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境内室韦遗存的发现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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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1年,由鲜卑人分裂建立的北周政权,被权臣杨坚所取代,建立了隋朝,结束了中国数百年之久的南北朝局面,鲜卑人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统一作出贡献而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留居在呼伦贝尔的室韦人,这时已远远超出大兴安岭东南麓的嫩江流域的规模,其活动中心已西移到呼伦湖一带。《隋书·室韦传》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未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他们大致分布在今嫩江流域以西,额尔古纳河以东,北至黑龙江,南达今洮儿河流域,南与契丹人相接;西与突厥为邻;东南与靺鞨隔河相望。所以,隋代室韦分布在今呼伦贝尔境内。

南室韦是隋代室韦五部中最南的一部,与契丹为邻,和中原的隋朝接触较多,《隋书》记载“与靺鞨同俗”,“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说明南室韦东南与靺鞨、高丽相邻,东界为嫩江,南界当在今洮儿河流域。

北室韦的位置《隋书》也有记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訖山而居”。根据古代路程,北室韦中心地域当在今雅鲁河至阿伦河之间,再往北走,最远可到伊勒呼里山麓,北室韦的九部最远可到伊勒呼里山一带,即大兴安岭的北部森林中。

钵室韦在《隋书》记载中,“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希山而往,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据考证,胡布山今额木尔山,钵室韦人即依额木尔山居住,且比北室韦的人多,显然呼伦贝尔市的根河北部当为钵室韦人活动的地区。

深未怛室韦在《隋书》中描述:“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未恒室韦,因水为号也”。往西南四日行程到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激流河流域,显而易见,深未恒室韦就活动在这一带。

大室韦分布地望,按内蒙学者张久和的考证:“大室韦不会距离额尔古纳河过远”,隋代的大室韦当分布在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北部地区,即今奇乾一带的原始森林中。

唐朝是室韦诸部蓬勃发展和壮大时期,由五部发展到二十部,其中居住在呼伦贝尔的有如下诸部:

乌素固部,《旧唐书·室韦传》载“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即呼伦湖,可见当时乌素固部分布在新巴尔虎右旗克鲁伦河下游一带了。

塞曷支部,据《新唐书》记载:“自治而东有移塞没部,稍东有塞曷支部,最强部也,居啜河之阴,亦日燕支河”。据考证,当在今扎兰屯和牙克石西南的绰尔河流域。

和解部在《新唐书》有记载:“塞曷支部······次又有和解部落,”“盖东有和解部”,显然就在今雅鲁河、绰尔河流域,即今牙克石市东南及扎兰屯境内,应是和解部活动的范围。

乌罗护部是唐代较大的室韦部落,就是北魏时期的乌洛侯,新、旧《唐书》都有记载:“东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今天的呼伦贝尔岭南地区,扎兰屯市、阿荣旗一带都是他们游牧的地域。

那礼部与乌罗护部居于同一地区。《唐会要》卷96记载:“那礼部落与乌罗护犬牙而居”。西唐书室韦传都把那礼部与和解部、乌罗护部并列。

山北部又做北室韦,《旧唐书》记载:“那礼部落又东北有山北室韦”。从地理环境看,此山应是嫩江上游西侧的萨起山,即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

小如者部,大如者部,婆莴室韦,《旧唐书》记载:“小如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大如者部在文献中只记其名,未说明具体位置,从部的名称看,应与小如者原为一个部落,后来逐分为二部,二者位置相接连。三个部落在当在伊勒呼里山周围,即今天的鄂伦春旗、根河市一带。

乌丸部,《旧唐书》记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应在诺敏河流域,莫力达瓦旗与阿荣旗交界一带。

大室韦即隋代的大室韦。

西室韦在大室韦西,即在今陈巴尔虎旗和额尔古纳市境内。蒙兀室韦,根据《旧唐书》记载:“望建河······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坦室韦之南”。蒙兀室韦西与大室韦为邻,北与落坦室韦隔河相望。则蒙兀室韦当在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黑龙江上游的南侧,额尔古纳和根河两市北部都是蒙兀室韦活动的区域。

