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题签和一封信的故事——记顾颉刚先生与先父的亦师亦友之谊

                     张檿弓
文章点击:

适逢顾颉刚先生诞辰120周年,不由回忆起八十多年前在燕园,先父长先生同先生结下的亦生亦友情谊。身边一直珍藏着两件“文物”——一幅颉刚师封面题签书影(图12)和一封刚师来信(图345),便是这段师友情谊的见证。

 

先说《名号的安慰》题签。

这是先父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封里一行竖文“顾颉刚先生题字”,说明封面那五个妍美圆润、光昌流丽的行书,是先生的墨宝;与封里相对的扉页上,是作者笔名“常工”、“景山书社”和“1930(年)”字样。一段真实的故事,就“隐藏”在这薄薄的小书中。

 

                                        (图1)

                                        (图2)

 

那是1929年秋,先父考取燕京大学国学所研究生。当时国学所初设,名师乍聚,招生还不多。父亲怀揣梦想从开封来到燕园,师从郭绍虞教授;亦遵信“转益多师”之训,如饥似渴地旁听着、请益着。渐渐渐地,与四位同窗张寿林(文学)、白寿彝(哲学)、牟润孙(历史)、班书阁(历史)君相熟了,也同国学所诸师陈援庵、顾颉刚、黄子通、容庚等相熟了。很快来到1930年春节,第一学年已然过半。其时家庭给父亲的接济一时未畅,生活陷于困境。绍虞师得知此情,及时给父亲出主意,建议他把以前发表的短篇编个小说集出版,换点儿稿费救急;又同刚师相商,得到赞同。父亲聆得指点,很快选出11篇小说,确定其中《名号的安慰》篇为书名,全稿交给绍虞师,后又专致刚师。绍虞师欣然赐《序》,《序》后日期:十九(1930)年五月二十六日;刚师特为题签,又亲自安排出版。出版者——景山书社(蒙顾潮同志相告:书社当时设在景山东街17号马神庙内),同刚师主持的著名的朴社是同一个编辑班子。这一缘起与过程,当年五月二十日父亲在“记于京西圆明园之南墙下”的《后记》中,作有简要记述:

 

三个月前,在我已发表的小说稿中,要选出来这一个集本的缘故,那是我业已屈服在生活鞭子之下了。郭绍虞先生知道我足迹走不到出版界,惠然把她绍介到景山去,这是《名号的安慰》未出世前的一点重要的消息。

 

《后记》没有提及刚师特为题签,是因为《后记》在前,题签在后,宅在圆明园南墙下的父亲,并不知书稿送至景山东街以后发生的事情;《后记》也没有提及景山书社与刚师的关系,该是“尽在不言中”吧。

“景山出书”那年,绍虞、颉刚二位导师均为三十七岁,先父二十五岁。师生相处,就年岁而论,亦师亦友,还算般配。但就学问成就而言,两师英年才俊,声名正隆。刚师古史之辨、层累之说,发吾华国史千年之覆,震动内外学界;加以师之秉性敦朴,宅心仁厚,凡少长无不垂注,为学界同仁共推共仰。那时节,刚师道德文章焕发的气场,强烈吸引着同侪;位于海淀成府蒋家胡同三号的顾府,也自然成为学界友朋常年聚会之所,一时间“羣群往来”之盛,与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思成、林徽因之“太太的客厅”并为京华雅舍。1930年秋即“景山出书”不久,钱穆经顾颉刚推荐来燕大任教。请看钱穆先生写他做客顾府的情景:

 

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人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十余年,率如此。(《师友杂忆·北平燕京大学》)

 

“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该是何等盛况;“待人情厚,宾至如归”,该是何等亲切。送往迎来,折冲樽俎,游刃有余,而又悄无声息——偌大场面的真正“导演”夫人,“十余年,率如此”,又该是何等儒雅谦和!在刚师《日记》中,可查得先父拜访顾府的记载一十四条。先父亦曾躬逢其盛么?

