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和他的四个保母:最微妙的主仆关系

                     仇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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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无论在史籍中还是在后世各种戏说正说的影视作品中都被演绎成一位庸弱的君主,这一特质在武后残酷凌厉手段的映衬下显得尤为明显。《旧唐书·高宗纪》一上来就讲他为人“宽仁孝友”,这对需要主威独运的君主而言恐怕并不能算是赞词。唐太宗早年曾考问他《孝经》中何言为要,李治答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本是标准答案式的应对,太宗的回应倒颇有些深意:“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父亲对李治的定位是善于“事父兄”的臣子,高宗的一生若有幸能做一位安静的宗室亲王,远离各种政治喧嚣,大约更符合他的本性。
但最终两位兄长李承乾与李泰围绕着储位两败俱伤的争夺,使李治多少有些半推半就地扮演起了本不属于他的皇帝角色,《新唐书·高宗纪》“史臣曰”曾激烈地批评太宗立李治的选择,言其“昧于知子”。在李治成长的宫廷背景中,有一个背景对他柔弱性格的养成或许颇有影响,之前的学者则多少都有些忽略。李治的母亲长孙皇后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但在贞观十年(636)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当时李治不过九岁,而他的两位兄长李承乾、李泰都已渐次成年,围绕着储位的争夺已在暗自酝酿中。较之于两位已成年的兄长,李治大约是真正感受到丧母之痛的一位,“哀慕感动左右”。另一方面,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一直未另立皇后,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后宫中并没有女主人,虽然史书上记有如徐贤妃这样颇受太宗赏识的嫔妃,但太宗与徐惠的投契,恐怕更多是基于文学上的共同趣味,徐妃并不能取代长孙皇后宫廷领袖的角色。母亲的早逝,年岁相差较大而且正忙于互相争夺的兄长,如果说少年李治生活在一个稍显黯淡压抑的宫廷氛围中,恐怕并不为过。
那么谁能填补少年李治生活中缺失母亲的角色,难免让人有了一些悬想的余地。数年前曾读到高宗保傅姬总持的墓志,透过志文格套化的语言,也能体会到高宗与她非同一般的私人情感,这点比读一下太宗乳母彭城国夫人刘氏墓志便不难觉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39),于是撰文略作考释(拙著《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刊《唐研究》第十七卷)。文章草就后,陈尚君师告诉我在《唐语林》中载有高宗乳母卢氏,封燕国夫人,本是杜才干之妻,因罪没入宫掖,可惜没有存留更详细的记录。在此之后,便对相关文献一直有所留意,新近注意到两位,可以补充前文的人物。
仇鹿鸣《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
一位来自新近刊布的刘默墓志(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刘默本人生平并无多少值得一提处,但志文中云其祖母齐国夫人,“即唐高宗大帝为藩后储君时之阿保也”,因此得以荫及其孙,“显庆元年,敕齐国夫人孙慎言(按:刘默字慎言)可宣德郎。总章元年,敕齐国夫人孙慎言宜令事豫王”。而刘默祖父便是与姬总持公公李孝常一起策划谋反的刘德裕,这位姓氏不详的齐国夫人与姬总持一样皆是受家庭之累被籍没入宫,最后又因保育高宗的勋劳而重享富贵,并荫及子孙。此外,刘默墓志云父刘藏先后历官将作少匠、司农、太仆、光禄卿、复州及抚州刺史等职,未受其父谋逆被诛的影响,也多少印证了我前文中的一个假说。贞观元年(627)李孝常、刘德裕的谋叛,由于参与者多出身关陇的核心家族,甚至长孙皇后的异母兄长孙安业亦卷入其中,因此太宗亦无力穷究其事,仅诛杀了李孝常、刘德裕等首谋十二人,未广泛株连,对这些家族在唐初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姬总持及齐国夫人能在宫中复起,与这一背景多少也有些关系。
