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王卡先生

                     刘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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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卡先生(1956-2017)

王卡,1956年12月生,河北广宗人,197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81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硕士学位,1989年获博士学位。主要著述有《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古籍整理)、《中国道教史》(合著)、《道藏提要》(合著)、《道教志》(主编)、《中华道藏》(合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副主编)等。

我是王卡先生的学生辈。1997年,我在首都师大历史系硕士毕业,蒙方广锠先生介绍,我带着自己的硕士论文,到社科院世界宗教所道教室,登门拜访王卡先生。王卡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并建议我跟一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一起在道教室听课。随后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道教室的老师们轮流在每周二开课,给我和这位美国学生讲授道教的历史、文献、思想和教义。其中王卡先生讲的次数最多,也最为系统。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道教专业学者的教示。 2000年,我博士毕业时,王卡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评议和答辩委员之一。所以,王卡先生亲自给我上过课,做过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他跟我实实在在是有师生之谊的。

我和王卡先生的交往,只有1997—2017年这20 年的时间。我们的交往算不上有多热络,基本上是有事时,无论谁找谁,都会得到对方积极而热情的回应;无事时,很可能彼此大半年甚至一年都没有联系。最初几年,我曾请王卡先生给我写过申请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的推荐书、申请科研奖励的推荐书、成果结项的鉴定等等。无论多忙,他都第一时间给我写好。那几年,我也曾为了评职称,而想在某宗教学专刊上发文章,或是从宗教学领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找到王卡先生请他帮忙,他都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尽管最终都没成功。 这也是当年我作为“青椒”时必须要经历的成长挫折。

最近几年,我也以答辩委员的身份,参加过几次王卡先生的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第一次去社科院参加答辩,以我的学术标准,我不认为某位博士生的论文可以达到“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所以五个评委中,只有我一人给出的评价是“良好”,导致这位同学的论文没有评上社科院的“优秀论文”。王卡先生不以为意,此后继续邀请我去参加他学生的答辩。我的一个博士生想去他那里做博士后,我前后只给王卡先生打过一个电话:“听说您那里今年有博士后的名额?我今年毕业的这个博士程度不错,想推荐给您。”王卡先生说:“你叫他递简历过来看看吧!”就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没有再多的拜托、关照、添麻烦之类的废话。因为我知道王卡先生看重的是学生的科研能力,而不是导师的人情关系。

2001年初,《中华道藏》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有次王卡先生问我能不能承担起敦煌本《昇玄内教经》和《太玄真一本际经》的录校工作。我一开始满口答应了,但还没等正式接手这 项任务,几天后就因学校这边事情一多,又改口婉言谢绝了。这也是我那时刚毕业工作不久,在待人处事上还有很多不周全之处所致。王卡先生有点着急,说:“这两个经本,日本学者都已有现成的录校本。你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做,不会费多大事的。”可我还是没有应承下来。但王卡先生并没有因此事而责怪我,或冷落我,每当有他得意的新作发表,或是新书出版, 都要寄给我。

《中华道藏》出版后,我看到这两部经,都是王卡先生自己亲自整理点校的。假如我当时没有出尔反尔,是否就可以为王卡先生分担一点点工作量呢?我对此一直心存愧疚。到2016年4月间,王卡先生跟我说起,他有志于推动《中华续道藏》的编纂。我当时已基本完成灵宝经的研究工作,正想着下一步该找个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再加上当年《中华道藏》的遗憾一直存在心底,就主动表态说:一定会在王卡先生主持的《中华续道藏》的工作中贡 献力量。王卡先生还让我参加了在白云观中国道协举行的《中华续道藏》立项研讨的沙龙活动。但不料这个项目还未全面展开,王卡先生就遽归道山!我对王卡先生的愧疚之情,看来 已经永远无法弥补了!

