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

                     吴丽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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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河东盐池一向是通过严密的专卖体制及严刑酷法加以控制。但是唐末江淮动乱的发生,却间接波及两池。乾符以后,围绕盐池的归属,不仅引起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的矛盾,也发展为中央与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与拼杀。对於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之争最终鹿死谁手。

 

一、宦官的干预与朝廷、藩镇盐利争夺

 

1、关於榷盐使派设的备忘录

 

  对於唐后期河东安邑、解县两池的管理而言,德宗贞元中榷盐使的设置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两池只有度支设下的河中院,由知院官主持[1]。所以《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记载称:

  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事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至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垍(均?)以两池职转繁剧,复以留后为榷盐使。

贞元十六年(800)史牟设榷盐使是两池设使之始。这以后虽自贞元二十一年(805)至元和三年(808)有一度停设(改称留后),但旋即恢复。对此,高桥继男《唐代后期の两池榷盐使にフいての一考察》[2]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均有具体考证,说明榷盐使的派设一直沿至唐末,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

  榷盐使的派设事实上提高了盐池机构的级别。两池生产、运销一向自成体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域特殊性,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统。特别是,盐池周边所在旁及数县,而营销范围更远,其所管理的业务自较一般巡院为广。《文苑英华》卷八○五沈亚之长庆二年(822)作《解县令厅壁记》曾道出“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利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滑贾,而奸吏踵起,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於他县矣”的复杂情状。而《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在说明元和中盐铁使李巽对东南进行盐法改革后,也指出其时“   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和“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的事实。可见无论是从扩大营销业务和利润,还是从加强缉私出发,榷盐使的设置都是必要的,这也是裴均所谓“职转繁剧”的本意。

  榷盐使级别既高而权利范围又较一般巡院为大,则在其领导下必然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据史料记载史牟在任使的同时即对盐池进行“变法”[3],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盐池隶属度支的性质。后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针对“盗鬻两池盐”者恢复死刑及增加团保连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卢弘正(止)并派判官司空舆为榷盐使整顿池法[4],可知度支使正是通过榷盐使而强化缉私和盐池管理的。

  此外,榷盐使虽与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则介乎度支使与巡院之间,实相当於东南地区的扬子、江陵等大盐铁转运留后。从前揭学者所列表得知,他们的官职远远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职为金部郎中,而司空舆仅为“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职虽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后的榷盐使钱义方是“右庶子”、咸通中的李从质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5],但是仍然低於以尚书、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与度支的关系是明显的。

  两池榷盐使隶於度支,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两池盐利也完全“利系度支”,这正是唐末以前的情况。《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

 

2、河中节度使主掌两池及黄巢起义的平定

 

  从榷盐使的派设可以知道,唐朝廷能够通过专卖机构正常取得盐利的最晚时限应当是在僖宗朝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之前,此后的情况便不同了。《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略同)记中和元年(881)僖宗幸蜀,光启元年(885)车驾还京,已是“江淮转运路绝”,“郡将自擅,常赋殆绝”。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总领其权。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唯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唐会要》作“广明故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同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於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

  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但此事上揭史料所记微有不同。《纪》和《会要》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广明前旧事”、“广明故事”隶盐铁使(应即指度支)而转用供军,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隶神策军”。从田令孜生事是因“亲军阙供”分析,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记光启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与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不过就重荣所言“使名久例隶当道”和其他记载表明,唐朝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预,都不是始於此际而是其来有渐。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四年(877)略称: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乾符四年王仙芝、黄巢进陷沂州、郓州等地,并攻围宋州。受其影响,陕州、河中相继发生军乱。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朝廷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

  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朝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唐代墓志汇编》乾宁○○五(亦见《全唐文》卷八四一)裴廷裕撰《大唐故内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濮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食实封百户吴公(承泌)墓志并序》记其事迹曰:

  乾符末,□先皇帝以郇瑕之封,筦榷遗利,命□官以本官充解县榷盐催勘副使。明如夏日,洞察秋毫,每辞种嵩之金,常远刘舆之腻,洁白无玷,课最有闻,搜考勾稽,尽取黠史(吏),青凫赤仄,充於水衡。以功赐绯鱼袋,充解县催勘使。寻属关河失守,盗贼惊奔,铜駞既□於九衢,金根去狩於三蜀。公则以榷利钱寄河中府,单车往河北,传檄诸道,言天子蒙尘之辱,责官司奔问之仪。召被革车,期□上国。遂与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同领甲兵一万屯东渭桥,□□公奔赴行朝,面奏本末。先帝感其忠果,锡以金章,依前充解县榷税使。会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请赡军伍,□□公复归朝阙,后改充南诏礼仪副使,车辍不行。

