Academic History

 



*本文系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人文學科整體推進重大項目“中古中國的知識、信仰與制度的整合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批准號10YJC770024的成果之一。本文的初稿曾在復旦大學中古中國共同研究班上報告,論文在撰寫過程中及研究班的報告中先後得到余欣、孫英剛、徐冲、唐雯、張金耀、游自勇、馮培紅、范兆飛等師友惠示寶貴意見,佐川英治先生、史習雋博士幫助複印了相關資料,特此致謝。

[]周一良《〈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原刊《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后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517528除此之外,金應熙、鄒雲濤《國外對於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評》一文對此書內容亦有介紹,《暨南學報》1987年第2期,6976。金應熙亦特別指出地域研究與個案研究是海外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兩個重要的特點,氏著《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述評》,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02-206

[]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收入《民國叢書》第313冊,上海書店1991年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第114期,1936年,10071063;王伊同《五朝門第》,初版於1943年,後經修訂,此據中華書局2006年修訂版。

[]陳爽《近20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1526

[]陳爽《近20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頁1526

[]張廣達先生在展望唐史研究趨向時曾特別指出,推動未來唐史研究進步兩個因素,一個是我國唐史學者自身的原創力,另一個則是來自國外學術界的啓發。張先生所謂的國外啓發,不但包含漢學領域,更擴展至西方史學研究本身,例如年鑒學派所取得的業績,其研究方法與取徑亦值得中國學者學習。張廣達:《關于唐史研究趨向的幾點淺見》,收入氏著《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35249

[]所謂漢學本身就是西方在殖民擴張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的一門學問,其最初的學問取嚮有鮮明的西方中心論特徵,儘管在最近三四十年來,在西方學術內部,如福柯對于文化權力宰製揭示,薩義德東方主義的提出,皆引起西方學界對于西方中心論的强烈反思,漢學領域也出現了要從中國發現的歷史的研究轉向,但我們要注意到無論是西方中心論還是東方主義,這些論題提出、發酵與論爭,本身都發端於西方本身的學術脉絡演變,而與其研究的對象無關。

[]王晴佳《為何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學術興趣之異同》,《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頁141-145

[]與伊沛霞學術經歷的相似,姜士彬後來也轉入了民間信仰、大衆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這種轉向當然與學者本人學術興趣的轉移有關,但我們可看到西方漢學本身學術風氣的移易對學者的影響。

[]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7.中文世界關于姜士彬一書的評論可參讀張廣達《近年西方學者對中國中世紀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12期,頁2931

[]會議的論文集遲至1990年方才正式出版,Albert E. Dien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另外同期較有影響的論文有Dennis Graffin對于東晉士族的研究,“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1, No. 1 (Jun. 1981),pp.65-74. 姜士彬對于唐宋趙郡李氏的研究,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7, No.1 (Jun. 1977), pp.5-102.

[]Robert M. Somers "The Societ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Three Recent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1 (Nov.1978), pp. 127-142. Michael Dalb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0, No. 1 (Jun. 1980), pp. 249-263.

[]關于新文化史的研究及其特徵,可參讀林·亨特編、姜進譯《新文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Miscevic D. Dusanka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65 (1993): 5-256.陳弱水(Jo-shui Chen) "Culture as Identity during the T'ang-Sung Transition: The Ch'ing-ho Ts'uis and Po-ling Ts'uis," Asia Major Volume 9, part 1-2, 1996, pp.103-138. Cynthia L.Chennault "Lofty Gates or Solitary Impoverishment? Xie Family Member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ung Pao Vol. 85, No.2 (1999),pp.249-327.筆者所見較新的論文是Nicolas Tackett(譚凱)對晚唐社會精英的討論,Great Clansmen, Bureaucrats, and Local Magnates: The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lite in Late-Tang China, Asia Major, Volume 21, part 2,2008, pp.101-152.

[]伊沛霞此書的寫作立場無疑是以社會史家自居的,見《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

[]中國關于士族研究傳統的取徑是政治史,以田餘慶先生典範性的著作《東晉門閥政治》爲例,儘管其亦是以士族的個案研究為基礎,但更多地是對士族升降與政局演變的研究。日本學者對于貴族的研究,早期如內藤湖南的觀察,無疑也是偏向政治史的,戰後雖然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重視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但這一研究取向是以階級關係與土地關係為中心的,谷川道雄、川勝義雄引發的關於“豪族共同體”的論爭,雖然淵源于日本學界關於中國史時代分期論戰的獨特背景,但到激發了學者更多地去考察支撑士族政治背後的社會勢力。另參徐冲《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頁354363

[]除了姜士彬、伊沛霞的書之外,Somers評論的另一本著作是瞿同祖的《漢代社會結構》,英文本1972年出版,中譯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

