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

                     吴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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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杂志在不久前发表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代早期贵族壁画墓的发掘报告,[1] 大大丰富了对辽早期历史、文化的认识,其中2号墓石房内南、北壁的两组壁画,尤其引人注目。2号墓墓主为一成年女性,据整理者推测,可能为1号墓墓主“大少君次子德勤”的长辈,即“大少君夫人之一”,下葬时间略晚于1号墓墓主,约在天赞二年(923年)之后不久。墓地经多次盗掘,随葬品所余无几,但墓室与墓内石房的大量壁画保留相当完好。石房紧贴墓室后壁起建,内进深2.7、宽2.45、高1.96米,东壁中部为两扇对开石门,四壁及顶磨光,内壁、外壁及顶部均绘有壁画。在内壁四面墙壁中,东壁石门两侧为二仆佣图像,西壁为牡丹图,南北两壁为“以传说故事为题材的画面”。整理者将南壁壁画定名为“寄锦图”,北壁定名为“颂经图”。我们以为,北壁壁画反映的内容是杨贵妃与她的宠禽“雪衣娘”的故事,称作“杨贵妃教鹦鹉图”似更确切一些。此略探讨如下。
   据报告及图版,南壁绘画以太湖石、修竹、棕榈、鲜花等竹石花木为背景,烘托出静谧安恬的氛围,整幅画图以一“贵妇”为中心展开,贵妇前侧并立4人,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表情谦和;2人为侍女,一著红袍,一著浅色袍,向贵妇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2女,一持扇,一捧净盆,神情也甚恭谨。不仅画面布局以贵妇为中心,在衣饰着色上众仆侍衣饰颜色深暗,而贵妇服装色彩则鲜亮明艳,用意也在着意渲染女主人的中心地位。报告描述说:“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毬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红框蓝面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案左置高足金托盏,右侧立一鹦鹉,羽毛洁白、勾喙点红。案、椅下铺团花地毯,经边蓝地。贵妇仪态典雅贤淑,左手持拂尘,右手轻按经卷,俯首吟读,虔诚之态溢于言表。”整理者可能是根据画面内容将壁画定名为“颂经图”。
   从画面布局看,立于经卷右侧,昂首注视“贵妇”的白鹦鹉,在整个画面中也占据了特别突出的位置,应该与壁画反映的内容有重要关系,不应作为寻常宠禽看待。鹦鹉与整幅壁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画面右上角的题诗,给我们理解这组壁画反映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题诗为墨书,位于壁画右上角竖框内,云:“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此诗文义显浅,但首句需略加解释。
   陇山禽,是指出产于陇山的鹦鹉。祢衡《鹦鹉赋》称鹦鹉为“西域之灵鸟”,李善注云:“西域,谓陇坻出此鸟也。”[2] 陇坻即陇山。又,杜甫诗“陇俗轻鹦鹉”,注云:“《鹦鹉赋》:命虞人于陇坻,闭以雕笼,剪其羽翅。” [3] 李白也在吟诵鹦鹉的诗中称“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4]以鹦鹉留恋陇山故土表述胸臆。皮日休在《哀陇民》诗中,特意描写了陇山民捕捉鹦鹉充当贡物的艰辛与危险,“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山有戍卒,戍卒亦不闲。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后略) [5] 可知在唐人诗文中,总是将鹦鹉与其产地陇山联系在一起描写,而且陇山鹦鹉在唐代仍然被当作土贡。甚至直到10世纪时,鹦鹉还保留着“陇客”的俗称,[6] 就字面言,首句的雪衣、赤觜是指画面中鹦鹉的毛羽及喙的颜色,而陇山禽则是鹦鹉的代称。
  明白了“陇山禽”的含义,这首诗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大意是说,豢养在宫闱中鹦鹉,在人们的调教下,不仅能学说普通的语言,而且学会了诵读经文。从题诗的内容分析,壁画所要反映的颂经的主角并不是“俯首吟读”的“贵妇”,而是立于经侧的鹦鹉。唐代流传的雪衣娘的故事,可以为这组壁画的内容提供明确的答案。据9世纪中叶唐人郑处诲[7] 撰写的《明皇杂录》载:
 
   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娘〕。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帏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嫔御?〕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8]
 