由墓志得之,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墓志说明,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於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农民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於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二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据《新五代史》卷四《庄宗记上》,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於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於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於原燎,竭日费於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於王重荣兴复唐室固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始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於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3、田、杨之争及河中、河东之去从向背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始或出於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於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解县新城碑》言及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爰)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据碑文所述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於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於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於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中和中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事与前揭《通鉴》卷二五五文略同,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883)春正月条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於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朝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於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於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记杨复光卒於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光启元年七月,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於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於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於行在”一段下清人有注说

  案《旧唐书·僖宗纪》:“杨复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与薛史异。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条亦称:

  是时,诸道贡奉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於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下同《旧·僖宗记》)。

  以上可见杨复恭与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但杨氏兄弟既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而自此后,唐朝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麴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6]相反张濬“欲倚外势以济杨复恭”,於昭宗大顺元年(890)竟勾结朱全忠及河朔三镇,挑起与李克用的战争[7]。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张濬,“乃白度支财尽,无以廪百官,请如旧制。”宦官韩全诲却请割三司隶神策军,“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8]崔胤与韩全诲关於盐利的争夺,仍发展为藩镇战争,并为朱全忠最终代唐铺平了道路。天复元年(901)朱全忠迁河中节度使王珂(重荣之子)於大梁,奏除己为河中节度使,虽许诺将两池课盐岁供增为五千车,但已是最后的姿态。唐朝廷正是在盐利的枯竭中走向它的末日,也同时结束了宦官干预盐政的历史。

 

二、河中盐利的归属与藩镇成败

 

  光启以后,唐朝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朝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1、李克用的河中——河东结盟优势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

  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由此得知在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9]。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  :“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

李克用在重荣诸子侄争夺河中节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王珂一面,且不仅荐之於朝,复妻之以女,助之以战。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河中已为其有。而李克用既能以兵力保卫河中,河中的政治态度及物资援助也足以使之立於不败之地。王珂一事表明,当时朝廷事实上是听命於李克用的。

  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也曾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夏四月记张濬因杨复恭以进,后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因与之矛盾事,并言“克用之讨黄巢也,濬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之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前揭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10]。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11]。

  但此战虽有张濬亲领五万兵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12],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朝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其年十一月条分析此战败因说:

    是役也,朝廷依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於镇、魏,镇、魏依河东为扦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按鄄,胡三省注以为当作“鄜”是)、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此处将失败归之於朱全忠的未瑕专顾及镇、魏不予兵粮。然分析其间“华、邠、凤翔、鄜、夏”仅关中诸镇,河中之兵显然不在其内。又朝廷既求兵粮於镇、魏,也说明站在李克用一边的河中不予任何物质支持,这应当也是李克用无忧而诸镇兵终不能合成一势的原因。

  此后,朱、李之争虽进入互有胜负的相持阶段,但据前揭《王珂传》,唐朝廷因河中而仍受李克用胁迫。《资治通鉴》卷二六○乾宁二年五月记李茂贞、王建、王行瑜三镇受王珙之请连兵入朝,“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又上表请讨,移檄三镇。秋七月,克用军至河中,“王珂迎谒於路。”而当着李茂贞等与神策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枢密使骆全瓘勾结,谋劫昭宗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欲劫帝幸邠州,诸军相攻之际,昭宗惧为所逼,又不得不全力依靠李克用。《资治通鉴》记其月,“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张承业“屡奉使於克用,因留监其军”(张承业后尽心为克用父子理财,而其事业始於河中是值得注意的)。李克用於是长驱入关,逼死王行瑜,几取李茂贞,可谓大获全胜。当其时克用保持进可攻、退可守,挟制朝廷之势,显然与河中的并力支持分不开。而事实上李克用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朱全忠全取河中之前。

 

2、朱全忠取河中而立

 

  自光化元年(898)正月至天复元年(901)五月是梁太济先生所说朱全忠势力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同李克用争霸,占领邢、洺、磁,控扼李克用东出河北通道;夺取河中,阻塞李克用西入关内咽喉,逼使成德、易定诸镇服从,并给占据幽沧的刘仁恭、刘守文父子以毁灭性打击。”占领河北与控扼河中是夺取政权的两大条件。特别是在河北战场成功无东顾之虞后,河中便是入关的唯一障碍。

   《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正月条称: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乙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军为我以一绳缚之。

