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缀合与研究——以S.5861号为中心

                     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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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谱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回顾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其次将较早刊布的件姓望谱按抄写格式分为三类,指出其中S.5861号兼具两类抄写格式的特征,并借助S.5861号与其他各卷抄写格式、物质形态与内容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确定了该卷与P.3191BD10613BD10076S.9951、羽59R号间存在着缀合关系,并再次将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谱按抄写体系划分为三类,确定了以S.5861号为中心的缀合本定名应为《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而与缀合本相似的BD08679号当是以此为底本的伪作,其定名应与《贞观氏族志》无关。

关键词:敦煌;姓望谱;格式;物质形态;缀合

 

 

 

 

 

长期以来,学界周知的敦煌本天下姓望谱[](下行文多简称“姓望谱”)共有五件,即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1]BD08679《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北位79号)[2]P.319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3]S.5861《姓氏书(?)》[4]P.3421《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5]。其中,只有S.2052号有原题,其他四件皆由后人拟定名。

随着各国所藏敦煌文书的不断整理,又有S.9951《姓氏书(?)》[6]BD10076《姓望氏族谱》[7]BD10613《郡望姓望》[8]与羽59R《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9]四件姓望谱陆续刊发,其中也只有羽59R号有原题,其他三件皆由后人拟定名。

九件姓望谱中,有关前五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后四件却尚未引起学界全面关注。笔者从抄写格式、内容衔接与物质形态等各方面入手,对九件姓望谱进行了综合比对,发现以S.5861号为中心,该卷与羽59RP.3191S.9951BD10613BD10076号间存在着衔接或缀合关系,进而对敦煌本姓望谱的抄写体系与定名等问题有了一点新思考,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大家。

 

探讨文书间的内在联系乃至缀合关系,书写格式无疑是首要直观的判断标准,借助已有成果及笔者的分析,可先将前五件姓望谱按抄写格式大致分为三类:

P.3421号为一类。该卷首尾皆残,存四郡的郡姓与姓源共20行,以郡→姓氏数→州→姓氏→姓源为序抄写各姓望所出,因与其他四件的格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该卷一般被当作姓源类谱牒文书单独介绍研究,本文对该卷也不作过多探讨。

BD08679号为一类。该卷首残尾全,存六十六郡的郡姓35行,以郡→姓氏数→州→姓氏为序(双行)抄写各姓望所出,再加署名高士廉的奏抄11行与悟真的题记2行(单行抄写),共计48行。因高士廉和悟真的双重知名度,使该卷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关于其创作时期、真伪与定名等问题却又一直存在争议[]

S.2052P.3191号为一类。S.2052号首尾俱全,由题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1行、序言3行和十道九十郡的郡姓共106行组成;P.3191号首尾俱残,存第五、六、七道十九郡的郡姓共22行。相较P.3191号,S.2052号内郡望数大增,与P.3191号在道州次序的安排上也有所差异,但两卷皆以十道为序,按道→州→郡→姓氏数→姓氏次序抄写,内容也有大致相合处,说明它们是相近底本不同时期的抄本,唯S.2052号时代更晚、内容有所增改而已[]

所余S.5861号的书写格式较为特殊。该卷由四块残片组成,按《英藏敦煌文献》刊布的图版,可依次标识为ABCD片,分别残存69106行内容。王仲荦、唐耕耦(将B片标为(一)、能与该卷缀合的S.3191号标为(二)、D片标为(三)、C片标为(四)、A片标为(五))、郑炳林等皆认为B片是另件文书。因笔者求助刘波先生联系IDP项目负责人能否将S.5861号图版提前在网站公布时,由刘波先生转告,该卷因早年托裱在一张背衬上而无法拍摄背面,也就无法依据背面的内容再次确定它们之间的关联。不过,B片的抄写格式显然与其他三片不同,部分内容在P.3191号中能找到相同记载,而P.3191号又能与D片缀合,故B片的归属有两种可能:一是与其他三片为同卷抄写的两种姓望谱,属同卷不同件;二是与其他三片不同卷,只因外形性质相似而被整理者误归为一卷。无论何种情况,B片与本文的讨论确无关联,故凡提到S.5861号而不作说明时,皆特指ACD三片的组合,而据前贤的研究及残片间的内在逻辑,应以DCA为序排列。其中DC1-8行)片按道→州→郡→姓氏数→姓氏为序抄写了第六、七、八、九道十一郡的郡姓共14行,这与S.2052P.3191号的格式完全一致;C9-10行)与A片所抄内容(李锦绣认为是敕旨)却与BD08679号奏抄极为近似,即S.5861号兼具两类书写格式的特征,其归属一时很难确定。为方便下文对比叙述,先参照诸家录文将BD08679号奏抄内容过录如下:

(前略)

     36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

     37 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已

     38 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

39 婚之始,非旧委怠,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谱相承

40 不虚,然可为疋。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

41 姓,非史籍所戴(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

42 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

43 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光禄大夫兼

44 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

45 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

46 凭,准令详事讫,件录如前。   敕旨:“依奏。”

(后略)

也先将S.5861号敕旨的相关内容引列如下:

(前略)

     9 太史因尧置九州,今分

     10 月十

     (以上C片)

1 定偶。其三百九十八姓,

2 非史籍所载,或

3 户,商价(贾)之类。上柱

4 甫等     奏,敕令

5 各别为条举,囗

6     进。

(以上A片)

如此,要判断S.5861号的确切归属,还得进一步分析卷中蕴含的深层信息,而在此之前,笔者以为有两点需要略作回顾,再就S.5861号的归属及本文的主题进行探讨。

首先,关于姓望谱的主要研究方法。姓望谱属谱牒类作品,史籍中也多有相关记载或作品传世,前贤因此多据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广韵》、《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通志·氏族略》等传世史地或谱牒作品与之相较,逐一核实某一姓氏及所在州郡是否史籍有载,以及与史籍所载之别,由此判定写卷的时期、性质、真伪等问题。进一步讲,对争议较多的BD08679号是否与贞观《氏族志》有关,前贤也多从相关史籍中寻找各种蛛丝马迹支持各自论点。利用传世史籍比对敦煌写卷,固然是研究姓望谱的主要方法,但前贤的很多探讨有时不免拘泥于此,过分强调了姓望谱与史籍间的对应点,并将一些对应关系任意引申所用,相应的解释难免会流于牵强。

其次,关于姓望谱的定名依据。除了参考史籍中各类天下姓望谱的题名作为敦煌写卷定名的依据外,S.2052号是五件姓望谱中既有原题且首尾俱全者,也是其他写卷定名和校录的主要参考。实际上,虽然P.3421P.3191BD08679S.5861等号的部分定名确以该卷为准,但因BD08679号与著名的贞观《氏族志》有所牵连而成为另一个主导其他写卷定名的因素,更因BD08679号本身定名的不确定,深刻影响并导致了其他写卷定名的混乱,如原本出自一卷的S.5861P.3191S.9951BD10076BD10613等号却各有定名(详下),这也为初识敦煌本姓望谱的学者造成了不少困惑。

笔者以为,学界长期以来偏重将敦煌本姓望谱与传世史籍的比对研究,相对忽视了写卷间的一些共性或特征;也为贞观《氏族志》的盛名所惑,将过多的关注集中在了BD08679号上并尽力将二者等同(如牟润孙、唐耕耦、毛汉光、华林甫、李锦绣等早已指出该卷是伪作;但近期孔令梅等仍坚持该卷是真品)。如果暂时抛开以上两种传统的影响,将无法归属的S.5861号与其他写卷的抄写格式、内容、物质形态等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S.5861号(的缀合状态)不仅可以解决其本身的归属问题,或许对解决诸如BD08679号的真伪、缺名姓望谱的定名等争论也有所启发,也或许能为姓望谱的研究多提供一种方法参考。

