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之典·導言》

                     吳麗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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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喪葬禮制研究述論

 

生死乃生命之兩極,故自古以來被視為禮之大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1]荀子亦具述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喪禮體現送終的意義,故對父母的喪葬亦與生時的侍奉一樣,被看作孝道的一部分,所謂“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2]。對孝子的一切道德評判標準不僅建立於其對父母生時的奉養,與送終典禮的舉辦以及服喪期間的行為也有直接關係。

喪葬既是每個家庭和不同階層都要遇到的大事,便不得不在實行中逐漸形成一定的規範,所以喪禮在中國古代的禮制中不可或缺,所謂上行下效的教化尤體現於此。而由於喪葬禮制又重在血緣與親族關係,其中喪服尤其是建立人倫大防和等級制度的基礎,因此傳統上喪服禮的研究更在“三《禮》”中獨樹一幟。錢基博指出:“惟古禮最重喪服;《經》十七篇,獨《喪服》子夏有傳;故《喪服》又别為禮家專門之學。大戴有《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有《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皆屬喪服;《檀弓》也多言喪禮。《經》十七篇,馬融《喪服經傳》有注;而鄭玄、王肅亦别出《喪服經傳注》各一卷,見《隋書·經籍志》。”[3]三《禮》中喪服和喪制的豐富完備,是兩漢以降禮家專注於此的原因。杜佑的《通典》匯集漢代諸儒議論的石渠“故事”,就證明喪服制度在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關於喪服禮的研究代有其人,這類著作在《隋書·經籍志》禮經類書目中計不下五十餘種,超過“三《禮》”研究著作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新唐書·藝文志》的《史部·儀注類》中,復增加唐人喪服著作數,足徵唐和唐以前人對喪服研究之重視和熱衷。

與此同時,喪葬制度作為五禮凶禮的主要内容在兩漢和魏晉以後愈益獲得重視和發展。《通典》一書的《禮典》部分不僅記載了上古至唐的喪葬制度沿革並附錄包含凶禮在内的“《開元禮》纂類”,也反映了歷代學人的相關爭議和論述,是中古前期喪禮的總結,也是最早的制度通論。宋代以後,相關喪服和喪葬制度的研究仍在繼續,今傳不僅有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中的喪禮車服器物圖,和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中的喪禮儀節可供參考,又有南宋黃榦、楊復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所作續書,内補喪禮及服圖;而車垓亦有《内外服制通釋》七卷,均見於《四庫全書》著錄。逮至清初,徐乾學專門喪禮研究的《讀禮通考》一書[4],以喪期、喪服、喪儀、葬考、變禮、違禮等為目,分篇討論歷代喪制沿革,其書雖主要是集合歸納,然涉及廣泛,搜羅宏富,兼有按語辨釋,眼光獨到,從多方面給人以啓發,可稱是近代以前關於古禮喪葬制度最為完備精詳的專著。此後秦蕙田《五禮通考》即依其義例而成[5],故朱彜尊為之作序,稱為“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該書的另一獨特之處是網羅所有與禮制和喪葬相關的史書論著以作參考,並備有詳細引用書目,可以認為是已開今日講究學術規範之先河。

近人研究中,對於古禮喪服和先秦喪葬制度的考釋和研究仍然佔據主要的地位。其中,章太炎民國初所作《喪服依開元禮議》、《喪服草案》[6],三十年代中錢玄《儀禮喪服經文釋例》[7],都是關於喪服的早期論述,七十年代初臺灣學者章景明《先秦喪服制度考》[8]、日人谷田孝之《中國古代喪服基礎的研究》[9],亦是對古喪服的系統考察。此外陳夢家、沈文倬兩位前輩先後有對武威漢簡中《儀禮·喪服傳》的釋文和研究,而沈文對《喪服》經、傳的性質來源和撰作時間的考釋,最為精到[10]。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關於喪服和喪制的通論或專題性著作不斷湧現[11],内丁淩華《中國喪服制度史》討論歷代喪服制度和法統變化,注意到禮典、服制和喪制改革,是關於喪服制度研究比較全面的著作[12];而丁鼎《〈儀禮·喪服〉考論》對於《儀禮》乃至其他先秦文獻中記載的喪服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考辯[13],使古喪服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