2010年时,我有次去社科院见王卡先生,带去我发表在《文史》2009年第2辑上的《敦煌本“灵宝经目录”研究》一文的抽印本。5月19日,王卡先生在电邮中回复我说:

关于这个题目,目前已知的材料你都已用到,所持观点亦无大碍。其实1987年前后我写博士论文(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也反复琢磨过这个问题。我的看法,灵宝经的“旧经”和“新经”,可能是南朝(约陆修静至宋文明之间)道士编成组的两部经书。其中各篇经书问世年代有先有后,具体年代很难确定。就以“仙公新经”来看,最早的《五符序》在东晋初成书的《抱朴子内篇》已有引述,甚至可追溯到东汉袁康的 《越绝书》,受汉代谶纬思想影响。讲述科仪的《敷斋威仪》等篇,可能晚于“元始旧 经”,但陆修静时已出。而具有菩萨乘观念,出现高上老子名号的《仙公请问经》等篇,则可能更晚。“元始旧经”中的各篇也是有先有后,应该具体分析。记得某位日本先生在北大研修时,曾来我所谈到过此问题。我的看法是,这些书问世的精确年份很难论定,直接证据材料不足,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加上诸如思想内容、行文风格、神灵名号等,大致划一个年段,诸如“东晋末、南朝初”,“南朝中期”等模糊的年代范围。太明确了就缺乏直接证据,容易出错。但日本人是喜欢将任何资料都定得比较死,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无可厚非。总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但下的结论还是稍微宽泛点比较可靠。仅供你参考。

我在 2009 年这篇文章中一个自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推进,就是在王卡先生当年对“第五篇目”释读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释读。在旁人看来,我这是以一个“后生小子”来对王卡先生这样“前辈大家”的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这在道教学界似乎是颇为忌讳的事情。所以,我当天通过电邮答复王卡先生说:

我也注意到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说道经的定年问题不要搞得太精确,像某位日本先生那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也提醒自己不要重复他的老路。不过,我觉得以往的研究一贯有“统合”的倾向,把“元始旧经”当作统一的一组,“仙公新经”当作统一的一组。而且固定化地就认为“元始旧经”一定早于“仙公新经”。现在看来,它们各自内部的不同之处,还是可以找寻到一些线索的。我希望用“析分”的视角,去重新审查这些灵宝经。因为道教研究中的很多课题,都缺乏像其他学科研究那样,经过长时间和几 代人,不断地立论、检验、修正、改进的历程,所以我更看重我这样做,会对未来的灵宝经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现在的某些具体结论,将来被证明是站不住的,但至少我提出寻找看似统合一体的诸经之间可能有的诸多不同之处的蛛丝马迹,会对以后自己和后来学者再进一步认识灵宝经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您对拙文的建议,我会好好考虑后,在结论部分多留出一些余地。感谢您的指教!在国内这么多道教研究者中,感觉和您的方法、思路都比较接近。以后还请您继续不吝赐教!我即便在某些文章中直陈与 您观点不同之处,也希望您不要以为我是为了批评您而给自己出头。我觉得道教的研究就需要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多一些“你来我往”,才能把问题进一步厘清。

王卡先生在20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你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前些天网络上都在讨论中国的学术研究为何缺少原创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少不同学术意见的争鸣,学生不敢批评老师,年轻人不敢提出与前辈名人不同的观点。由此造成学术思想的陈陈相因。我历来赞成美国年轻学者敢于挑前辈老师毛病的做法。如果年轻人不提出新观点,新方法,又岂能后代胜过前代,推动学术进展?所以我上课时都鼓励学生提不同意见的,最好我的学生都强过我,这才是我的本事。只要是学术问题上与我不同,我都欢迎。可惜目前我的学生都还太拘谨客气。所以你如果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只管发表出来,不必顾虑。这些年我从你那里也得到不少新材料和不太了解的其他年轻人的成果,这更证明学术研究就是要相互切磋 交流才能进步,无论老人新人都是如此。

学术研究就是要相互切磋交流才能进步”,这在王卡先生那里,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正因我觉得王卡先生是一个可以与之进行“你来我往”学术讨论的学者,我这个后辈小子,才敢于发表和王卡先生不同的观点,甚至有时也会对他的成果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不仅如此,王卡先生还十分大方地把他自己辛苦找到的、而又不是自己擅长研究领域的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其他更合适研究的学者。2013年8月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为此在首都师大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国际敦煌学会议。那年的5月12日,王卡先生发来电邮说:

发给你几个文件。去年去日本颇有收获,回来后准备写几篇敦煌学的文章,趁今年年会发表。一是《抱朴子》论文,已经改了几年,因未找到文求堂影本,总难定稿。去年在东京国会图书馆终于查到,这回可以发了。其二是《雌一经》写本校释,等《敦煌秘笈》图版几年了。......其他杏雨的道经,我都做完了叙录,可惜有人已抢先了。其三是关于道教类书我想写一篇,主要是发现了《无上秘要》和《道要》的几个新残片。叙录已完成,录文也完了,正式论文稍后发出,先将素材给你看看。如果一次会议发太多文章,是否犯忌讳?你帮忙斟酌吧。