刘默墓志盖,武周圣历三年(700)腊月十五日。
刘默墓志,武周圣历三年(700)腊月十五日。
如果说姬总持、卢氏、齐国夫人三人皆是因罪没入宫后,因缘际会成为高宗保傅,开启了一段过山车式的人生,那么第四位薛氏的背景及在高宗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则又相当的不同(关于薛氏的生平另可参读陈丽萍《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中的考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保留了一段蕴义丰富的史料,显庆元年(656):
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闱。父既学业见称,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数十人,并四事公给,将进具戒。至二月十日,勅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
陈丽萍《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
薛婕妤是隋代著名文士薛道衡的女儿,传说薛道衡本人因“空梁落燕泥”的名句被隋炀帝嫉妒,从而招来杀生之祸。传闻虽不尽可信,但河东薛氏薛道衡一支无疑在隋唐之际享有盛名,薛道衡、薛收、薛元超祖孙三代皆以文学见长,名重于世,因而所谓薛婕妤“妙通经史,兼善文才”云云恐非虚语。薛婕妤身份中更为特殊的一点是,她本是高宗祖父唐高祖李渊的嫔妃,故由其辅导高宗习学的安排只有在高祖去世之后才可能实施。唐高祖于贞观九年(635)五月去世,当时长孙皇后染疴已重,《旧唐书》本传云其“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惙”,在此背景下安排由薛婕妤来为少年李治讲授经史,可谓意味深长。李治成年后雅好文艺,喜唱和,这在姬总持墓志、薛元超墓志中皆存有相关文字,不知是否与少年时薛婕妤的熏染有关。另一方面,根据唐初的惯例,皇帝去世后,其未生育子女的嫔妃将会离开宫廷,被安置在一所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尼寺中,这座尼寺则会被改为别庙,供这些先皇旧人聊度余生。据记载唐高祖别庙位于长安的丰乐坊,本为证果尼寺,高祖去世后,改称静安宫。与一般嫔妃不同,薛氏因教授高宗的缘故,得以留在宫中,避免了青灯古佛了却残生的命运。
高宗登基后,封薛婕妤为河东郡夫人,给予了她外命妇的身份。这一内外命妇身份的转换或许是为了给薛氏出入宫廷提供便利,毕竟在高宗成年后,薛氏作为先帝婕妤要想长期居留宫内,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来塞住悠悠众口。唯稍有疑问的是薛氏仅获封三品郡夫人,未如姬总持、卢氏、齐国夫人一样获封一品国夫人,推测或是与其原来婕妤三品的品级相对应。数年之后,波澜又起,薛氏请求出家为尼,显庆元年二月,高宗特意安排玄奘为她受戒。尤可注意的是,高宗在宫内为薛尼建造鹤林寺,从而将她挽留在宫中,薛尼得以出家而不离宫,高宗安排的周到及背后的关切不难想见。而与薛氏出家几乎同时,高宗的后宫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动,武氏在永徽六年(655)十月被立为皇后,次年正月废陈王忠,改立武后所生李弘为太子,大赦,改元显庆,薛氏恰恰在这一普天同庆的时刻选择出家为尼,时间上巧合得令人生疑,而薛氏最终确实是以武后政敌的身份留下了在史书中的最后一笔。
这一话题要从薛氏的侄子薛元超说起。薛元超,名震,以字行,其父薛收是著名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元超早孤,十六岁,补高祖挽郎。十九岁,尚和静县主,父子两人皆与唐皇室关系密切。李治被立为太子,薛元超同时被任命为太子通事舍人,是高宗的藩邸旧臣,两人年岁相若,私人关系极为密切。薛元超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垂拱003)记载高宗登基之初:“公之姑河东夫人,神尧之婕妤也,博学知礼,常侍帝翰墨,帝每谓曰:不见婕妤侄一日,即疑社稷不安。”可知高宗继位初年,姑侄二人分居内外,对政事颇有影响。