由古禮喪服制度擴展到斷代的喪服和凶禮葬制的專題研究是當代史學界關於喪葬禮研究趨勢之一。而就中古喪服制度來説,六十年代初日本學者藤川正數《魏晉時代における喪服禮研究》一書是這個領域的開先之作,此書圍繞魏晉時期有關喪服禮學術的展開及其在經學史上的地位為中心,就服制方面的諸多爭論和學説進行論述,注意到今古學派之爭和魏晉喪服制度對《開元禮》五服制度的影響,對今天的喪服研究仍深具啓發[14]。不久前永田知之即在此基礎上,詳細地討論了唐朝的三年服制和禫禮的實行問題[15]較近的研究還有梁滿倉關於西晉北魏三年喪服和心喪制度的討論。此外臺灣八十年代出版的丘衍文《唐代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一書和九十年代張長臺博士論文《唐代喪禮研究》,也是以《開元禮》喪服或喪儀為對象的斷代喪禮專著[16]。而以朝代分述五禮的陳戍國多卷本《中國禮制史》有關於歷代凶禮喪制的討論,注意到各朝的不同特色,提供了古代喪葬制度的發展綫索。其中唐代以討論皇帝和皇室喪葬為主,並結合出土墓葬及《開元禮》討論喪服制度[17]。胡戟則在《唐代文化·禮儀風俗篇》中討論了喪葬禮制和喪服制度,並依據《開元禮》討論了喪禮過程和民間喪禮的舉辦[18]

禮制與民間流行的喪俗常常是相互印證和影響的。在早年討論喪葬問題的著作中,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借用存世史料對漢代喪葬自“沐浴飯含”開始的喪葬過程及祔葬、改葬、喪期、諸喪之禮進行了全面的梳理[19]此後,對喪葬習俗的探討成為社會生活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内容[20]而運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特别是《吉凶書儀》等討論唐代禮制禮俗是八十年代中學者的創舉。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一文利用敦煌書儀研究唐代婚喪禮俗[21],討論辨析書儀中的喪俗與禮制的同異。此後史睿關於開元書儀的討論,進一步發掘書儀的喪葬儀式中來源於東晉南朝士大夫喪葬禮法的儀節[22]。小田義久以吐魯番出土文書葬送儀禮關係為名,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一至七册中收錄了五胡十六國至唐西州時期的隨葬衣物疏、功德文等61[23]姜伯勤在討論“唐禮與敦煌發現的書儀”時,專門論述了敦煌書儀中喪服服制與唐“禮及令”的關係[24]。譚蟬雪結合書儀與文書著重討論敦煌地區的喪葬禮制禮俗,特别關注喪俗與宗教的關係[25]。胡戟在他的論述中,已注意到敦煌杜友晉《新定書儀鏡》中喪服圖的存在,而筆者則根據這件喪服圖和其他書儀中出現中衣服制度和弔祭禮儀等討論了服制、衣制和晚唐五代的服制變化,以及地方官員的凶事弔贈和輟朝起復等問題[26]还有很多学者也作了不少敦煌吐鲁番或其他相关唐宋丧葬习俗的考察[27]

考古發掘與墓葬墓誌材料,從來是研究喪葬禮制的一個基礎。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掘對於認識唐朝的喪葬制度有着極大的意義,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中高等級墓葬考古的發現和發掘報告的發表為葬禮葬制的研究提供了多種素材。而從考古資料出發,如宿白關於唐朝墓葬形制和墓室壁畫的討論和宋墓的研究[28],孫秉根對墓葬類型和等級的研究[29],齊東方關於唐朝的墓葬制度、喪葬觀念和喪葬禮制、隨葬器物等的論述[30];秦大樹關於宋代墓葬等級制度、喪葬觀念對比唐朝變化的研究[31]。還有依據新發掘的墓葬和墓誌對少數民族特别是粟特人葬制葬俗所進行的探討[32],也成為對邊疆少數族及中亞史研究的一部分。而系統研究的著作如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從陵寢的起源、創立、機能、禮儀、構造以及陵園布局等研究古代陵寢制度[33],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間與秩序》更是利用考古資料對有唐一代皇陵的陵地秩序、建構、布局的深入探索和考察[34],此外還有丁曉雷關於五代十國墓葬的專門研究[35]