  河中在连结河南北与关中的意义上,地位恰如“长蛇之腰”,故朱全忠即於同年同月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并自率中军继其后。在出其不意速取晋绛后,又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此后即不顾朝廷和解之诏,发兵围河中,致王珂势穷,面缚而降,举族迁大梁,所谓长蛇之腰遂被斩断。《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谓李克用“自是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李克用丧失河中支持,东无力顾河北,西难以救长安,遂不得不遣使重币修好於全忠。《通鉴考异》记其事引《唐末见闻录》、《唐年补录》、《续宝运录》等诸书以证之。其中《太祖纪年录》称:

  天复元年六月,太祖(李克用)以梁寇方强,难以兵伏,阳降心以缓其谋。乃遣押牙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请复旧好。书词大陈北边五郡士马之盛,皆吾外援。朱温视之不怿,令敬翔修报,词旨疏拙,人士嗤之。

  按据《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记李袭吉为克用作书虽有“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徵五部之众”,及“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诸豪语,但不过大言洞赫。实则克用失河中后,其力仅能自保,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已无与朱梁争天下之资本。“天复元年五月,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13]。护国军者,即河中军之旧称。朱全忠得河中,遂能放手经营关中。此后,虽因宦官韩全诲与宰相崔胤争权,两者各结李茂贞与朱温为战,然前者终不敌后者。河中的取得,正为朱全忠的进取长安打开了门户。

  当然河中对於朱全忠的价值,还并非仅在於它联结河南北与关中“长蛇之腰“的地理形势。朱全忠因汴、洛之地的占有,早已掌握了东部漕运之枢纽,而河中的取得复使之得到北方最大的盐池宝地,战时最可靠的赋税源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记》:

    (天复元年)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课额。”从之。

    (五月)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

  根据同纪,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方至河中移王珂兄弟,三月即全面接管了盐池,并加以“完葺”,说明盐池於他绝非等闲。而唐朝廷命他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在榷盐上特加“制置”二字,以重其职,也足见两池在朱全忠取得河中之际已完全为其掌握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取得河中与两池后,朱全忠的进军关中,取代唐室,已是指日可待。

 

3、朱友谦与梁、唐政权

 

  证明两池於军阀争夺政权之意义,并不仅在唐末,或者还可以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降归附事来说明。

  昭宗光化二年(899),王重荣子、陕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被麾下所杀。都将李  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记其年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於子侄。”

  取而代之的是朱简。故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因与同姓,“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於己子。”陕虢与河中为邻,唯蒲陕连衡才能制约关中。陕州的重要对朱全忠可想而知。更何况王珙部下本即河中之一部,对朱氏瓦解河中不无意义,故梁祖厚待友谦。朱梁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友谦可称自河中起家,与王氏家族及河中军有一定渊源。杀李璠说明在军中有一定号召力,故朱全忠依靠其稳定河中,也是藩镇争霸形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朱友珪杀梁祖自立,引起诸将不满,致友谦背梁降晋(唐)。史载告哀使至河中,友谦深以为耻。“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14]友谦不奉命,并“乞师於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效盟约,庄宗欢甚。”[15]说明其彼时已与唐军联合。但是梁末帝即位后,“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16]贞明六年(916)朱友谦将兵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请节钺於梁不获,遂反求於晋王(即庄宗),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梁使刘鄩、尹皓攻同州,朱友谦再度求救於晋(唐)。“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便济河,以精甲混杂河中兵直压鄩垒,使刘鄩“大惊,自是不敢轻出”。而面对梁军进逼《通鉴》复记曰: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於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方今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17]

友谦的决意降晋,不但使梁军大败,且打破了梁、晋之间相持已久的局面,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使之由劣转优,与朱梁的战争节节取胜,并最终灭梁建[后]唐。而在后唐庄宗建国称帝的过程中,看来也得到朱友谦的全力支持。

  《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记天祐十七年(即梁贞明六年,916)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各遣使劝进,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资治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921)秋七月也载称: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日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

朱友谦的表忠心及苏循被命为河东节度副使,意味着河中、河东两镇又恢复了昔日的联盟。这对於后唐建国无疑有着决定的作用。故后唐灭梁,也给朱友谦以极高的礼遇。

  《旧五代史》卷三○《庄宗纪》记同光二年十一月“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以皇子继笈兄事之。”同书卷六三友谦本传亦曰:

    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由庄宗一语,足知友谦的去从直接关乎朱梁后唐的成败兴复。朱友谦归梁并为梁祖镇守河中,曾助其败晋灭唐的兴国霸业,而庄宗却因朱友谦的降附,终得取梁而代,此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就这一点来说,朱友谦的姓朱姓李实为政权易主的根结。故庄宗将功劳归之友谦,并给以极高评价和赏赐,则友谦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有些类似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但与韩信不同的是,他所凭借的并非是军事指挥才能,也不仅仅是占据有利位置的地形冲要,而是足以建设军事实体和动摇王朝基础的盐池。

