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之典·總論》

                     吳麗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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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死亡便一直是人們試圖迴避的話題,卻又是無法避免的人生歸宿和永恒主題。人們期待永生而無法獲得永生,但是“飾終”的典禮卻會通過不斷的再造和實踐顯示永恒。典禮的莊嚴可以用來表達人們對死亡的敬畏,幫助他們撫平永别的創傷,寄托哀思和告慰死者的靈魂,因此飾終之典不可或缺。而當上古的禮學家們在面對死亡,創造出原始典儀之際,他們也許永遠想不到在日後的歷史進程中此類經典將會被如何演繹,更不會知道其中的繁瑣程式將被怎樣地延傳和改造。

中古(秦漢至唐宋)的喪葬禮制便是銜接上古,經過再造的終極之典,它在一定層面上回答了這一問題。回顧這一時期的典禮,我們既可以看到上古禮制的承傳軌跡,也可以追寻到中古社會不斷變遷的發展綫索。人們在對上古的精神原則奉行不疑的同時,也在不斷以時代的需求解讀古禮,終級之典的存續可謂遷延一脈,不絶如縷,而新舊對照之下,中國中古喪葬凶禮儀制的來源和全貌便展現在面前。在綿延不絕的歷史長河中,中古的喪葬禮制承上啓下,成為整個中國古代禮制文明豐富多彩的一部分。

那麽,中古的終極之典究竟有怎樣的特色?換言之,對於中古的終極典禮而言,什麽是最重要的呢?竊以為若要説明這一點,中古皇帝與皇帝制度下的等級建構無疑是第一要義。秦漢之際皇帝、官員(含皇親貴族)、庶民的排列順序是禮法實行的基礎,不僅生者如是,死者亦如是,這幾乎構成了中古等級社會中顛撲不破的原則。賴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禮儀從來以皇帝及圍繞皇帝的士族官僚羣體為中心和主要實施對象,且層層習學,上行下效,因此研究喪葬制度,不能不以高端的皇帝禮和官員禮為主要的關注點。

但是皇帝葬禮正是以往研究中的一個空闕和盲點。皇帝葬禮雖然在兩漢之際已經吸收古禮而建立了基本的規程,歷經魏晉南北朝發展豐富,卻由於史料的闕失難以窺其堂奧。就唐朝而言,正當《貞觀禮》吸收隋禮和南北制度,將皇帝和皇家儀一總於“國恤”之目的時候,對死亡的刻意迴避配合高宗武則天神化皇權的需要卻終于壓倒一切,導致這一新修禮儀在《顯慶禮》被徹底清除,使得對唐禮内容淵源的探索幾乎陷入無從深入的境地。

“典”的服務對象從來是皇帝,喪禮,首先要顯示的是王者風範。不瞭解皇帝喪禮,即是不瞭解中古喪制的本質及其出發點。因此皇帝喪禮的來源及其在中古前期的發展動向無疑是必須面對的第一難題,也可以説是本課題研究中的第一回合。對於皇帝禮如何入手?簡單地羅列史料顯然很難令人發現其中的關聯和奧秘,而當筆者對比南朝喪葬禮書的大量記載以及品味牛弘在修撰《開皇禮》時關於“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的批評時,才終于捕捉到一絲曙光。牛弘畫龍點睛的斷語是我們瞭解皇帝喪禮淵源的鑰匙,隋唐繼承北朝而“微採王儉禮”的傳統觀念影響及於《貞觀禮》,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國家的統一和南朝皇帝葬禮的完備,將會使“國恤”有進一步綜合南北制度的必然。

研究皇帝喪禮的第二回合是唐後期國恤禮的再造和重建,這一問題其實是關於皇帝喪禮的理論思考。當國恤禮的取消在《開元禮》制定後形成定局,以及安史之亂尤加重其實施的困擾時,顏真卿卻借代宗喪禮之機擎起重建“國恤”之大旗,採用為大行皇帝量身定做的方式,取代了原來《國恤》對皇帝凶禮的“預備”之儀。對於《大唐元陵儀注》,東西方學者此前已有一些研究,然則《儀注》製作的目的和禮儀依據是什麽?特别是《儀注》對於《開元禮》和漢魏制度的吸收在細節上如何表現?以儒學為基的《儀注》創作與建中之際《開元禮》的復興和回歸有怎樣的關係?《儀注》與《開元禮》儀目中的不同又是基於何種原因?諸如此類啓發了我們對問題的深入思考。

