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行“学术为公器”的理念——读陈垣先生致先父的信(上)

                     张檿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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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1880-1971)致先父信尚存六封,都写于上世纪40年代,信封已佚,只剩信瓤儿,因夹置书册幸得保全。援老六函之中,前两函写于抗战期间,后四函写于胜利后。1942年夏末援老回函时,北平沦陷已久,抗战正处于最艰苦阶段。“别后倏忽半载,忽奉手书”,竟给援老带来意外惊喜。原委是1941年底日军查封燕大,先父被迫远遁河南,行前悄悄进城,趋兴化寺街5号府上向援老告辞。待到再致援老函报平安,是半年之后;回望结缘援老门下问学,更是13年前事了。

 

传授“学术为公器”理念

 

19291030,燕大国学所在容庚教授府上为欢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设宴。容庚、顾颉刚、郭绍虞、黄子通四位教授做“主”(宴金或四人分摊,非关公帑);张长弓、张寿林两位新生(白寿彝、牟润孙、班书阁三位新生未到)做“客”;还有一位特殊的“客”;还有一位特殊的“客”——援老。这次公宴有“两怪”:师比生多——五比二;援老是教授、所长,但这位博学多闻、平易亲和的蔼然长者却以“客”的名分与诸生同列。

师生席间的交流亲切热络,充盈着家庭般的温馨。其间援老有几段话,给父亲留下长久记忆。援老说,你们五位同学分别念文、史、哲,是三个专业,这和“老国学”(经史子集)有点不一样,是“新国学”的分类,是新时代(指五四以后)的新专业、新学问。又说,做新学问,观念也得新。做学问不再只是个人的事,更是为社会、为大众做学问,学问是“公器”;做学问的方法要“新”,文、史、哲要“通”,不能各顾各,不能分家。他还亲切地说,他们四位(教授)还有我,是你们的老师,又都是你们的朋友,读书写文章遇到问题,找他们、找我,找谁商量都行,不用客气。一席话说得父亲心中热流涌动。

父亲由此得闻并服膺“学术为公器”的理念——所谓学术,不再只是个人名山事业,乃是国人大众汲取新知、探求真理的途径。父亲后来知道,这个新理念的首倡者,是援老的新会老乡兼老友梁启超。“五四”时期,先生首次响亮地提出:“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欧游心影录》)。援老亦倡言“文章天下公器”(《书信集》第328页)。父亲以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援老应是这一学术理念的最佳践行者和诠释者。这一认识的形成,来自他对援老学行的长期追随与观察,也得自援老的教诲。

 

倡导学术成果共享

 

去北平读书前,父亲知道援庵所长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主持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整理馆藏敦煌遗书,编就《敦煌劫余录》等,认为援老这些工作具有鲜明的整理服务性、社会公益性,而这类事情通常非学人所愿为。来到燕大,读书问学、耳濡目染,日渐感受到援老学行的两大特色:一是引领带动同仁关注、参与学术研究;二是重视将学术成果推向同好、大众。他1920年前后做“古教四考”(也里可温教、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一时吸引那么多同仁、同好的关注,纷纷应邀或主动提供线索、代查资料、代考遗址,耸动南北学界。1930年校补《元典章》,傅增湘先后为援老借得并寄来涵芬楼旧钞本、于厂肆访得松芸阁旧钞本,用供校勘,为一时佳话。

援老是位杰出的史学家,人称他的考据之业“神乎其技,空前绝后”(柳诒徵语)。他老数十年如一日,以渊博的学识、有求必应的精神,竭诚帮助同仁、提携后进,遍为学界传颂。寓居青岛的张星烺治中西交通史而乏书,援老代他索书、查找和抄录资料,持续数年;还为他在北平代销《马可孛罗游记导言》(刊于《史地学杂志》)。寓居上海的岑仲勉治《元和姓纂》,所引《校记》下缺一页文字,函请援老代钞补苴,援老自校库本录出寄奉。寓居昆明的方国瑜为《四译馆考》致函求助,援老觅得《四译馆则》差近,自日据北平先邮香港,再辗转寄至昆明。援老的名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一再刊行、大量奉赠,文史学者置为“案头秘籍”,学界期以“中夏学术且利赖之”,嘉惠学林,泽被后世。弟子柴德赓撰文《谢三宾考》,援老赞为“第一流文字”,不拘师生名分,主动推介、寄赠友人,共览公评。1946年父亲将随河大流亡间编就的《中国古代小说选编》(即《小说珍存》)油印本汇报援老请益。如1947年信函所示,以《珍存》封面带大黑边,“见者皆诧异,不知何以不拘如此?”坦率给予批评;“鄙意仍以避俗为是”,督促改进。国人以黑边不吉,故宜“避俗”;“见者皆诧异”,是在向编者传递“公众风评”了。凡所知见援老学行,在在展示源自“公器”理念的胸襟、怀抱与原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传媒未臻发达,学术信息传递不畅,学界与学人创造性地利用各种纸媒——在报纸的专栏、边角、中缝,以及刊物、书籍的封底、封底里、页间空白等,大量刊登著作纲目、论文摘要、学术通信、新书介绍、新书预告等,其文鲜有长篇大论,多为百十字简讯、甚至十数字补白,藉此见缝插针,将种种学术信息公开而及时地传布学界与社会各界。援老甚是注意运用这类信息传递方式。他的专著在北平出版的消息,1926年曾贴进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宣传橱窗。前揭函六是援老对先父应天津《益世报·副刊》之约,撰文介绍援老著作的回应。他似乎更愿在可信任的出版物上刊登此类信息,不怿“登否之权操诸人”。有位当今学者,看到当时书籍的封底、封底里印满各种讯息,以为有辱学术“尊严”,颇为不屑。其实这种传播方式,内容虽或良莠不齐,但为当时学人及各界所欢迎,它蕴含“学术为天下公器”理念,既为时所需,又含敦请公众监督之意。君不见如今传媒之上,各类商业广告充斥,人们视若无睹;相比昔日纸媒所载内容,至少还属于学术与文化范畴吧。