[]W.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1952. 特別是Denis Twitchett對於地方精英及社會流動的關注,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ghuang”,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Yale University 1973,pp.47-84.姜士彬對于敦煌文書的利用或許是受到了杜希德一文的影響,但中、日學者對于敦煌出土的《貞觀氏族志》的研究要更早,杜希德本人的工作或許也是受到了中、日同行的啓發。

[]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一研究——太原王氏譜系考》,東京,日本出版協同株式會社,1951年。

[]矢野主稅《張氏研究稿》,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5期,1955年,頁139;《鄭氏研究》,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8期,1958年,頁2136;《鄭氏研究(二)》,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9期,1959年,頁18;《鄭氏研究(三)》,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10期,1960年,頁114;《韋氏研究》,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11期,1961年,頁4964;《韋氏研究(二)》,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增刊,1962年,頁2649;《裴氏研究》,長崎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14期,1965年,頁1748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弘農楊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史學》31卷第14號,1958年,615643

[]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儘管作者對自清代金石家以下,直至1949年後出版的考古報告都有較完備的收集,但卻沒有利用趙萬里1956年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這一集大成的典範之作。即使1949年後出版文史著作可能在海外不容易獲得,但趙萬里早在1936年便出版了《漢魏六朝冢墓遺文圖錄》,是書為《集釋》前身,作者亦未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作者在史料收集上的一個瑕疵。

[21]較早的著作如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一研究——太原王氏譜系考》,儘管已注意到碑誌史料的價值,但受時代局限,其取材的範圍大體仍以《全唐文》等傳世文獻中所存的碑誌材料爲主。

[22]吉岡真《P.B.エブリィ著前期帝政中国の門閥氏族--博陵崔氏の一研究〉》,《史學研究》148號,5769

[23]當然就伊沛霞對博陵崔氏這一個案的選擇而言,則不無偶然,其自述希望選擇一個相對較爲次等的家族,以免有過多的偽冒者影響了研究的有效性,其次則希望找到材料較爲集中的一個家族。筆者推測由于《博陵崔氏》一書以“早期中華帝國”為研究斷限,因而伊沛霞需要選擇一個漢魏世系較爲可信的家族作爲研究的對象,這也是選擇博陵崔氏的重要原因,《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112

[24]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2

[25]內藤湖南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018。關於唐宋變革假說及其在東西學界中的迴響,最重要的評述可參讀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57133

[26]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1-4

[27]與中國和日本的研究者不同,美國漢學家并不經常使用“中世”、“中古”這樣的詞彙,少數的例外如宇文所安《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但正如作者自云這不過是提醒讀者中唐及其變化的一個“強名”,并沒有特殊的分期論的意義,另參卜正民《中世性與中國人的歷史觀》,收入單國鉞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1-115頁。而自柯文《從中國發現歷史》一書提出對於美國漢學“衝擊與反應”範式的批判,反對將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對立,提倡要觀察中國歷史本身的脈絡演進,而不再將現代中國視為西方衝擊的產物以來,大量的美國漢學研究都以明清兩代甚至更長的研究時段作為一個歷史研究單元,強調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與內在變化,從而使得 “晚期中華帝國”這一概念頗為風行,儘管這一概念同樣缺乏精確的定義,但其上限大約可以追溯到宋元,恰好可與伊沛霞書中所用的“早期中華帝國”一語互相發明。

[28]W.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pp.44-45.

[29]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第頁234-333韓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一文認為士族從鄉村到城市可能是對這一變化更加準確的描述,《歷史研究》,2003 年第4期,49-67。然而士族中央化之後的動向及中央化對于士族的意義及其影響則仍是一個有待深入討論的話題,相關的研究可參考鄭雅如《“中央化”之後——唐代范陽盧氏大房寶素系的居住形態與遷移》,《早期中國史研究》22期,頁150

[30]周一良《〈博陵崔氏個案研究〉評介》,《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519

[31]谷川道雄 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另參侯旭東:《評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97408。佐竹靖彥《中國古代的共同體與共同體論——以谷川道雄的研究為線索》,《佐竹靖彥史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68-198

[32]日本學者較早就注意到漢代豪族不同的地域特徵,如鶴間和幸《漢代豪族の地域的性格》,《史學雜誌》8712期,1978年,1677-1714

[33]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22,這點作者可能是受到了川勝義雄相關研究的影響。

[34]《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頁17081722;卷七九《孔僖傳》云崔氏與孔安國家為世交,可見其傾向古文經的立場,頁25602563;另參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591

[35]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

[36]“君”指的是郡縣長官,“師”指的是東漢常見的擁有門生故吏富有名望的學者,較有疑義的是“故將”,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認爲“故將”是指曾經做過自己“首長”的人,5;渡部武《四民月令:漢代の歲時と農事》則傾向於認爲是故吏之屬,東京,平凡社,1987年,195197