然則一個時代的學術必有一個時代的特色。如果説《儀注》堅持的精神是復舊,那麽,當時局和社會需求有更多變化發生時,統治階層與禮學之士會有怎樣的應對?與此有關,元和初期出現的另一部皇帝喪禮儀注——《崇豐二陵集禮》,同樣引起了筆者的關注。有了《儀注》為何還要修《集禮》?已經失了的《崇豐二陵集禮》究竟應有如何的内容及針對性?《集禮》的内涵與貞元元和時代政治和學術學風有何關係?它代表了怎樣的思想傾向?相關問題的考察或者可以對《集禮》創作作出合理的推測而對之“趨新”的變革價值多一分理解。應當説,以樹立和加強皇權為本的《儀注》與《集禮》的創作正是“國恤”得以重建的開始,但是這一次,卻絶不是以空洞的理論而是以其明確具體的可操作性為目標的。

第三個回合乃是考察喪禮的實踐過程。在這方面,兩漢以來吉凶二儀並行的程序首先引起筆者的思考,皇帝即位和喪禮進行中的矛盾客觀存在,而觀察唐宋之際皇帝二次即位授册寳儀式的逐漸淡化消失的過程更令人增進了對皇權政治的理解。但在此之後,對皇帝二重喪制的研討引發了筆者更大的興趣。以日易月的皇帝喪禮“權制”不但是漢魏以來所行,也是中唐再建國恤的原則和依據。但“權制”歷來與三年“心喪”形成對比。以往學者或將關注點置於三年二十五月、二十七月的學術之爭以及權制實行的過程,但是,一直以來兩重喪制的出發點有何不同?為何前朝多有三年祥、禫是否必行的爭論和分别?特别是宋代以後與儒家典禮並行的大量宗教儀式的出現,以及對三年祥、禫的明確規定,究竟意味什麽?順這一線索思索下去,唐宋時代皇帝喪禮中的公私兩重意義和兩條軌跡便明晰起來。皇帝的家禮與國禮同時並存,由此不難理解,皇帝的三年喪制與宗教儀式大張旗鼓地進入國家禮制,從而私儀國禮化,正是皇權至尊至上社會之中的一道獨特風景。

和皇帝喪禮相比,皇后(或太后)和太子喪禮大約經常是被忽略的對象,但是,有一個現象不得不注意,即一方面,貞元元和時代在皇帝喪禮逐漸定式化的同時,皇后(或太后)與太子的喪禮服制實際上也開始有了規制,成為國恤禮完善的一個部分。然則另一方面,其中的過程卻處處充滿玄機。皇后與太后的喪禮舉辦究竟有何特色?惠昭太子的喪服如何建立標準?義安太后的服制與入廟有何關聯?後唐曹太后的三年服制因何被定為小祥釋服?宋代多后祔廟的原則究竟與唐朝廟制有怎樣的不同?在剖析帝后權力和宮廷政治的同時,同樣不難發現社會變遷的深層原因。

當然在莊嚴繁複的國恤禮進行同時,相關組織和舉辦官員機構也是關注的對象。中古的帝、后喪禮以及陵墓建築是如何在數月之内便在一個有如現代的“治喪委員會”一樣的臨時班子領導下完成?山陵五使是如何在唐宋之際形成而成為皇帝喪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各自的職能與相互的配合有怎樣的特點?這些固然是應當一一考察的内容。而伴隨葬禮的大臣奉慰儀的傾注卻給人以傳統中國社會制度人情的雙重啓。敦煌書儀中的奉慰表啓與現實生活中的凶禮奉慰有何聯繫?而奉慰本身又怎樣從士人和民間的喪禮弔慰成長為官僚社會的國家制度,並成為凶禮朝儀的象徵?有着深厚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的國家禮儀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必要,透過大臣官員集體奉慰皇帝的程式化内容,不難理解這既是官僚國家中君臣關係的特殊表達,也是儒家禮儀可以容納吸收和刻意發揚的一種形式。

