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书房如同“军械库”

                     邵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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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
  1966年6月生。1984至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1至1994年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时易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等。
  爬上孟彦弘家的阁楼,如同置身一间中国古代史的“军械库”。史料典籍按“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严谨布阵,各类历史学家的专著也以作者拼音有序码放,几乎见不到专业以外的杂书。
  为了能在这60平米的空间内,装下近万册的藏书,前些年,孟彦弘收了一批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处理的上世纪50年代旧书架,请北大的木工组照着他的要求打散重组。就是这样,书仍旧放不下。除了地上的一摞摞,连洗衣机旁也挤满了书。
 
配书
  从大学至今的近30年里,孟彦弘基本没有大规模地淘汰过书。为了配齐一些专业书籍,更是耐下性子不遗余力。
他颇为得意地指了指一排书架最上端,顶着天花板的一排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从1962创刊至今逾百本,期期不落。“特别是90年代那段,印量很小。”在这套书的后面,还有一整套的中华书局期刊《文史》,同样过百期。“公共图书馆在内,这两套书都不会全,整套齐的大概没有几家。”
  此外,孟彦弘更是耗费近十年才配齐了由谭其骧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共七本)。在书的扉页上,记者看到,最早购入的一本为1999年,“太庙五折”,是在太庙买的五折书,实价2.85元。直到2008年在孔夫子网上凑齐的最后两册,价格已飙升到了200元。
 
三位老先生
  从小学到高中,孟彦弘一直在晋城的煤矿子弟学校念书。他这届以前,学校培养出来最好的学生,“是考进我们地区的师专,晋东南师专。”孟彦弘说,自己能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专业,再到后来专攻隋唐史,一生的志趣都跟三位“老先生”的引导密不可分。
  头一位是孟彦弘初中的语文老师。据他回忆,这位“王老头”曾参与过清朝晋城泽州府志的编辑整理。每次他下课去学校单身宿舍找老头,“都看见他在那翻没有标点的线装书”。跟别的老师不同,王老头说话不紧不慢,对谁都和和气气。因为他,孟彦弘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说文解字》。
  上高中以后,教孟彦弘历史课的也是位老先生。“北大历史系毕业,因为成分不好,一毕业就被分配到这”。在其影响下,孟彦弘也跟着订阅《外国历史》这类杂志。高考填报志愿时,孟父原本给儿子填了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班主任一看,“你不是挺喜欢历史吗?”于是大笔一挥,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历史。
  进了人大,孟彦弘才发现,“班上30人里20多人都是被调剂过来的”。周围的哥们,学经济的想发财,学文史的就想当官。在这样的学风下,他却下定决心,好好学习专业课,未来在高校教书。但真正入门则是因为大二隋唐史课的老师沙知先生。
  因为下课常去问问题,沙先生给孟彦弘留了自家的地址,“告诉我坐332路车,到白石桥换无轨110,就到他家里,他称为‘铁一号’。”在沙老的建议下,孟彦弘省吃俭用花了58元买了《资治通鉴》,足足抵上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这套书也一直沿用至今,书裂成两半了,就用线缝上接着用。随手一翻,泛黄的书页里贴满了他当年所做的书签笔记。
 
  谈起当年“开小灶”,孟彦弘说,沙老让他像看小说一样,从头到尾念一编《通鉴》,“哪不懂你可以记下来,一星期来我家一次,也可以写札记”。可直到后来跟着沙老读硕士,孟彦弘也没用交过一篇札记。大多数时候,是听着老先生讲对现实的看法,以及与学界学人的交往。
  孟彦弘也在沙老的提点下,开始购买学术书籍,最早从著作类开始。海淀的中国书店和琉璃厂都是他常去的淘书点。孟彦弘还记得,当时沙老讲课时“哆哆嗦嗦不怎么敢讲陈寅恪”。下了讲台才告诉他,“陈寅恪的东西很重要”。于是他在80年代就陆续收了陈寅恪的《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
  读书期间,孟彦弘最破费的一笔,是1988年毕业之际,以280元收入一整套《二十四史》。在北大三角地原有一家新华书店,一天他在店里看到后,赶忙去问沙老,沙老让他赶紧买。孟说没钱。“我这有钱,你先拿去买。”就这样,孟彦弘揣着沙老那借来的钱,用自行车将两大包《二十四史》驮回了人大宿舍。
  孟彦弘说,沙老经常提醒他“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终身受用。大约2003年,他请沙老到当时位于双榆树的家里做客。孟彦弘清楚记得,沙老看着他的藏书,“既感慨又很欣慰”。
 
日版书
  在孟彦弘的书架上,记者还看到不少日本出版的图书。孟彦弘说,因为学术需要,他也经常让日本的同行、友人帮自己配书。他拿出了《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两本书。后者虽是韩国的盗版,但纸张和装帧并不拙劣。整理《天圣令》时,所备的基本用书。他解释说:“日本的律令主要是从中国唐朝学的。《天圣令》是宋代编的一些令,里面也有唐代的内容。而日本令也是根据唐令来编的。所以,若想把宋令内容恢复到唐令,就要跟日本律令进行比较。如果日本的令和宋朝的令内容完全一样,我们就知道肯定是从唐朝抄过去的。”
  
  说起日本的汉学,孟彦弘强调说,想研究中国古代史都应该学日语,“但我的日语太糟糕了”。随后,他又翻出一套四册装的《亚洲史研究》,装帧考究,书后的印刷日期为“昭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印”。这也让他十分感慨:“这是玉井是博的书,即便物资紧张,但印刷和用纸的质量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本版撰文、摄影:南都记者 邵聪
转自:南都网

2013-06-13 21:43:16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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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