關於唐代喪葬禮制,還必須提到的一個方面是皇帝葬儀問題。由於自唐初開始,朝廷和禮令製作者為了避諱已經開始將皇帝的凶事排除在臣子可以議論的範圍之外,因此禮、令的内容基本上是針對官員。但是,皇帝的葬儀仍舊是唐代喪葬禮制迴避不了的内容。在這方面《大唐元陵儀注》是研究唐代皇帝喪葬制度最核心的史料,對此東西方學者都有重要研究。劍橋大學教授麥大維(David L.Mcmullen)考察顏真卿《大唐元陵儀注》與德宗初改革朝政的關係及相關背景[36],介紹了它的主要内容,並討論了禮儀的意義及其與宗教的關係。同時一直以來,皇帝葬儀的研究被日本學者結合即位禮進行[37],其重點在於漢唐皇帝即位的名目、過程和地點,由此也涉及皇帝喪葬禮的舉辦。其中來村多加史有關於唐陵和以《大唐元陵儀注》為基礎的唐代送終儀禮的詳細介述[38]。金子修一除了對唐後期皇帝喪禮過程作詳細考察外[39],近年更以研究班的形式,領導完成了《大唐元陵儀注》的全部注釋和解讀工作[40],將其書所記載的皇帝喪葬禮儀式以更為准確、清晰的面貌呈現,從而使得對皇帝喪葬禮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深入。稻田奈津子則將奈良時代的天皇喪葬儀禮與《大唐元陵儀注》記載的皇帝葬禮作了檢討和比較[41]。而作為五禮研究内容之一的喪禮及其形式也受到關注,石見清裕討論了《大唐開元禮》官僚喪禮儀式的構成[42],皮慶生也以宋代為主討論了皇帝的臨奠禮問題[43]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妹尾達彥不僅通過以小説分析長安的城市生活而指出其喪葬行業的存在,更在將長安作為禮儀之都的全面討論中,專門注意到長安郊外的墓葬區域以及皇帝喪葬禮儀的進行實況等問題。[44]

此外,將喪葬禮制的研究結合律令並對中日禮令進行深入比較,也曾經是日本學者頗具特色的傳統。長期以來,日本學界集數代學者之力,從事唐令復原整理和日唐令的比較研究工作。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和池田溫編《唐令拾遺補》二書對於《喪葬令》的復原[45],今天看來,是以往唐令復原中内容最為豐富和充分的一種。在此基礎上,日本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對於唐《喪葬令》文本身及禮、令涉及的官僚禮儀有諸多探討。不久前發現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中《喪葬令》的完整保存[46],為唐宋喪葬制度的研究增加了最新的史料。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是陳寅恪所説時代學術的新潮流之所在,筆者的許多探討也正是建立在這個新材料的基礎上。目前,有關喪葬禮和《喪葬令》的研究正在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並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出現,對此,我們將在正文部分中再作詳細介紹。

喪葬儀式或被當作是人生結束之際的告别典禮,喪服和喪葬禮制體現人際關係和某些人生觀的根本理念,可以認為是構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之一,因此兩項研究的意義早已超過了其本身,而與國家政治、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發生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喪葬禮作為制度,從來是分階層、按等級以進行,有着支配全社會的功能和上行下效的指導意義,因此應當將之作為上層建築的本體延伸與核心内容來對待。特别是唐朝喪葬禮制上承漢魏南北朝之不同制度淵源,一路綜合發展而來,並啓迪宋代社會從而定型為與中古前期有着極大差别的禮制,在作為制度參照與核心的皇帝與上層官僚禮儀尤其如此。皇帝禮的意義,皇帝與國家的關係、皇帝對整個官僚層及社會民衆的支配如何通過喪禮以體現,官僚和庶民喪禮如何進行及其中的一些内容儀式變化是不斷引起我們思索的問題。因此可以認為,不理解中古喪葬禮制,即將不理解整個中古社會。但是就以往研究狀況而言,對於喪葬禮制的關照程度和論述深度都是有不少欠缺的,無論是制度之來源沿革、發展方向,抑或是指導原則、禮法觀念都存在着深入討論的空間,而其間尤其缺乏的是對喪葬禮制淵源脈絡及其與中古社會發展關係的探索。

本書即是在前人研究和已復原唐朝《喪葬令》基礎上,對喪葬禮制本身展開探討。考慮到唐朝社會以皇帝和官僚為中心的特點,全書以討論皇帝和官僚喪禮為主而更多圍繞中晚唐制度以進行,並力求對制度的淵源和發展脈絡進行追蹤。上編為皇帝(附后、太子)葬禮制度或言國恤的沿革以及喪葬禮的舉辦,分為上、下二個單元;下編一是喪葬禮令關係與官員喪葬法式的探討,二是官員葬禮和相關待遇的專題研究,分為上、中、下三個單元,内容所及主要是與《天聖令》和唐令有關的一些發現。

筆者希望通過個人的研究,能夠多少彌補以往中古喪葬禮制研究的不足,從而為觀察唐宋總體的制度變革及社會發展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使我們對中古禮制的印象更加具體和鮮活起來!