官員是中古國家的統治基礎,官員禮是皇帝禮之下的第二層次。當着皇帝喪禮被禮典取消之時,官員喪禮卻始終作為凶禮存在。筆者對官員喪禮的考察分為一般性的禮法與專題研究兩個方面,兩方面都是以新發現的天聖《喪葬令》為契機而結合《開元禮》進行的。

對於理解官員喪禮而言,禮法是不可分的。就官員的喪禮制度而言,如果也以“回合”而論之,那麽第一個回合乃是禮令等級内容構成和來源的理解。官員是唐前期禮令針對的基本對象,在這方面,禮、令各自有着怎樣的内容和等級規定?兩者有着怎樣的呼應?特别是,禮、令所表現的一致性之下,又各自有着怎樣的來源?如果説與皇帝禮同樣,官員禮令同樣是吸收南北朝禮儀的産物,那麽其淵源是怎樣在禮、令之中得到體現?透過細微的觀察,不難發現其既延續上古原則和傳統,又有不同朝代禮儀制度留存的痕跡。而以“重冠冕、重貴戚”為共同方向和基本特徵的唐初禮、令,也在通過嚴格區分官品等級,顯示皇權和官僚制度對於世族門閥制的逐漸取代。

唐前期的禮、令是以王公貴臣和高等級的官員喪禮作為實施重心的。但皇權和官僚制度的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後下層士民對喪禮的要求,都在不斷質疑舊有的標準。因此研究官員喪禮制度的第二回合是以中晚唐和五代的喪葬禮法變化為目標和中心的。唐後期五代格敕為此提供了綫索,我們要觀察的過程和解答的問題是:作為“今法”也即唐法的格敕是怎樣從破令破禮到幾乎取代禮令,成為立法執行的主體;而升朝官作為等級標準和檢校試官、庶人等低等級的喪葬標準進入格敕為唐宋之際的禮法增加了怎樣的新鮮要素,而對這個世俗化的社會和禮儀下漸提供了怎樣的回應和證明。通過研究可以證明,令、格、式、制敕共同組建的喪葬制度,經唐後期五代與宋制接軌,而皇帝、官員、庶民之禮在等級制下的發展和銜接,也是葬禮在這個官僚制和走向世俗化、平民化的社會中不得不有的趨勢。

借助《天聖令》的發現,本書還在最後的兩個單元中分别探討了官員喪葬的一些專題以及贈官制度的發展演變。這些問題可以算是皇帝制度之外本書的另一重點,它們在以往喪制的研究中很少得到關注,卻是最可以反映官員禮儀和待遇的一些典型内容。其中禮、令中都有的舉哀臨喪之儀是皇帝和皇家賜予親貴大臣的最高典禮。它們有來自漢魏南北朝禮儀的明顯痕跡,但也有令人不宜解讀的淵深内涵。為什麽《開元禮》中對於本族“無期喪”的天子對外家的皇太后、皇后父母會有成服之儀,而宋代卻將此“成服”完全改為臨時祇需服素的“掛服”?結合唐令“五服之內親”和“五服之內皇親”的一字之别,對它的解讀就不止於服制的變化,而可以理解為是與皇權和皇家宗親地位的整體提高形成映照,也與喪服禮中婦女為舅姑增服和為本家父母降服的原則相應,是士族衰落而妻族不再成為婚姻依靠的必然,男權社會的建立其實也是世族門閥社會消亡的産品。

賻贈和詔葬制度也同樣給人以極大的啓發。賻贈在唐前期的令文中以親貴和九品以上京官的發放為主,而唐后期改為依官俸計算,至宋代賻贈愈來愈與官員職事相結合,賻贈的發放方式也從唐朝的報尚書省批准和“準品而料上於(鴻臚)寺”,而變為《天聖令》的“聽旨隨給”。官員賻贈的發放標準和方式變遷究竟意味怎樣的變化?它們與皇權的實施有何關聯?這也許可以作為官員物質待遇中的一項特別觀察