此故事初见于《明皇杂录》,后又被《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说郛》等反复征引,流布甚广。[9]证以本节记载可知,北壁壁画反映的是白鹦鹉“雪衣娘”诵经的传说,虽然从字面看,墨书题诗中的“雪衣”是指白鹦鹉的羽毛,但是在这里它却是特指杨贵妃豢养的珍禽“雪衣娘”。所谓的颂经“贵妇”,其实就是杨贵妃,而“男吏”也应是宫廷侍臣。我们知道,鹦鹉在唐代是一种富商或达宦家中都可伺养的笼禽,并不属宫廷独有,而在题诗中却说“每向宫闱指教深”,等于明白指出,画中的鹦鹉是特指被豢养于深宫内禁中的“雪衣(娘)”,而不是普通的鹦鹉。正因为画面表现的不仅仅是“贵妇”颂经,而是杨贵妃在教雪衣娘诵读《多心经》[10] 的场景,所以白鹦鹉与杨贵妃一起,在画面布局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雪衣娘的故事不仅以传说的形式广泛流传,而且是唐代画师作画的重要题材。玄宗朝画师张萱喜画妇女婴儿素材,[11] 他曾创作过一幅“写太真教鹦鹉图”,[12] 反映的内容就是《明皇杂录》杨贵妃调教白鹦鹉诵经的故事。[13] 张萱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的宫廷画师,大致与杨贵妃同时,可知雪衣娘的故事在绘画中的出现,至少不在唐代笔记或传奇之后。略晚于张萱的唐代著名画家周昉,也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妃子教鹦鹉图”,此外,周昉还创作了“白鹦鹉践双陆图”,表现了上《明皇杂录》描述的雪衣娘鼓翼乱局的情景。[14] 史称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15] 则“妃子教鹦鹉图”或许就是模仿张萱“写太真教鹦鹉图”而作亦未可知。以上两幅由唐代画师创作的贵妃教鹦鹉诵经图,一直流传到了北宋,可见唐代以此为素材的图画当为数不少,在辽代壁画中出现同样的题材,应该说是属于事理之常。
  报告中指出壁画中“诸女发型、服饰,皆与南壁寄锦图不同,形成鲜明对比。”“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尤〔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而男吏所戴的展脚幞头则为五代式样。”至于辽代壁画中为何保留了如此浓烈的唐风,则未予深究。如所周知,周昉以擅长人物画知名当世。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谓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女也”,尤以“画士女为威信冠绝”。张彦远称北齐曹仲达、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玄、周昉成就突出,各成一家,“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 [16] 周昉及其绘画作为“四家样”之一的“周家样”,甚至对敦煌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研究,敦煌发现的“水月观音图”中,集中体现了“妙创水月之体”的周家样对敦煌绘画的影响。[17] 水月体的特点之一,是以竹或棕榈为背景,而修竹、棕榈在本文讨论的壁画中同样也是最重要的背景物。通过以上诸点,有理由假定周昉“贵妃教鹦鹉图”可能就是此类绘画的粉本。如果真是这样,则壁画中仕女“如唐代仕女画翻版”,也就不足为怪了。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内蒙古赤峰宝山2号墓石房北壁的“颂经图”,以定名为“杨贵妃教鹦鹉图”为宜,而其粉本很可能就是周昉的“贵妃教鹦鹉图”。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73—94页。
[2] 《文选》卷一三祢正平《鹦鹉赋》。
[3]《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九家集注杜诗》第一二卷。注文所引《鹦鹉赋》即指祢衡《鹦鹉赋》。
[4]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二四《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第1421页。“陇山”或作“陇西”,参见校勘记。
[5]萧涤非点校《皮子文薮》(中华书局,1959年)卷一○,第119页。
[6]参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7]参见《旧唐书》卷一五八、《新唐书》卷一六四《郑余庆传》子处诲附。
[8]田廷柱点校本(中华书局,1994年),第58页。“必飞入局中鼓舞”下原注云:“上六字《六帖》作‘即飞至将翼’。”今按:雪衣女,《白孔六帖》卷九六四(文渊阁本,第892册,528页)“鹦鹉”下“雪衣娘条”作“女”作“娘”,据下文,当以“娘”字为是。又,“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之“贵妃”,据下文“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亦当从《六帖》作“嫔妃”。据点校者称,“‘开元’原作‘天宝’,据《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六改。”查《六帖》及涵芬楼《说郛》卷三二引《明皇杂录》及《太平广记》卷四六○(中华书局,1961年)第3770页均作“天宝”;《太平御览》卷九二四(中华书局,1960年)第4103页亦作“开元”。今按:玄宗开元时画师张萱已将这个故事搬上了画面(见下文),此从点校本。
[9] 见注〔8〕引各书。又,《太平广记》称出自《谭宾录》。
[10]又称《心经》,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简称。
[11]《历代名画记》卷九。
[12]《宣和画谱》卷五。
[13]太真即杨贵妃的别称。《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杨贵妃:“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
[14]《宣和画谱》卷六。
[15]《历史名画记》卷一○。
[16]《历代名画记》卷五。
[17]姜伯勤《论敦煌的“画师”、“绘画手”和“丹青上士”》,载《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54页。

 转自欧亚学研究,《文物》1999年第2期

 


2013-02-11 10:12:17
    
责任编辑:唐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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