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钱荒之西夏因素考析

                     杨富学、李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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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起

 

所谓“钱荒”,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主要是铜钱)不能满足商品交易的需要而产生的货币短缺现象。钱荒问题并非产生于宋代,其实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元和七年(812年)所谓“钱重物轻,为弊颇甚”[] 的记载,就反映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及至宋代钱荒问题更加严重。

北宋时期,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主要有铜钱、铁钱、纸币和白银四种形态,其中,铜钱在流通领域中一直充任主要法定货币的角色。如所周知,宋代是我国古代铸造铜钱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北宋,不仅铸造的钱币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杂。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自北宋立国迄元丰末年(9601085年),铸造的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贯左右,加上私钱,其数无虑接近两亿贯[] 另据高聪明统计,自开宝五年(976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铸币额为两亿六千万贯。[]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是经过考证,认为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达二亿贯。[] 这些统计数字虽不无差异,但都反映出北宋铸造钱币数量之众。南宋时期,铸钱业随着采矿业的式微而陡然衰落下来。“渡江后,岁铸钱才八万缗,今岁始倍。盖铜铁铅锡之人,视旧才二十之一(旧一千三百二十万,今七十余万斤),所铸钱视旧亦才二十之一尔!”[] 铸币材料——铜、铁、铅、锡的锐减,造成了铸钱业的衰落,另一方面,当时的纸币——会子(楮)大量流行,而且发行额越来越大,“楮行而钱益少”。[] 加上公私贮钱和钱币的大量外流,最终导致钱荒的形成。[] 这种情况是易于理解的。而北宋的钱荒则与之迥然有别,当时造钱很多却又经常面临钱荒之困。史载,太宗初年“铜钱已竭”,[] 至北宋中后期,钱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 何以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状况呢?自宋代以来一直引人关注,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更是研究者日众,成果层出不穷。[11] 但形成的结论却是见仁见智,难以统一。大体来说,今之研究者多沿袭宋人的说法即(一)铜钱不足说,认为钱荒是宋代商品贸易活动频繁,货币需求量骤增,造成铜钱数量的不足;(二)政府人为说,认为政府赋税征收货币并加以储藏,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致使民间货币流通量不足;(三)民间贮藏说,认为储藏货币的盛行,使大量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从而造成钱荒;(四)钱币外流说,认为铜钱的大量外流导致宋境钱币流通量不足需要说明的是,钱荒的形成是上述四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种因素所决定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北宋钱币的外泄数量有限,不足以导致钱荒。职是之故,今人研究北宋钱荒时常有完全忽略钱币外流因素的情况。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局面,一来是因为西夏钱币考古材料及西夏文有关文献尽管已公刊者已众,但尚少为宋史研究者所关注;二来是因为古代史料中有很多关于钱禁的记载,开禁时间仅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之间,故而认为宋钱公开而合法地大量外泄的时间并不长,以此证明钱币外流引致钱荒之说值得怀疑。[12] 就北宋钱禁而言,除王安石变法及稍后期间有所松弛外,其余时间都是严禁铜钱外流的,史有备载,无可怀疑。但钱币外流问题却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宋朝建立之初,“沿边纵弛,不复检察”[13] 太宗即位后,重申钱禁之法,但铜钱外流问题却日趋严重。庆历二年(1041年),权三司使叶清臣言当时情状:“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而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14] 钱币外流的渠道主要是双边互市,对此,宋朝也是屡行禁令的,但都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使私市断绝,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熙宁三年,神宗颁诏言河东、陕西边区互市“禁令不行”。[15] 边民“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16] 故司马光尖锐地指出这些互市禁法“徒为玩令,一无所益”。[17] 如果有禁必行,断不会出现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的局面。[18] 庶几乎可以认为,北宋钱币外泄数量有限说难以立足。