S.5861号,首尾下部残,高约15-16厘米,DCA片分别长约14.521.513厘米,依次抄写第六至九道,即河南、淮南、江南、剑南道的郡姓所出及敕旨。因下部也有残缺,该卷所存多止于州→郡→姓氏数部分,各片间也不能完全衔接;卷末敕旨若与BD08679号奏抄相较,也似未抄写完整。总之,S.5861号若为全卷,首尾与下部尚缺很多内容。

S.5861号的定名主要有《天下姓望氏族谱》(仁井田陞)、《姓氏书》(王重民)、《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唐耕耦)等,《英藏敦煌文献》编者为其择名《姓氏书?》(似沿用王重民定名又不甚确定),此外,编者还提示该卷可参S.9951P.3191[]

先说P.3191号。该卷抄写了第五至七道,即河北、河南、淮南道的郡姓所出,除第120-22行上部有所残缺外,第2-19行的内容相对完整。P.3191号的定名主要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王重民)、《郡望姓望》(黄永武)、《残姓氏书》(王仲荦)等,《法藏敦煌西域文书》编者为其择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池田温最早提出可将该卷置于S.5861D前缀合,唐耕耦认同并作了示意图;郑炳林认为两卷字体不一而分别校注;李锦绣认为该卷即使不是S.5861号的一部分,也是同一书卷的不同抄本。

尽管抄写格式相同,但P.3191S.5861号既无同一定名,能否缀合也有争议,就是为无法对比原卷(或彩色图版)以及无法得知写卷物质形态等客观条件所限,前贤的相关判断因此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干扰[]。所幸以上限制已有所解除,我们也可借助新的信息重新判断写卷间的关联。

IDP网站上的物质形态描述,可知P.3191号长、高分别为46.929厘米。尽管网站公布的彩色图版(该卷似乎也被托裱在一张硬衬上?)依然略有变形,一些字迹,如第3-57行的郡姓数、第6行“江南道”三字的墨迹已淡化不清,但从笔迹(具体如“弟”、“郡”等字在各卷内的字形)、州郡的间距、每郡“几姓”的字号略小且墨迹较淡等方面比对,该卷与具有同样书写特征的S.5861号确为同卷。正如唐耕耦所示,P.3191号第20-22行正好能置于S.5861D1-3行的下部,缀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为S.5861D):

海州   东莞郡 〔四〕  盛 关 何 公孙

            第七淮 一郡

扬州   广陵郡 囗〔姓〕 高 盛

除了文字上的衔接,笔者将两卷图版的缺口按比例处理,完全缀合是无疑的。再关注缀合部分的高度,也依然保持在29厘米左右。这也提示S.5861号原卷的高度、该卷与S.9951BD10076BD10613号缀合后的高度、以及羽59R号的高度也皆应在29厘米左右。

再说S.9951号。该卷首尾上部残缺,仅存4行,因前人尚无录文,先过录如下:

(前缺)

1  囗 邬 戚

2  纪 甘 左 许

3    

4     

(后残)

该卷所存为姓氏部分,应为姓望谱的下部,最早关注该卷的荣新江将其定名为《唐天下姓望氏族谱》并有详细描述:

首尾上均残,存4行。第三行上部残存“姓”字下半,所余4行字分记十二姓,对比位字79号,知分别为杭州二姓、润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审其字体,当与S.5861+P.3191同卷,按顺序,当是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91页所录(三)、(四)二片中间一残片。

11×17厘米〕[10]

荣书的定名参照了S.2052号,有关描述及复原位置也已相当准确,但仍有三点可略作补充:

第一,荣书提供该卷长11、高17厘米,但IDP网站公布为长11.4、高17.2厘米。两个测量间的误差尽管很小,但后一尺寸似应更为精确。

第二,尽管荣书已有定名并指出其与S.5861号为同卷,《英藏敦煌文献》的编者或许为了保持两件文书本为一卷及定名的一致性,仍将其定名为《姓氏书(?)》。

第三,荣书认可S.5861P.3191号的缀合关系(但应P.3191在前S.5861号在后),接着指出该卷能置于S.5861号(三)(D)、(四)(C)片间,并指出残片的内容应为杭州二姓、润州四姓、括州二姓、江州三姓之姓氏部分。笔者进一步参照BD08679号的相关内容,如杭州盐官郡出三姓:“岑、邬、戚”;润州丹阳郡出四姓:“纪、甘、许、左”;括州松阳郡出四姓中有“黄、濑、曲”;江州浔阳郡出二姓:“陶、翟”。再参照S.2052号中第八江南道下也有相近内容,如:“杭州盐官郡出五姓”,其中有“戚”姓;“润州丹阳郡出八姓”,其中有“甘、纪、左”姓;“处州松阳郡出五姓”,其中有“赖”姓;“江州浔阳郡出六姓”,其中有“陶、翟、骞”姓。综上可知,S.9951号本应属第八江南道中的内容,具体所抄为杭州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括州松阳郡三姓、江州浔阳郡三姓的姓氏部分,若补足原卷或当为:

1〔杭州  盐官郡 三姓   

2〔润州  丹阳郡 四姓〕纪    

3〔括州  松阳郡    

4〔江州  浔阳郡 三姓〕陶   

不过,S.5861D号最后一行为“湖州二郡  长城郡”,若将S.9951号直接置于其后,再参考BD08679号,其首部至少还应有“(湖州)吴兴郡”的内容才能实现与D片的完全缀合;其尾部却可与C片的部分直接缀合(S.9951号第4行之“陶”字与S.5861C号第1行之“能”字部分可完全拼合),即S.9951S.5861D号间仍略有缺失。

笔者注意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的BD10076BD10613号两块残片S.5861等号间应有关联。

BD10076L0205)号,首尾下部残,存3行,长6.3、高14.4厘米,编者判定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定名《姓望氏族谱》。BD10613L0742)号,首尾下部残,存3行,长5.9、高13.2厘米,编者判定为7-8世纪写本,定名《姓望郡望》,还提示该卷与P.3191S.5861号为同一文献。笔者也先将两件文书分别过录如下:

BD10076

(前缺)

1 钱唐郡 三姓

2 盐官郡 三姓

3 丹阳郡 四姓

(后残)

BD10613

(前缺)

1  

2 苏州     吴郡 

3 杭州三郡 余杭郡

(后残)

编者虽注意到了两块残片与其他姓望谱间的关联,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出现了两种定名和判定了两个抄写时期,这有些令人不解。当然,相较而言,有关BD10613号的判断描述更接近其本来面目。

这两块残片与S.9951号不同,残存了钱唐郡、盐官郡、丹阳郡(BD10076号);囗兴郡、苏州吴郡、杭州余杭郡(BD10613号)的州郡名与姓氏数,应为某姓望谱的上部。参考BD08679中有:湖州“长城郡一姓”、“吴兴郡七姓”;苏州“吴郡四姓”;杭州“余杭郡三姓”、“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再参考S.2052号,第八江南道下有:“湖州吴兴郡”;“苏州吴郡”;“杭州余杭郡”、“杭州钱唐郡”、“杭州盐官郡”;“润州丹阳郡”。那么,由“杭州三郡”分别为“余杭、钱唐、盐官”郡,首先能确定两块残片间存在缀合关系,且应是BD10613在前BD10076号在后。

上文所示,如S.9951S.5861D号要完全缀合,至少尚缺“(湖州)吴兴郡”之内容;S.9951号上部缺失,第12行分别缺少“杭州盐官郡三姓”、“润州丹阳郡四姓”的州、郡与郡姓数等内容,而BD10076号第23行的“盐官郡  三姓”、“丹阳郡  四姓”正好能与之衔接。如此,BD10613BD10076号成为置于S.5861D尾部与S.9951号上部完全衔接的两块关键残片,各卷缀合后的文字如下(加黑字为S.9951号):

(前略)