我原先那本目录现在要改的太多了,小修小补不成了,我准备搞个修订版。从去年动手,老完不了,主要老有新卷子、新成果出现,还有就是图录的释文太耗时费事了。 慢慢来吧。

王卡先生 2012 年在日本访学时,调查到几个敦煌道经的原卷,一下子把好几个积压了多年的问题都解决了,一连写出了几篇文章。他甚至问我可不可以在这一次敦煌学国际会议上,让他一次性地发表不止一篇新作?可见,当他在学术上有了新的进展时,是多么地激动和兴奋!这种激动和兴奋,只有真正的学者才会体验到。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在学术上获得新知更令人感到欣喜了。要是有人能够倾听或分享自己的学术心得,简直就要欣喜若狂了!“原先那本目录”是指王卡先生2004年出版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 录·索引》。从2012年开始,王卡先生正式着手修订,可惜在他去世时也没有完成。据说这项任务已经分给他的学生来做,祝他们能够圆满完成王卡先生的遗愿!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书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4年

5 月 13 日,王卡先生又在电邮中说:

我在文求堂《抱朴子》残卷的背面,看到有一篇唐中和五年正月沙州学生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卷四《述而篇》的写本,首尾完整,有14页,约130行经注文。此件好像与书道博物馆的《论语》郑注写本有关。粗查已有的相关论著,似乎尚未提到这一件。大概过去大家关注的都是文求堂影版正面的《抱朴子》写本,忽略了背面书写的内容。除《论语》外,还有河西都僧统赠与他人的诗文十多条,也是首尾完整有题记的。因为这不是我研究的范围,不敢贸然发论。不知有哪位专家感兴趣,可以转给他们研究。资源共享嘛。

我回复说:如果是《论语》郑注的话,还是王素先生最有权威性。于是5月21日,王卡先生发来了这件《论语》写本的图版,并在信中说:

文求堂《抱朴子》小册子共41双页面,其中《论语》在30—37面,前后都有中和五年学士郎的题记。还有一行题:“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都僧录阐扬法师赐紫沙门某”,挺奇怪。书道博物馆的《论语》是否原先也是写在《抱朴子》背面? 该件据日本一目录著录,也是1921年左右,许际唐售给中村不折。可以研究研究。王素先生的联络号我没有,先发给你转去即可。先写到此。

王卡先生在日本发现的《论语》注的资料,竟然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发给我,让我转交给王素先生做研究。王素先生看了,说:“这不是《论语》郑氏注,而是《论语集解》。尽管如此,由于以前未见有人留意此件,还是有较高校勘价值的。”可见,王卡先生是真正秉持并做到了“资源共享”的学术理念。

毫无疑问,王卡先生之所以成为我眼中的近30年来国内研究道教第一人,除了他自身的勤勉外,也因他深明学术进步的要义,贵在推陈出新,后来者理应、也一定会超越前人。这样想清楚了自己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也就不会固步自封,持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来与学界同行做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王卡先生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这样对他。至少就我所知王卡先生与敦煌学界诸位先生的学术交流,就是这样一种因“资源共享”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不过,老实说,我认为王卡先生对灵宝经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已经固化在他1980年代写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史的阶段。他虽然从治学的原则上,赞同我勇于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新见解的努力,但有时对我的这些努力,又表现出不太认同的态度。他先后接收过两位博士后,他们两人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一些灵宝经的具体问题,也都跟我进行过非正式的、友好的讨论。王卡先生在一旁听了、看了我们之间的争论,毫不客气地说:“这些都是纠缠不清的问题,你们争来争去也没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有什么意义?与其这样,不如更多关注灵宝经对整个道教的意义和影响。”我理解王卡先生的意思,他认为目前条件下,是没法彻底解决灵宝经的断代定年等问题的;与其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如绕开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点,发掘灵宝经更多、更重要的意义。但对我来说,越是大家都觉得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才越觉得有挑 战性,才越有兴趣去尝试解决。虽然我不一定能够超越前人,把这些难题都彻底解决,但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至少还是能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和新思路的。这是王卡先生和我,对于“什么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学术问题”的一点不同认识。我觉得,王卡先生对学术问题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王卡先生的治学特点。