 

困顿中不弃谈学术

 

“学术为公器”理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附丽“新国学”思潮而倡行。“新国学”思潮实为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敌毁劫的吾华民族文化,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感召下,由学术精英群体发起的一场自我救赎运动。政治危机毕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1929年燕大设国学所之设,已值“新国学”思潮的尾声。“新国学”虽不久即告消歇,“学术公器”理念却由此飙起华夏,常存不废。

    燕大问学一载,“公器”理念为父亲一生术业校正航向。1930年初夏寄至北平的一封家信,却又迫使他改变人生航程。年迈的双亲已不堪务农劳作,幼弟也有待扶助,不再允许父亲继续燕大校园的问学生涯。业师颉老得知此情,报告援老。所里研议可改取校外研修方式完成学业。后由援老亲自出面,介绍父亲去广州岭南大学研修,同时在岭大附中兼职国文教员。所得一份薪资既可奉亲,亦可维持学业。父亲感激地接受了。八月初离平之前,父亲赴西城翊教寺街2号援老府上辞行兼谢师恩。50岁的援老,送两条赠言给这位25岁的学生:(1)离校后,专业别轻言放弃,坚持做好学问;(2)往后进入社会,就做中学老师,为国家作育人才。援老说,他早年还做过小学老师呢。父亲是怀着新的憧憬南下赴粤的。

1942年夏,父亲于别后初致援老那封平安信,又是求教信。他从小说史的角度请教《神仙传》、《搜神记》和《后汉书》中相关记载的版本价值。如信函所示,援老览信既得告慰,遂直笔专就此一学术问题详予解析,别无词费。如果只从形式和内容看,此信同师生间通常往还书函没有两样;如果连及通信时双方的置身情境,又不免让人心动。父亲是在豫西山村农家小桌的一盏油灯下,给援师写信的。当年春自平返豫,即应河大之聘来到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全家被安置在一户布姓乡亲的厢屋。村中一座土地庙改作教室给学生上课。学校工友王喜每晚提着油桶串户,给每位教师的油灯碗里添一两桐油,供备课、写作。父亲为《中国古代小说史》课程准备讲稿,于是依惯例向援师请益。在北平城内的援老,则五年来历经辅仁运作的艰辛和生活的磨难。他老曾卖书买粮以维持生计,还被迫购买敌伪配售的粗劣的混合面。

困顿之中,援老但谈学术,不涉其余,对危境里时刻承受的纠结与煎熬,不著一字,益见心静如水,别无旁骛。捧读此信的父亲自然懂得,援老复函展示的术业特质,源自他一贯倡扬的理念——“学术为公器”。父亲在豫西深山的油灯下,致信远方的老师,同样是淡怀眼下境遇,专为千年前之古籍评骘请益,其所秉持,与老师应属同一理念。“以学术为公器”之理念,大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已然化为南北学人的群体共识了。

执着实践“公器”理念的援老,甚为当时学界共仰。胡适曾为《史讳举例》做两篇长文,盛赞不已竭诚推介,复为《元典章校补释例》做〈长序〉;陈寅恪为《元西域人华化考》做〈序〉,复为《敦煌劫余录》作〈序〉、为《明季滇黔佛教考》做〈序〉;傅斯年为《元典章校补释例》做〈序〉等,均含认同景仰之意。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驰函援老称:“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不吝赞誉之词,显示当时中华学术界,对援老道德学问的敬重与推崇。

爰为《公器铭》曰:

互通资讯,共参奥义。公览撰著,风评可期。

各鹜其学,学学互济。通而竟融,式铸公器。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7日B3版。


2014-05-23 19:58:03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