湖州二郡   长城郡

(以上S.5861D

      〔吴〕

苏州      吴郡   

杭州三郡   余杭郡

(以上BD10613

钱唐郡 三姓

盐官郡 三姓     

〔润州〕   丹阳郡 四姓     

        〔括州    松阳郡    

〔江州    浔阳郡 三姓   

(以上BD10076+S.9951

洪州      豫章郡 五姓 能(熊)

(以上S.5861C,后略)

在梳理已知敦煌本姓望谱的学术史之余,笔者利用比对抄写格式、内容与参照物质形态等方法,认可和进一步确定了P.3191S.5861号间的缀合关系,还由此确定了其他三件姓望谱残片间的缀合,即以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S.9951+S.5861C+S.5861A为序缀合后(对比BD08679号奏抄内容与S.5861号残存敕旨内容,以及S.5861号原卷29厘米高度内所能容纳字数的上限,其CA两片间应还有部分缺失,暂以“?”示待定),文本较前贤的研究已有所推进,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仍尚待解决:S.5861号的抄写格式和内容与S.2052BD08679号皆有交叉,但其所属与定名究竟为何,从目前完成的缀合中仍无法确定。最后,唯期望第九件姓望谱即羽59R号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59号,长4.2、高28.9厘米,正背面皆有文字。羽59R号存2行,录文如下:

1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                     

2大唐天宝八载正月十日京(晋)[⑦]国公陇西郡臣李林甫

59V号存1行(其前端还粘贴一块仅存1行半的碎片,为某书信残句,与本文无关而不予关注),录文如下:

下五姓族谱望(望谱)一卷

59号为李盛铎旧藏之一,王重民编为散0248号,并转抄底本目录中(对该卷正面即59R号)的定名并描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李林甫撰  止有书名而书佚)”[11];敦煌秘笈的编者却将改名为《李林甫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或许为了强调写卷作者是著名人物?)。笔者以为,遵循敦煌文书定名时有原题者一般照录的原则,羽59R应还原本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此外,这2行文字为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李林甫是否撰写过“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其题名是否如该卷首题、成书时间是否与该卷所载一致、是否有传世本以及该卷是否与其他敦煌本姓望谱有关?

    史籍中确有李林甫撰写姓望谱的记载,这在仁井田陞、姜伯勤、李锦绣的论述中早已关注并注明了三个主要出处,笔者也转引相关内容如下:

《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

唐新定诸家谱录一卷李林甫等[12]

《直斋书录解题》卷8《谱牒类》“天下郡望氏族谱一卷”条注:

唐李林甫等天宝八载所纂,并附五音于后。[13]

《玉海》卷50《艺文·谱牒》“唐新定诸家谱录”条:

《书目》: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李林甫等撰。记郡望出处,凡三百九十八姓,天宝中颁下,非谱裔相承者,不许昏姻。[14]

综上记载,有几点可以明确:

第一,李林甫确曾撰写过姓望谱一卷,但署名中皆随“等”字,说明这是一部集体作品,李林甫是领衔者而已,这就如同高士廉领衔《氏族志》一样,据《唐会要》卷36《氏族》所载,参修者还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15],但习惯上也以受命兼主修者高士廉为《氏族志》的作者。因此,羽59R号中的李林甫单署名与史籍所载不算冲突。

第二,李林甫所撰姓望谱的具体题名,各家所载皆不同,分别为“唐新定诸家谱录”、“天下郡望氏族谱”、“天下郡望姓氏族谱”,究竟孰是原题名,或许已无法核实了,不过这或许与各类姓望谱多有别称的现象有关。如高士廉等奉修氏族志事见载于多处,唯所成书名不确,有《氏族志》、《贞观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等名;还如李义府等所撰天下姓望谱,也有《姓氏录》、《姓氏谱》、《姓录》[]等名。尤其高士廉作品因成书于贞观年间,故以《贞观氏族志》之别名流传最广,至于其本名与其他别名,世人反而知之甚少。那么,羽59R号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与史籍所载各题名不完全统一,似也在情理之中,且李林甫原作已无法得见,本文只能暂定以羽59R号的题名为该作品的题名。