因为这一层关系,薛元超在永徽六年便被擢拜为黄门侍郎,当时不过三十二岁,薛氏对此亦颇为自得:“元超为黄门虽早,方高祖适晚二年。”众所周知,高宗最后一次尝试制衡武后是在麟德元年(664)密召上官仪草废后之诏,不料被武后发觉,上官仪因此被诛。薛元超本传及墓志皆云其受此事牵连而遭流放,但对其中原因则闪烁其词,“上官仪伏法,以公尝词翰往复,放于越嶲之邛都”。《册府元龟》 卷九三三保留了一段更详尽的记载:“初(上官)仪尝为陈王府咨议,与王伏胜俱事梁王忠府。由是许敬宗构仪云:‘与忠通谋。’遂下狱死,家口籍没。于是,左肃机郑钦泰、西台舍人高正业、司虞大夫魏玄同、张希乘、长安尉崔道默并除名,长流岭南远界,与仪结托故也。简州刺史薛元超及姑河东夫人坐与仪交通,元超长流嶲州,薛氏削邑号,幽于静安宫。”可知除了上官仪、薛元超外,卷入此事者为数不少,亦包括了薛氏。值得留意的是,薛元超时外贬为简州刺史,并未在朝廷中,亦与上官仪消息相通,或可推测高宗废后之谋恐非临时起意,之前曾有先期酝酿,至少可以证明上官仪与薛元超同为高宗的藩邸旧臣,一直过从甚密,以至于被武后视为同党。另一方面,薛氏出家为尼后,也没有远离政治,利用其居于宫内的便利,传递消息。直到此时,迫于武后的威逼,薛氏才被驱逐出宫,软禁在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这一她原定的归宿之处。此时距离高祖去世的贞观九年,已过去了约三十年。
尽管遭此变故,高宗一直没有忘记薛元超这位旧时知交,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将其召回朝廷,拜正谏大夫,此时薛元超五十三岁,已步入暮年,其后历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等要职。薛元超墓志中保留了一段高宗晚年体现君臣之间亲密友谊的动人对话:
帝尝机务余,语及人间盛衰事,不觉凄然,顾谓公曰:“忆昔我在春宫,髭犹未出;卿初事我,须亦未长。倏忽光阴卅余载。畴日良臣名将,并成灰土,唯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记,君臣偕老者几人?我看卿事我大忠赤,我托卿亦甚厚。”公感咽稽首,谢曰:“先臣攀附,文帝委之心膂;微臣多幸,天皇任以股肱。父子承恩,荣被幽显,誓期煞身奉国,致一人于尧舜。窃观天仪贬损,良以旰食宵衣;唯愿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
自古君臣之间始易终难,两人自少年相交至白头君臣,三十余年间历经沉浮,昔日良臣名将,多归黄土,而此时武后已权倾天下,大唐社稷风雨飘摇,薛元超力劝高宗“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所针对的对象不言自明。久病缠身的高宗最终没有能熬过武后,薛元超本人则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虽没有实践杀身奉国的诺言,亦算得上不负君臣之义,最终死于武后临朝称制的光宅元年(684),时年六十二岁。
保母与皇帝或许是最微妙的主仆关系,虽然地位相差悬殊,但私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又难以完全斩断。北魏前期为防止母后专权,推行过子贵母死的制度,但吊诡的是太子登基后,虽然生母已被赐死,往往改封保母为保太后代替之,甚至出现过保太后专权的局面。唐初或承其余风,保母在政治上颇为活跃,受封为外命妇者并不鲜见,除上文举到的,又如李承乾乳母封遂安夫人,中宗韦皇后乳母封莒国夫人,武后还撰写过一部《保傅乳母传》,可惜内容已不得而知。即便如此,像唐高宗那样一位皇帝有四位保傅资料存世,仍可谓极为罕见的案例,尽管历史资料留存多少受偶然因素的左右。透过这些隐没在浩瀚典籍中的草蛇灰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冰冷残酷政治算计之外,窥见一位被公认为庸弱皇帝生命中温热的情感。
附记:李猛博士提示我注意到薛婕妤的事迹,并检视相关材料,特此致谢。
 
来源:《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3月13日

2017-03-23 10:14:18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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