   

该说到刚师致先父的信。

此信写于19461121,已是“景山出书”十六年之后了。全文录如下。

 

长弓吾兄:久不相见,思念如何。年来累接来函,而迄未作答,实缘公私交迫, 经年无一息之闲。遂致朋好来书均经搁置,歉何可言,幸见恕也。大著《南阳曲言》一稿,因其篇幅较多,《文史杂志》未能刊出,送至文通书局。白寿彝兄任职文通,经其决定,一时亦难刊出,故将原稿邮还。而兄至今尚未接得,必是邮误,或贵校自宝鸡迁汴,一时未上轨道,致被遗落,亦未可知。兹已函告寿彝,请其查明迳复。渠住昆明光华街文通书局编辑所;此稿则系重庆神仙洞文通书局总办事处所寄出。当兹复员之际,任何机关都不上轨道,邮局固不能例外。独恨吾兄数年心血,徒以厚惠见赐之故,致遭浮沉,此则之罪也。现住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十号,上课之地则在上海复旦及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而又不能不常至南京。孔席不煖,大有此概。匆复。

即祝   

课祺       

颉刚拜启

                                               1946年)十一月廿一日

 

     刚师此信专为答复《南阳曲言》一稿的处理情况。《南阳曲言》即《鼓子曲言》。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携全家随河南大学长年流转豫西群山间,利用授课与逃难间隙,在民间搜集曲子词、谱,整理研究,撰成此书。194512月,随校自宝鸡返回开封铁塔校园不久,父亲即将书稿邮寄刚师,一则请益,再则恭请协助发表。《鼓子曲言》稿廿余万字,实为一部专著,刚师主持的《文史杂志》和文通书局,均“因其篇幅较多”未能刊出,故将原稿自重庆退寄开封。刚师信中甚为书稿“浮沉”自责。其实书稿并未遗失,只因邮路未畅而致延宕。父亲接得师信时,书稿业已安抵校园。刚师自谓“常至南京”,是因为其时兼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须赴南京联系工作。19488月,《鼓子曲言》终得在南京正中书局出版。先母亦深知先父“足迹走不到出版界”,她认为《鼓子曲言》最后能在南京出版,实为刚师从中玉成。是否如此,先父早逝,不得而知了。正中书局迁台后,《鼓子曲言》于19668月又得再版。台湾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就读台湾中兴大学国文系,该系曾以《鼓子曲言》做教材,开设地方曲艺课。这是后话。

   19487月,我家随河南大学自开封南迁苏州、寄寓十梓街74号。粗得安顿之后的一天,刚师登门造访。目睹双亲拖带四个儿子蜗居陋室的窘状,刚师心甚凄然。他到苏州东吴大学,为父亲谋得教职两课时(每周);虞师也同样在上海同济大学为父亲谋得教职两课时。获此接济,我家远途迁徙的困顿得以纾解。父亲生前对家人忆及刚、虞二师一再急难相助的往事,动情地说:“这都是雪中送炭啊!”

  有关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家庭记忆中,先父同师友通信甚勤,奉接来信亦甚多。可惜变故频发,大多散佚,如今传至手边,仅剩十余封了。每至夜深人静时,偶或展读先贤墨宝,往往唤醒些许儿时的回忆,激起同天堂父辈们的心灵感应,试图在想象中捕捉他们的心境,恍如隔世。如今再细品刚师来信,觉得它还展示出父辈学人可亲的一面。你看,导师致信学生,却称弟子“兄台”、名讳空格,自己的名讳反而缩写。此一情景,犹如孔子当年偕弟子“讲乎杏坛之上”,“游乎缁帏之林”,真正是“视徒如友”!而一旦涉及“正事”,该咋办咋办——稿子不能发就不发、该退就退;转过身去,继续为弟子书稿的出路费心。诚挚相交,襟怀坦荡;声息相通,相濡以沫。此之谓也。父辈学人又真是可敬的一群!彼此无须逢迎,也无须戒备。会有误会但不会冷漠,会有激辩但不会攻讦构陷。面对种种艰难境遇,不自懈,不阿附。心无旁骛,义无反顾,坚守志业的尊严,坚持中华文脉薪火传续的使命。我想,这该是那时代学人的群体风范吧!抚今追昔,回望前贤,禁不住扼腕慨叹。

在世事艰难年代,学人群体除了舌耕与著述之外,频密的书信往还,彷佛是又一种生存方式。本就是除了学术志业,别无长技的知识一群。在扰攘纷乱的岁月,在长夜如磐的当下,躲在书斋,给师友修书一封,发抒思虑,沟通信息,调适心绪,寄托情怀;三不五时,回书交至,又带来同道友朋的嘤嘤情谊、拳拳关切。当此时刻,尤其对那些既无权力依傍、又无财富蓄势、常陷困顿无奈如先父者,又真不啻一丝温存的慰藉、一股暧暧的暖流、一缕熹微的亮光。

啊,让人难忘的师友之情!让人思念的父辈们!

                                    201367·北京东总布寓舍

 

 

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29B3版,发表时略有改动。


2013-09-10 23:25:13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