第三、李林甫所撰姓望谱的颁行时间,《新唐书》阙载,《直斋书录解题》记为天宝八载,《玉海》记为天宝中,而羽59R号确载为“天宝八载正月十日”,提供了这部作品颁行的具体时间,可补史籍所阙。

第四、李林甫所撰姓望谱已佚,故后世学者仅在谱牒著述目录中提及,这或许也能作为解释第二个问题的旁证,因原书已佚且谱牒类作品皆多有别称等因素影响,故至后人转抄及南宋时人记载这部作品时,其题名也变得难以统一,唯能确定李林甫修撰过此书而已。

在确定了李林甫等所撰《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确于天宝八载正月十日颁行后,再结合以上所举姓望谱残片的物质形态与史籍所载,羽59R号与其他敦煌本姓望谱间的关联也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本文提出判定各写卷间的关联,除了关注抄写格式外,还应关注内容和物质形态等因素。就物质形态而言,已知P.3191原卷与S.5861等号的缀合高度皆大致为29厘米左右,而羽59R的高度为28.9厘米,二者之间的差距可谓微乎其微,这是说明它们本为一卷的一个基本前提。

其次,结合羽59RS.5861号与史籍的双重比对,它们之间重合的字眼如“天宝八载”、“月十日”、“李林甫”、“三百九十八姓、“甫  等”(尤其羽59R号中之“甫”字,与S.5861A中之“甫”字,除了字形相像,皆少了“一”,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皆说明羽59RS.5861等号就是李林甫等所撰、颁行于天宝八载正月十日的《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抄本:羽59R号为开头部分,保存了题名、作者和颁行时间,其后缺失第一至四及第五道的部分郡姓内容;P.3191号为中间部分,所存第五至六道的部分郡姓内容;S.5861BD10613BD10076S.9951等号为后段部分,保存了第六至九道的部分郡姓内容和敕旨。羽59R号与缀合本当属同卷,S.5861等号的定名问题也因此迎刃而解了,也可确定缀合本和时代更晚的S.2052号当属同类姓望谱。

S.5861号的定名与归属问题虽得以解决,但关于S.5861号敕旨与BD08679号奏抄的相似问题仍需赘述几句。

如上所引,牟润孙等先生已判定BD08679号是有意“攀附”于贞观《氏族志》的伪作,李锦绣进一步确定BD08679是以S.5861号为底本的伪作,笔者也赞同先生的判断并有几点小发现:第一,作伪者略去十道次序,仅以各州郡为序抄写,还有意调换打乱各州郡间的原属位置,如在“徐州沛郡”和“徐州兰陵郡”中间隔了“沂州琅琊郡”,在“湖州长城郡”和“湖州吴兴郡”中间隔了“越州会稽郡”、“苏州吴郡”等,以显该卷与底本的不同;第二,作伪者不仅篡改了姓望谱颁行的时间和作者,甚至将原敕旨的内容也有所扩充改动,以显官方刊定本的权威。但作伪者忽视或并不清楚《氏族志》成书于贞观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入谱二百九十三姓的基本前提[]不仅照抄了底本上的三百九十八姓,还将成书时间提前为“贞观八年五月十日”,甚至犯了五月“十日”当为“庚辰”而非“壬辰”[11]的错误。如此,虽有底本原题名《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在先,但作伪者是否沿用确难以肯定,笔者猜测BD08679号还是很可能仍被作伪者冠以贞观《氏族志》或其他相关别名,而我们若要为该卷再拟定名,或许凡贞观《氏族志》无关者皆可,如上注文所举各种其他定名似皆能适用。

当然,作为确定缀合本定名、时代和性质的羽59号,其中也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第一,抄写者的字迹虽相对工整,但从其将李林甫之爵“晋国公”误作“京国公”,再结合先贤对缀合本中各种错漏的校录,可知抄写者的水平并不高,可能只是粗通文墨的书手。