[37]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69

[38]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81

[39]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7577。但作者的這一判斷隨著崔楷墓的發現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儘管在墓中僅發現崔楷的墓誌蓋,但在誌蓋的四周記載了崔楷的家世與通婚情況,而隴西李氏恰是崔楷一支主要的聯姻對象,田韶品《曲陽北魏崔楷墓》,《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頁3539

[40]《晉書》卷三三《石苞傳附石樸傳》,1009

[41]羅新《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27156

[42]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6

[43]毛漢光《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中國中古社會史論》,334364

[44]陳寅恪極其重視科舉對於促進唐代社會流動的作用以及新興進士階層的興起對於原有社會結構的衝擊,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0-87。稍後的一些研究,如胡如雷《論武周的社會基礎》雖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不同意陳寅恪的結論,但仍強調科舉制成為新興地主集團進入政權的主要渠道,《歷史研究》1955年第1期,頁85-96。但在西方學界,Denis Twitchett較早就對陳寅恪的判斷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至少在唐代中期以前,科舉制對於社會流動的作用不宜估計過高,見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no.18LondonChina Society,1976.此文蒙孫英剛先生提示,特此致謝。

[45]從目前關於詮選制度的研究進展來看,詮選本身還是一個以“循資格”為基礎的注擬官闕制度,其中的主觀性相當有限,參讀王勛成《唐代詮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38-190

[46]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253頁。

[47]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132133

[48]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8

[49]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109-110註釋144及譯者注。

[50]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86

[51]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116118

[52]在中文世界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的研究以中古的宗族或家族制度為對象,其所關注的問題,與一般所謂的士族研究者間有同異,但似乎兩者間缺乏交流,前一類代表性的論著可以舉出李卿《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宗族關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閻愛民《漢晉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侯旭東對宗族概念的使用已有一定的反思,《漢魏六朝父系意識的成長與“宗族”》,《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60107

[53]一個證據是唐代的行第,多以同曾祖為序,岑仲勉《唐人行第錄·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而唐人在一般稱呼習慣上,以同曾祖內為從兄弟,同曾祖外為族兄弟。而伊沛霞推定的範圍還更小一些,以五世之內具有親屬的關係的人員構成,《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19。當然這并不是一個絕對化的概念,從墓誌提供的信息來看,有些墓誌的撰者或書丹者與誌主不過是“再從”或“同族”的關係,似乎暗示了在安葬的過程中一些較爲疏遠的親屬可能起了較大的作用。

[54]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收入黃寬重、劉增貴編《家族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60-86;甘懷真指出唐代的家廟與祀的範圍一般止於大功親,《唐代家廟禮制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94

[55]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15

[56]代表性的著作是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1987.

[57]包偉民《精英們“地方化”了嗎?——試論韓明士〈政治家紳士〉與“地方史”研究方法》,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653-670

[58]中國和日本的學者一般以為士族(貴族)社會是標識中古中國獨特性的重要特徵,其他的時代,如漢代的豪族勢力亦很發達,但并不能被稱為豪族社會。其蘊含的研究假設是認為在漢魏之間,大族在國家權力、社會構造中的地位得到了本質性的強化,從而需要用士族(貴族)社會這樣一個專名來加以凸現,但這種士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

[59]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頁2156

[60]這並不僅是筆者個人的想法,如甘懷真最近發表的《再思考士族研究的下一步:從統治階級觀點出發》亦談及士族研究的困境及研究再出發的可能,收入氏編《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頁126

[61]毛漢光從士族的官僚屬性出發,提出三世五品官可稱士族的說法,無疑是中文世界對於士族最清晰的定義,并以此為基礎,通過數量統計,研究中古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頗具影響。但這一定義由於忽視了士族的文化屬性,較為機械,近來為不少學者所批評,綜合性的討論可參讀韓昇:《中古社會史研究的數理統計與士族問題——評毛漢光先生的〈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復旦學報》,2003年第5期,頁9198。但除了毛漢光之外,其他學者也未能提出一個有說服力且便於研究操作的定義。

[62]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25

[63]何德章《偽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為中心——讀北朝碑誌劄記之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7輯,135141仇鹿鳴《攀附先世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頁6074;陳勇《漢唐之間袁氏的政治沉浮與籍貫變遷——譜牒與中古史研究的一個例證》,《文史哲》,2007年第4期,頁6371

[64]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153

[65]較有代表性的如毛漢光關隴集團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關係文中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1分,頁119-192;宋德熹《試論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為例》,收入氏著《唐史識小》,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頁89-133