  朱全忠建国后,并没有改变由节度使管理盐池的藩镇经营体制。《旧五代史》卷十《末帝纪下》记贞元六年四月“乙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其中“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乃是唐朝封朱全忠的旧使名(唯加“度支”二字不同,表明恢复隶属中央的名义),说明朱友谦的职务不是自梁末帝始,而是早在梁太祖命其任河中节度使之初就有。“制置”应是藩镇体制下具有“中央特派”意义的使名。后梁之际,中央财政体系并不完备,所谓“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18],即中央虽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等,但租赋征输仍由四镇。作为四镇之一的朱友谦任“制置”盐池使,便是这一体制的结果。朱友谦以此供给朱梁中央政府,但也以此形成盘结根固的地方势力。朱友谦的实力,恐怕也是后唐政府不得不继朱梁之后,对之加以笼络的原因。而朱友谦——李继麟也在后唐之初继续兼任两池榷盐使。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记同光三(按“三”当作“二”,924)年二月敕曰:

    会计之重,鹹鹺是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课程之亏失。重兹葺理,须杖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宜令李继麟兼兖州刺史[19]、度支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便可制置,一一条贯,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

“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似乎是指整顿盐池要借重李继麟已行之旧制。而“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显然也是给了他自专的权力,但这样做并非没有条件。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每季输省课”即胡三省注谓“每三月一输盐课於省也”。颇疑此最初为王重荣所定制,而为朱梁所继。朱友谦降唐后,乃以此为保证求得继任榷盐使的职务。但后唐对朱友谦委任似只是权宜之计。《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记同光二年三月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同光四年二月乙巳,朝廷又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说明河中两池榷盐使已由中央派官担任。

  李继麟不再兼榷盐使后,其实力显已不足与后唐朝廷相抗。《旧五代史》本传记李继麟同光四年四(正?)月入觐被族诛,其死因是不满朝中宦官伶官赂遗之求,故被谮与郭崇韬通谋(时郭已在蜀被李继岌所杀)。其后,旧将史武等七人也被族诛。《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郭、李死后郭部将李绍琛言:“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於去逆效顺,举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与后唐之河东能成犄角之势的是朱友谦。友谦败,故使得明宗李嗣源可以很容易地借庄宗朝内乱之机取而代之。以后明宗朝廷虽仍以皇子重臣驻镇河中,但河中节度使借助盐池之利称霸一方的局面已不再成立。

  应当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后唐以中央官任榷盐使的情况至少持至明宗朝。《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称专美“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同书卷四《二明宗纪八》长兴二年(931)闰五月乙酉条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的记载。李肃无其它重职,记其升迁似也与任榷盐使有关。但是自后唐庄宗至明宗以中央官任榷盐使,并非仅为削减河中利权。后唐代梁后,以孔目官孔谦为首的魏州藩镇财务体系已扩展为中央以租庸使领导的使职机构。在其中央化的过程中,唐末财政三司分掌制也在逐步恢复。河东盐池作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管理权自会发生如上变化。这是唐末财政管理体制发展之必然,也是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表现。朱友谦之命运变迁应此之需,而作为其变化的标志,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它影响於梁唐政权交替的方面,却是足以引起重视而不应忽略的。

 

 

注释

[1]见《金石萃编》卷一○三《灵庆公神堂碑阴记》记贞元十年度支使及河中院立碑官名录。

[2]日本《唐史研究会会报》8,1995年。

[3][4]参见拙文《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其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并参见《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5908页;《宝刻丛编》卷三一七《唐盐宗神祠记》;《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一○一《唐故赵郡李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437页。

[6][8]《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标点本5897页。

[7][11][12]《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标点本8396—8400页。

[9]见《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107—116页。

[10]《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4657页。

[13]《资治通鉴》卷二六二,8553页。

[14]《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二年(912),8761页。

[15][16]《旧五代史》卷六三《朱友谦传》,845—846页。

[17]以上引文并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一贞明六年(920),8854—8857页。

[18]《五代会要》卷二四,万有文库本290页。

[19]按:《旧五代史》卷六三、《新五代史》卷四五《朱友谦传》均不言朱友谦为兖州刺史事。旧传言其“既归藩,请割慈、隰二郡,依旧隶河中,不许,诏以绛州隶之。”疑《册府元龟》“兖”字当为“充”,下或遗一“蒲”字。


2013-03-04 11:27:53
    
责任编辑:黄正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