第二,该卷背面即羽59V号还有“天下五姓族望谱一卷”之题名,因目前皆无P.3191等号背面的信息,一时无法判断这是杂写还是别件姓望谱的题名。山东、关中、江南、代北等地区皆有世胄大姓,其中“崔卢李郑王”为山东大姓,时人推为诸姓之首,亦简称“五姓”[15]773。唐中书令薛元超,本出身关中大姓,又为太宗侄女婿,却有“不得娶五姓女”之恨[16],由此可知“五姓”在唐人心中的份量。如羽59V号中的这行字确为别件姓望谱题名,就说明当时有专为山东五姓所作之姓望谱,为专载或推崇“五姓”郡望的一类作品。

第三,羽59R号中(原卷开头)李林甫的结衔为“晋国公陇西郡臣”,但S.5861A号中(原卷末尾)又有“上柱国……甫等”字眼。据开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上呈《唐六典》时的结衔为“集贤殿学士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修国史上柱国开国公李林甫”[17],其中确有“上柱国”,那么羽59RS.5861A号中的李林甫官职结衔为何不符,笔者暂时也找不到答案或依据。

第四,据上引史料,李林甫所撰姓望谱题名中有两处出现了“郡望”,而羽59R号则为“郡姓”氏族谱。尽管本文已注意到历史上知名的姓望谱多有别名,但同一作品名在史料与出土文书间存在着“郡望”与“郡姓”之别,这究竟是传抄中无意识的笔误,还是抄写者的有意改动,由此反映了从“郡望”转向“姓望”的时人观念,这点也颇令人思量。因为这种观念的变化,在其他敦煌姓望谱中确已有体现,如时代晚于缀合本的S.2052号,该卷题名不仅已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连序文都以“夫人身立世,姓望为先”起首,显然“姓望”已完全代替了“郡望”。

 

本文对现存九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先贤已经判定P.3191S.5861S.9951号间存在缀合关系的基础上,将BD10613BD10076与羽59R号加入其中,形成羽59R+……+P.3191+S.5861D+BD10613+BD10076+S.9951+S.5861C+S.5861A的缀合本,也由此以抄写格式为标准,将九件姓望谱区分为三个体系:P.3421号为一类;BD08679号为一类;缀合本与S.2052号为一类。其中以S.5861号为中心的缀合本是李林甫等撰、天宝八载正月十日颁行《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民间抄本,BD08679号是以此为底本的伪作,而S.2052号很可能是以此为底本的、时代更晚的扩充本。尽管缀合本依然残损甚多,但其题名、作者和时间的明确性,使其成为敦煌本姓望谱中的一个重要坐标,尤其对BD08679号的定名、性质等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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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溥.唐会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74.

[16]刘餗.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28.

[17]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8:1.

 

 

(本文发表于《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正建和李锦绣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刘波先生帮助联系将S.5861号的彩色图版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上提前公布,万晋、林韵柔女史帮助复印日文资料,本文缀合图由康鹏博士协助完成,皆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作者简介:陈丽萍(1977-),女,甘肃省会宁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敦煌学、隋唐史研究。

[]本文凡引敦煌本天下姓望谱的定名,不特别说明者,皆以各国敦煌文书刊布所在图册中的定名为准,其它不同定名,详见本文具体论述。本文还大量利用了IDP网站上的彩色高清图版,不一一出注。

[] 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收入《敦煌丛刊初编》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40230231287页)、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72210709723619页)、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63184271281573页)对这五件文书皆有介绍。

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11-280页)、王仲荦《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19页)、林立平《唐代士族地主的衰落过程——几件敦煌谱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二章第一节《天下姓望氏族与谱学资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29-41页)、郭锋《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第74-87页)、李锦绣《敦煌文书的谱牒写本》(《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四《史地章》第七节《谱牒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25-543页)等对这五件文书有不同程度或角度的研究。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5-98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3-363页)对这五件文书分别有校录文可资参考。