可见,唐朝时,室韦二十余部中有十四个部落分布在呼伦贝尔市境内,那时他们处于氏族社会末期,过着渔猎生活,游牧经济开始出现了,了解室韦各部落的具体分布,在今后考古调查中,就可以更进一步分清室韦遗存的具体文化内涵了。

成书于1985年的《室韦史研究》,称“始终未能发现室韦文化遗存”,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为此,原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的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十分重视这一考古课题,他们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对照普查中发现的遗址,在呼伦贝尔大地认真寻找室韦遗迹……

室韦:古老的民族

室韦是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古老民族之一,其名称始见于北魏,《魏书》中有室韦传,但其居住的地理位置难以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北魏时,室韦在大兴安岭南麓嫩江流域;到隋代,室韦已发展为五部,并逐渐西移;唐朝时,大兴安岭西侧尽称室韦,唐代在呼伦贝尔设室韦都督府,管辖二十余部室韦;《新唐书·室韦传》称室韦诸部以“俱轮泊”(即呼伦湖)为基点,“泊之四面皆室韦”。在二十部室韦中,包括蒙兀室韦,自此,蒙古始见于史籍。蒙古族就是“蒙兀室韦”的后裔,成书于十四世纪的《史集》把额尔古纳河流域尊为蒙古族形成的摇篮。当蒙古族强大以后,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在额尔古纳河东南岸森林与草原结合地带,修筑一条长城和十几座边堡,俗称金界壕。《圣武去亲征录》中,一再提到成吉思汗征服呼伦贝尔草原而“入塞”、“出塞”。这个“边塞”,不是指中原与北国分界的汉代万里长城,而是这条中国最北部的金长城,这些地表遗迹是金代的遗存,已被学术界认可。而室韦的遗迹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使人雾里看花,要彻底解决这一考古难题,只能从地下去寻找了。

1988年6月,呼伦贝尔盟文物站在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发现一处用粗圆木做葬具的古墓葬,这种独木棺,在史书上有记载,写于明代的《草木子》,关于元朝历代送终之礼:“元朝宫里,用棕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鬚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乃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经碳14测定,此墓葬是距今1300多年前的遗存,当时文物站站长赵越认为,此墓葬应该是蒙兀室韦的遗存,白劲松先生在考古报告就按室韦遗迹定稿。但文章发表时,编辑改为辽代早期,这一重要信息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深山密林的居住遗址

1990年夏季,呼盟文物管理站与内蒙考古所,额尔古纳市文物所合作,去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奇乾一带考古调查,在深山密林中发现三处半地穴式古代居住遗址,并在遗址中采集到陶片、骨器、木碳等遗物,经碳14测定,属于1000年前的遗存,就其地理坐标对照,这里正是辽代室韦人活动的地方。为此,赵越先生在199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发表了《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迹》,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程来呼伦贝尔调查。1998年在海拉尔市谢尔塔拉发现了室韦墓群,中央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后来,刘国祥、白劲松等又出版了专著《海拉尔谢尔塔拉墓》,提出了“谢尔塔拉文化”概念。认清了呼伦贝尔地区的室韦时期陶器型制和纹式。在2008年10月,哈克遗址博物馆施工时,对照“谢尔塔拉文化”的陶器纹饰,在哈克遗址的上层,发现了室韦人的陶器。有了这些可靠的室韦陶器的标准纹饰做参考,回头再验证以往一些遗址中采集的陶片,有很多遗址,过去都简单的断定为辽代的遗存,没有确认是那个民族的遗物,显然是学术研究中的失误。

呼伦贝尔地处祖国北疆边陲,自唐代设立室韦都督府后,宋朝没有控制到这里。而是由辽朝、金朝管辖,然而这里的居民应是室韦人,宋、辽时代的呼伦贝尔遗存,就应是室韦人的遗物,显然,在时代上,唐、宋、辽、金时期的呼伦贝尔遗存,在地表上有当时朝廷修筑的古城墙、古城堡,是为了防御、管理室韦人的建筑,而地下的遗存,大多数应是室韦人留下的遗迹了。

来源:《北方新报》2016年4月26日


2019-01-23 12:06:56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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