最後,要説明的是,本書的一些篇章在此之前,曾作為論文發表,在成書的過程中又有一些修改和補充,如與原來文章有不同處,請以本書為准。此外,本書内容以唐史為主,唐以前及宋朝情況祇是在説明來源和進行制度比較時約略及之,因此述所及挂一漏萬,疏謬之處在所難免,在此一並呈請方家予以教正。



[1]《論語·為政》,程樹德《論語集》卷三,北京:中華書局,81頁。

[2] 《荀子·禮論篇第十九》,見《荀子集解(下)》卷一三,《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358371頁。

[3] 錢基博:《經學通志·三禮志第五》,《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250-251頁。

[4]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2-1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 (清)秦田:《五禮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35-142

[6] 章太炎:《喪服依開元禮議》、《喪服草案》,《太炎文錄續編》,上海書店,1992年。

[7] 錢玄儀禮喪服經文釋例》,分見國學會編:《國學論衡》,193434期。

[8] 章景明:《先秦喪服制度考》,《〈儀禮〉復原研究叢刊》,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

[9] 谷田孝之:《中國古代喪服基礎的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0年。

[10]參見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陳夢家撰《敘論》、《校記》、《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沈文倬:《漢簡〈服傳〉考(上)、(下)》,分見《文史2425輯,1985年。

[11] 如李玉潔:《先秦喪葬制度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徐吉軍、賀云翔:《中國喪葬禮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吉軍:《中國喪葬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張捷夫《中國喪葬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12]丁淩華:《中國喪服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丁鼎:《〈儀禮·喪服〉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4] 藤川正數:《魏晉時代における喪服禮研究》,東京:敬文社,1960年。

[15] 永田知之:《唐代喪服儀禮一斑——書儀ぇる‘禫’をめぐっ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年,91-118頁。

[16]丘衍文:《唐開元禮中喪禮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郁氏印書及獎學基金會,1984年;張長臺《唐代喪禮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最近的喪服和喪制研究,又有王銘:《亡魂的宇宙圖示:唐宋喪葬儀制與信仰研究》和金正植:《唐代官员丧葬研究——以〈大唐开元礼〉为比较的基础》,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17] 參見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卷、宋遼金夏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2001年。其中隋唐卷見第六至九節《李唐喪葬禮儀》(一)至(四),130-193頁。

[18] 《唐代文化》中卷第七編《禮儀風俗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223-1256頁。按關於喪服制度又有趙瀾:《儒家喪服制度對唐代社會的文化整合》、《唐代官員服喪行為的全面制度化及其社會意義》,分載《唐史論叢》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40頁;《唐史論叢》13,出版同上,2011年,280-292頁。

[19] 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20] 見梁滿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第七章《喪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65-303頁;李斌城《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第三章第三節《喪葬》,出版同上,283-341頁。

[21] 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原載《文物》19857期,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245-260頁。

[22] 史睿:《敦煌吉凶書儀與東晉南朝禮俗》,《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394-621

[23] 小田義久:吐魯番出土葬送儀禮文書の一考察——隨葬衣物疏から功德疏へ——》,《東洋史苑》3031期,198841-82

[24] 姜伯勤:《唐禮與敦煌發現的書儀——〈大唐開元禮〉與開元時期的書儀》,收入氏著《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禮樂篇》上編《敦煌禮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425-440頁,討論喪服“禮及令”見431-434頁。

[25] 雪:《三教融合的敦煌喪俗》,《敦煌研究》19913期;《喪祭與齋忌》,《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年,225-229頁。

[26] 拙作:《唐禮摭遺》一一章《官民婚喪儀典的示範》,一二、一三章《喪服制度》(I)、(II),一四章《表狀牋啓書儀和官場儀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366-520594-609頁。

[27] 如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風》,《文博》1993532-38;鄭學檬《吐魯番出土文書“隨葬衣物書”初探》,韓國磐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414-444頁;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155-68;寧可、郝春文《敦煌社會的喪葬互助》,《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5632-40;朱瑞熙《宋代喪葬習俗》,《學術月刊》1997269-74;張邦煒《兩宋時期的喪葬俗》,《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73期,101-106頁;此外日本學者中砂明德:《唐代の喪葬と墓誌》(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年,371-413頁)對唐人改葬風俗和思想的研究,江川式部:《唐代の上墓儀禮——墓葬習俗の禮典編入とその意義につぃて》(《東方學》120集,2010年,34-50頁)對唐時上墓風俗及相關禮法的考察;以及杉本憲司:《唐代の葬制につぃて——唐代墓葬考序節》(《末永先生古稀紀念·古代學論叢》,吹田:末永先生古稀紀念會,1967年)和西脇常紀:《唐代の葬俗——特に葬法につぃて》(收入氏著:《唐代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創文社,2000年)對唐喪葬制度的研究也應注意,餘不一一列舉。

[28]宿白:《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12期;《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學報》19822137-153;《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