[] 最早研究BD08679号的缪荃孙将其定名《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并肯定了底本的真实性,还考证题记中的“丙辰年”当为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卷跋》,《辛壬槀(稿)》卷31911年)。经过数年争论,衍化出该卷创作于贞观年间和高士廉原作抄本的“真品说”与创作于天宝年间和冒名假托的“伪作说”两种主要观点。前者研究主要有: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7页;陈垣《敦煌劫余录》,1931年,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1224页;向达《敦煌丛抄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6号,1931年;宇都宫清吉《唐代貴人にいての一考察》,《史林》193期,1934年;许国霖《敦煌杂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收入《敦煌丛刊初集》第10册,369-372页;仁井田陞《六朝おび唐初の身的内婚制》,《历史学研究》981939收入《中国法制史研究(补订版4卷)》第九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600-621;那波利贞《隋·唐五代宋社会史》,《支那地理历史大系》第七編,《支那社会史》,东京白杨社,1941年,121-135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20103101-104页;岑仲勉《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未刊稿(1959年),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628-651页;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辑,1980年;邓文宽《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郭锋《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74-87页;林世田《敦煌写本〈贞观姓氏录〉与新发现的虞弘墓》,《文物天地》2006年第4期;孔令梅、杜斗成《国图藏BD08679号氏族谱文书年代考》,《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2后者研究主要有:牟润孙《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3期,1951年;池田温《唐代の郡望表—910世紀の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上、下,《洋学報》42(3)1959年;42(4)1960;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3本第2分,1971年;唐耕耦《敦煌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的若干问题》,《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3-315页;华林甫《〈姓氏录〉写作年代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李锦绣《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第526-530534-535。不仅如此,在各家争论中还为该卷衍生了数种定名,如《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缪荃孙)、《姓氏录》(陈寅恪)、《贞观氏族志》(向达)、《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王仲荦)、《郡望表》(池田温)、《天下姓望氏族谱》(唐耕耦)、《天下氏族谱残卷》(姜伯勤)、《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邓文宽)、《氏族谱》(毛汉光)、《诸氏族谱》(李锦绣),等等。还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者选择了邓文宽对该卷的定性与定名。

[] 关于S.2052号的创作时代,仁井田陞认为是八世纪后期至代宗大历年前(《スタイン敦煌発见の天下姓望氏族譜—唐代の身分的内婚制をめぐって》,《石滨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大阪:关西大学,1958年,第397-429页);王仲荦认为是唐德宗广德时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第71-177页);华林甫考证为玄宗天宝初年至肃宗至德二载之内(《〈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李锦绣认为该卷当成于德宗贞元年间(《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第535-537页)。可知学界的看法同样不统一,但该卷成书于唐天宝以后,且抄写于晚唐时期,则大致可以确定。

[] 应是印刷错误,S.5861号提示中的P.3191误作“P.391,而在S.9951号的提示中又作“P.3191

[] 如唐耕耦曾拜托1982年访学法国的陈智超代为查阅P.3191号原卷,(用S.5861号照片与P.3191号原卷作比对后)陈先生和法国图书馆的工作者对两卷的缀合并不认可。唐先生依然坚持己见,还提出“两者不仅内容同一,而且确为同一人手笔,只是字体有大小。其原因可能是洗照片时放的大小不一,或者抄录时字体本来有大小……以待他日据原件核实”。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辑,第92页注释1

[] 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庚辰,玄宗赐李林甫爵晋国公。参见《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6830页。

[] 参见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中华书局,1995年,第2443-2444页;《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2012页;《新唐书》卷95《高俭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3841-3842页;《新唐书》卷58,第1500页;《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条,第6135-6136页;《唐会要》卷36《氏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4-775页。

[] 参见《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9页;《旧唐书》卷46,第2012页;《新唐书》卷58,第1500页;《唐会要》卷36,第775页。

[] 参见《唐会要》卷36,第774-775页;《资治通鉴》卷195,第6135-6136页。

[11] 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99年,第84-85页),贞观八年五月初一为“辛未”,推算初十日为“庚辰”,而二十二日才为“壬辰”。


2018-03-23 18:56:46
    
责任编辑:陈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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