王卡先生有两句关于治学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句话其实是王卡先生的导师王明先生告诉他的。大意是:一位学者这一辈子,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发表十几篇质量过硬论文,到晚年结成个集子出版传世,就已经很不错了!王明先生自己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王卡先生转述王明先生这句话时,显然并不是完全地认同老师的话。王卡先生虽然在61岁就遽然离世,但他生前所留下的学术著作和成就,已经成为一座巍峨的学术高峰。相信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不会再有道教学者能够超出其上。但王明先生的这句话对王卡先生的治学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呢?我认为是有的。以王卡先生的聪明和勤奋,以他不止一遍通读整部《道藏》所积累的深厚功力,以他上起两汉魏晋、下延明清道教的广阔视野,他的学术成果理应比现在要多得多才对。据说他往往在与同事和学生聊天时,迸发出无数的思想火花。当有人建议他把这些有意思的观点写成文章时,他就会说:这只是我的一些看法,离形成观点、写成文章还差很远呢!这固然体现了王卡先生对自己写文章、发表论著的高标准、严要求,但这样一来,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就都只是停留在小范围内的口头表述而已。所谓“厚积薄发”,如果一直停留在“厚积”的阶段,就只能是丰富个人读书的体验而已,却未必能 给学术进步带来直接的推动。在我看来,与王卡先生三、四十年来积累起那么丰殖的学养相比,他现在留给我们的东西,还是略显少了一些!这实在是中国道教研究的巨大损失!

第二句话应该是出自王卡先生的心得。他说:中国学者过了四十岁,就不用再看外国学者的成果了。这首先体现出王卡先生的学术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他对《道藏》的几次通读。相信国内外所有的道教学者,也没有一两个人真正能够达到他这样熟悉《道藏》的程度。在王卡先生看来,国外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启发得到他的。他甚至跟我说,某篇被人推崇为国外道教研究的经典性论文,翻译过来一看,觉得也不过如此。那篇文章中讨论的很多问题,在王卡先生看来,都是常识性的论述,同样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但以往要看外国学者的文章,是要看他们用到了哪些文献材料。一旦王卡先生做到在材料占有上对外国学者的碾压式优势,自然就会觉得外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不足观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撰写的道教史著作,只有在王卡先生执笔的篇章中,充分观照和回应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到后来,他写的文章基本上都避开了与国外学者的商榷和讨论,大都是自己的孤明先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外学者的研究不关注和不了解。只是他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在他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讨论上去。

可在我看来,这关涉到一个如何看待学术史或研究史的问题。原则上说,无论前人的成果是否真的推进或解决了问题,无论个人对这样的成果是否真的欣赏或是不屑,在调查学术史或研究史时,都不能有意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即便一篇文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不可取,也不能因此就放弃那百分之十的或许可取之处。我这些年来写成文章讨论到的很多论题,不少就是受到国外学者论著的启发,甚至一些重要的观点,就是来自那百分之十可取之处的激发。所以,在“问题意识”的培养上,我更多是从别人的研究中看到问题所在,从而确定自己要讨论的问题范畴。而王卡先生则是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的阅读,直接提出自己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论题来。很多具体的问题,他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他觉得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自己已经搞清楚的问题上,不如提出一些从未有人提过的、带有指引意义的新论题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觉得津津有味的问题,在王卡先生看来,简直是味同嚼蜡,毫无意义。我承认这里有学养深浅和境界高低之分,现阶段的我,只能做到去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王卡先生除了有深厚的文献功底,还是道教学界当之无愧的思想家。中国学术既需要王卡先生这样的高屋建瓴、能够做出方向性引领的研究,也需要我这种“斤斤计较”,一个个细节上的小问题去抠、去解决的笨办法。只是,在我2016年完成灵宝经的研究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学术转向问题。这一年多来,已经着手其他领域的研究。王卡先生驾鹤西归后,我也将不再是一个追随其学术脚步的“道教历史与文献的研究者”了。

王卡先生离世对中国道教研究所造成的无可弥补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愈发显 露无遗。王卡先生离世所造成的中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巨大空白,恐怕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都 难以得到填补。

尊敬的王卡先生!敬爱的王老师!愿您在天堂依然可以博览天书,指点幽冥!

2017年8月9日匆匆


2017-10-01 21:29:52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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