[29] 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國考古學研究——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151-190

[30] 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1期,59-81頁;《試論西安地區唐代墓葬的等級制度》,《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86-309;《略論西安地區發現的唐代雙室磚墓》,《考古》19909858-862

[31] 秦大樹:《宋代喪葬習俗的變革及其體現的社會意義》,《唐研究》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313-336頁。

[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張淩:《安伽、虞弘和史君等墓出土石葬具圖像中的器物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羅豐:《一件關於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文物》20026期,78-83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榮新江:《隋及唐初的薩寳府與粟特聚落》,《文物》20014期,84-89頁;同人:《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態》,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53-157頁;姜伯勤:《中國祆教畫像石的“語境”》,收入《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233-238頁;賀西林《北朝畫像石葬具的發現與研究》,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341-367頁;沈睿文:《夷俗並從——安伽墓和北朝燒物葬》,《中國歷史文物》200644-17;陳財經《隋李和石棺綫刻圖反映的祆教文化特徵》,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8集,太原:山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94-103頁。

[33] 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按從考古學角度研究喪葬禮俗的還有李如森《漢代喪葬禮俗》,瀋陽出版社,2003年。

[34] 沈睿文:《唐陵的局——空間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35] 丁曉雷:《五代十國的墓葬》,北京大學碩士學論文,2001年。

[36] David L.Mcmullen(麦大维):“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唐代宗的葬儀》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1999pp.150-196

[37]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とくに帝位繼承のばあぃにつぃて——》,《皇帝支配成立》,並收入《中國古代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51-113。尾形勇:《中國即位儀禮》,井上光貞等編:《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儀禮國家》,《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9卷,東京:學生社,1982年,21-48頁。松浦千春:《漢より帝位繼承皇太子——謁廟中心》,《歷史》80輯,1993年,63-82頁;同人:《唐代后半期即位儀禮につぃて》,《一関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紀要》28號,1993年,224-214頁。金子修一:《唐太宗·肅宗等即位につぃて——讓位による即位続きの検討》、《中國古代即位儀礼の場所につぃて》,分見《山梨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46號(1996年,22-33頁)、49號(1998年,20-31頁);同人:《即位儀礼から皇帝》,《唐代史研究》8期,2005年,70-86頁;並見氏著:《中國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八、九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431-584頁。

[38]來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研究》,東京:學生社,2001年。

[39] 金子修一:《唐太極殿大明宮——即位儀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ぃて》,《山梨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44號,1993年,52-64

[40] 金子修一、河內春人、江川式部等:《大唐元陵儀注試》(一)、(二)、(三)、(四)、(五),《山梨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紀要》32號、42號、52號、62號、71號,2002-05年;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試》(六)、(八)、(終章),東京:《國學院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研究科)》383941輯,200720082010年;金子修一、田奈津子等:《大唐元陵儀注試》(七),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共同研究費シンボジウム《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權の樣態(陵墓·王禮の視點から)》報告集,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古代王權研究會2007年。金子修一、江川式部:《從唐代儀禮制度看〈大唐元陵儀注〉研究的意義》,發表於雲南昆明中國唐史學會第九屆年會暨唐宋社會變遷問題研究國際學術會議2004年;金子修一等著:《〈大唐元陵儀注〉概説》,《文史》20084輯,總85輯,153-167頁;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祔祭註》,《國學院大學紀要》47卷,2009年。

[41] 稻田奈津子:《奈良時代天皇喪葬儀禮——大唐元陵儀注檢討して》,《東方學》114輯,2007年, 18-30頁。

[42]石見清裕《唐代凶禮構造——〈大唐開元禮〉官僚喪葬儀禮中心——》,福井文雅博士古稀念論集《アジア文化思想儀禮》,東京:春秋社,2005年,117-142頁;《唐代官僚喪葬儀開元二十五年喪葬令》,《関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叢刊》3輯,吾妻重二、二階堂善弘編《東アジアの宗教》,東京:雄松堂出版,2008年,167-185頁。

[43] 皮慶生:《宋代的“車駕臨奠”》,《臺大歷史學報》33期,2004年,43-69頁。

[44] 妹尾達彥:《唐代後期的長安與傳奇小説——以〈李娃傳〉的分析為中心》,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509-553頁;《唐代長安の都市生活と墓域》,《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32005年,51-60頁;《長安:禮儀之都》,《唐研究》1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08頁。

[45]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喪葬令第三十二》,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3806-841頁。並參池田溫編:《唐令拾遺補》第二部《唐令拾遺補訂》、第三部《唐日兩令對照一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837-8471455-1467頁。

[46]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2013-03-28 21:24:48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