[66]蕭啟慶《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收入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76508;《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67]特別是西方漢學界在基於文化多元主義產生的新清史潮流的衝擊下,談論“漢化”多少已經有些政治不正確的意味。相關的論爭可參讀罗斯基《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兩文的中譯本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2。過去視漢化為進步、為歷史發展方向目的論式的研究,遮蔽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很多複雜面向,無疑是需要批評和放棄的,但因而連帶著漢化兩字亦被賦予“原罪”,漢化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常見現象亦被變得不可討論,似乎亦存在問題。

[68]陳寅恪《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收入《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316-330

[69]如白居易、元稹對於帶有諷喻性的新樂府詩的創作,便是將詩以言志的文學傳統與致君堯舜的道德期許結合起來顯例。

[70]在簡牘方面,較早的嘗試有黎明釗《漢代東海郡的豪姓大族:以〈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及〈贈錢名籍〉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9卷,4795。近來魏斌利用吳簡中人名討論湖南的區域社會與種族問題,頗具新意。參讀魏斌:《吳簡釋姓——早期長沙編戶與族群問題作者》,《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23-45單名與雙名:漢晉南方人名的變遷及其意義》,《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頁36-53。墓誌這方面的研究潛力更大,若以唐後期的藩鎮作為單位,如魏博、昭義、幽州等不少區域內發現的墓誌皆在百方以上,將其與傳世文獻相結合,足以支撐展開區域史研究的嘗試,但目前學者仍主要關注于正史上出現過的那些大人物的墓誌,對於以碑誌等石刻資料為中心的區域史研究尚缺乏足夠的關注。

[71]代表性的如白須凈真《在地豪族·名族社會——一~四世紀の河西》,池田溫編:《講座敦煌》第3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頁3-51;楊際平、郭鋒、張和平《五-十世紀敦煌的家庭與家族關係》,長沙,嶽麓書社,1997年;姜伯勤《敦煌邈真贊與敦煌名族》,收入饒宗頤編《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4年,第1-55頁;劉安志《唐朝吐蕃占領沙州時期的敦煌大族》,《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83-91;白須凈真《吐魯番的古代社會——新興平民階層的崛起與望族的沒落》,谷川道雄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08-131。綜合性的學術綜述與討論,可參讀馮培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上),《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3期,31-49;馮培紅、孔令梅《漢宋間敦煌家族史研究回顧與述評》(中)、(下),《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4期,53-742010年第3期,頁103-119

[72]在這方面,涂宗呈新近《東晉南朝士族的墓葬文化初探——以南京地區單室磚墓與隨葬品為中心》一文做出了較好的研究示例,收入甘懷真編:《身份、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頁123-152

[73]與傳統士族研究關係密切的便有對士族墓葬的一些綜合性研究,例如鄭岩《墓主畫像研究》、《墓主畫像的傳承與轉變——以北齊徐顯秀墓為中心》、《崔芬墓壁畫初探》等文,皆收入氏著《逝者的面具——漢唐墓葬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8-218337-351

[74]巫鴻《東亞墓葬藝術反思:一個有關方法論的提案》,收入氏著《時空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161-192,另參巫鴻:《實物的回歸:美術的“歷史物質性”》,收入氏著《美術史十議》,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42-53

[75]在宋史領域,關於武將家族的研究一直頗受學者的關注,代表性的如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曾瑞龍:《北宋种氏將門之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但唐史領域中類似的論題則并不多見,而近年來大量武將墓誌的出土,則為我們進一步探討唐代武將群體乃至更小尺度的研究如中後期藩鎮內部軍將網絡都提供了較大的資料空間。宦官儘管一直被認為是唐中後期歷史上的核心角色,但由於傳統史家對其往往採取鑒戒論式的敘事,使得我們所獲知的宦官形象不但趨於負面,而且程式化,而新出的宦官墓誌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宦官家族出身、社會網絡等諸方面的知識,使我們有機會更加深入地探討這一唐代中後期政治史上重要的一面,其中典範性的研究可參見陸揚《從碑誌資料看 9 世紀唐代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為例》,《文史》2010年第4輯,頁93146。近年來活躍的宗教史、醫學史等領域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如雷聞《碑誌所見的麻姑山鄧氏——一個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9-69),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91-125),陳昊《墓誌所見南北朝醫術世家身份認同與宗教信仰》(《文史》2008年第2輯,頁77-104)《晚唐翰林醫官家族的社會生活與知識傳遞》(《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3期,頁345-392)等文中對於鄧氏、徐氏、段氏等道教、醫學家族的討論,大抵皆藉助碑誌資料,運用家族史的研究方法,使得原先晦暗不明的中古宗教、醫學世家的面貌得以顯現,從以上諸例不難窺見士族研究方法在其他相關領域中運用的潛力。

 

來源:《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4期。多謝作者提供電子版供本網站轉帖。


2014-12-29 11:40:16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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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