而詔葬卻是可以從唐宋禮令對比中獲得理解的一項突出内容。詔葬從漢代以後已形成為由皇帝下詔對親貴功臣所行的一套特殊喪葬儀式和標準,或者可以認為是皇帝之下的另一種國葬,詔葬的出現使中古王朝的葬事等級性表現得更完整。但是,從士族制脫胎的唐朝詔葬如何實施?唐朝詔葬不同於一般官喪葬的程序和待遇是什麽?宋代敕葬與唐朝詔葬相比之下有何變化?於是以護喪使的等級派設入手,將唐前期詔葬種種奢華待遇對照考古的發掘和印證,一點點尋覓過去,便不難解這項在精神和物質層面都曾經充分向士族傾斜的制度,如何在唐初發展為以官品為中心而臻於極盛。問題在於唐代后期詔葬的萎縮卻分明與宋代敕葬的擴大形成對比。宋代敕葬卻為何在擴大官員受衆面的同時縮小了實際的補貼?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和官僚化的進程尋求原因,令人感到,宋代敕葬的發展雖然是為了體現“皇恩浩蕩”之下的“雨露均沾”,但士族社會曾經足以令人自豪的特權和身分性卻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愈來愈有名無實的敕葬不僅是表現在詔敕文書規格上的差别,似乎也被徹底變了味道。

贈官可以認為在以上問題之外更有其獨特性,值得作專門的研究。贈官的産生源於喪葬,但顯然已逐漸超越喪葬的範圍。應當如何認識這個現實官品社會的副産品?波及面日益深廣的贈官問題在唐社會中究竟有怎樣的目標和意義?為了全面地解贈官及其在中古前後期的發展歷程,筆者將官員自身贈官、贈官與贈諡的關係以及父祖贈官,設為本書研究贈官的三大主題。在前二問題上,我們都可以發現贈官結合贈諡,從以爵為重到以官為贈,從贈榮銜和散位向職事官發展以及不斷功績化的過程,以三品為主、五品為底限,以本人的現實功績和官職為標準,職能化的官僚取代身分制的官僚而成為贈給的主體與核心。

然則源於北朝的父祖封贈,發展為通過赦書德音對官員父祖實行普贈,乃是唐朝的一大發明和創造。這一宋代稱之為“大禮封贈”的贈官方式因何得以實行?它和以往的贈官有何不同?大量的史料使我們意識到,封贈以誰為主體是此中的關鍵。大禮父祖封贈的特色就在於不是以祖先門第為重心而是以子孫官品為限約,當朝官品職事的要重程度和赦書的不斷頒布纔是父祖獲贈和提高品級的條件;更關鍵的是非屬喪禮施與的封贈來自於“恩制”,受之皇帝纔是其中要表達的要義。皇權的關照不僅使封贈父祖與蔭補子孫一起,成為對官員的雙向優惠,且在自上而下的傳統門第觀之外,以子孫官品為父祖改換門庭,實現了自下而上的門第再造,這不能不説是破舊立新、重建等級的良法,因而也可以説是社會性質發生轉換之際,最具顛覆性的制度和措施了!

研究總是由問題構成的,以上問題在構建中古喪制基礎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深入領會的門徑與綜合思索的空間。我們知道它們的産生都有現實的機遇和因緣。中古時代無論是皇帝抑或官員的喪禮及相關制度都有極為豐富、深切的内涵,所有的問題都像百川歸海一樣符合總體的進程與方向,葬禮所體現的皇權和官品等級是統治秩序的象徵,所以它們的改變即是統治秩序的變更。但社會的上層與下層之間沒有絶然的分界,社會流行方式必然關聯制度主體核心,對喪葬禮制的觀察,就是對國家體制的觀察,而對它的理解,也同樣是對社會觀念及其變遷的體性理解。 

終極之典是對亡者的紀念,但似乎從來不是單純為死亡準備的,繁瑣程式和細微末節永遠代表生者的價值觀和社會總體取向,是其表達信念和意願的符號。所以,如果就本書討論的問題再作一點總結的話,那麽可以説唐代作為中古時代的分水嶺,從對大族社會的繼承到取代,表現了前後社會轉型期的特色與發展趨勢。皇帝禮、官員禮乃至在他們影響之下的庶民禮,雖然變化的内容方面並不完全一樣,但總體看來,都是逐漸打破了舊的門閥制樊籬,而創建了新的標準和秩序。這個以皇權為中心而以官僚制為基礎,以士民百姓情趣好尚為習染和追求而不斷世俗化的“新”社會,決定了唐宋之際禮法的大方向。本書的所有討論證明了它們之間的聯繫,也證明禮的演變永遠是社會的靈魂,是時代的選擇。


2013-05-21 21:33:53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