有宋一代,不仅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流通宋朝铜钱,而且还通过海路输送到今天的日本、朝鲜、东南亚与西亚诸国,被当时诸多海外诸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需求量很大。[19] 论及宋钱外流他国的基本状况时,学界多以辽为例。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印象,与史书记载之偏废不无关系。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1089年)苏辙使辽返回后报告说:“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北宋)铜钱。”[20] 宋哲宗绍圣元年(辽大安十年,1094年),供备使郑价出使契丹,见到“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21] 职是之故,学界每每言及宋钱之北流,多重视辽的因素而忽略了西夏。[22] 偶有学者注意到西夏因素,也往往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缺乏细致的探讨。[23]

1949年以来,北宋铜钱在西北各地西夏钱币窖藏中大量发现,为学界研究北宋钱荒及铜钱外流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本文拟藉由西夏境内考古新发现,结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法律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之相关内容,就宋钱北流西夏问题略作考述,冀为北宋钱荒形成原因的深入探讨添一助尔。

 

二、出土窖藏所见北宋铜钱之大量外流西夏

 

西夏是由党项族拓跋氏所建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其疆域盛时包括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西北、青海东北和新疆部分地区,先后与两宋、辽、金并立。1227年亡于蒙古,共传10帝,立国190年。

党项族原居青海河曲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以畜牧为生,不知稼穡。唐初,由于受吐蕃压迫而逐渐迁居于今甘肃、宁夏、陕北一带。历经五代,受中原文化影响,部分党项人从事农耕,经营商业,以卖马获利。1038年西夏建国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相应发展,城乡商品贸易相对繁荣,高利贷流行,刺激了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

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西夏内部及西夏与宋交易中存在着两种交换方式“比价取值”与“比物交换”。起初都是实物交换,后来才使用宋朝的钱币,再加上西夏铸钱业的发展,西夏才从实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计量为主的交换方式。

自李德明初即位归顺宋朝,宋朝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官职并派使臣赐李德明袭衣、金带、银鞍、银万两、绢万匹、钱3万缗、茶2万斤。可见自李德明时期,宋朝每年给西夏政权回赐中有钱币,那么回赐的钱币当然是宋钱。客观上说明当时西夏普遍使用宋钱。

近几十年来,北宋铜钱在原西夏境内(包括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局部地区)的钱币窖藏中屡有发现,而且数量很大,[24] 其中以宁夏最为集中,如19796月宁夏石嘴山市贺兰山大风沟发现西夏钱币窖藏33公斤,计8599枚,其中北宋钱币约占84. 89%,西夏钱占1. 42%,此外尚有两汉、新莽、隋、唐、五代、金钱币,西夏铸天盛元宝69枚、乾祐元宝2枚、天庆元宝2枚、皇建元宝3枚、光定元宝42枚;西夏文大安宝钱2枚、乾祐宝钱1枚、天庆宝钱1枚。19809月同在石嘴山市贺兰山榆树台又发现钱币窖藏23公斤,计5415枚,经统计北宋钱4747枚,占87. 24%,西夏钱占0. 89%,有天盛元宝17枚、乾祐元宝1枚、皇建元宝1枚、光定元宝2枚;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25] 19848月,银川市贺兰山滚钟口发现钱币窖藏125公斤,计29506枚,其中北宋钱约占84. 58%,西夏钱占1. 48%,首次出土汉文行书、真书乾祐元宝和篆书、真书光定元宝对钱,另有两汉、新莽、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等朝钱币200多种,西夏钱币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26] 1999年宁夏固原头营乡张崖村发现钱币窖藏10公斤,北宋钱约占95%[27] 在甘肃一带,西夏钱币窖藏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武威、永昌及陇东地区的庄浪、华亭等地也都有发现,如1955年甘肃永昌河西堡4528枚,其中仅有西夏汉文天盛元宝6枚、皇建元宝1枚,其余差不多皆为宋钱,约占98%左右。[28] 1990年古浪县干城乡大东滩发现钱币窖藏,有各类钱币105种,23139枚,其中北宋钱占93%[29] 翌年,武威地区行政公署家属楼工地又发现夏末元初钱币窖藏,其中90%以上为北宋钱。[30] 19929月庄浪县岳堡中学发现西夏钱币窖藏约100公斤,北宋钱同样占到了90%左右。[31] 内蒙古地区也有西夏钱币窖藏发现,如19795月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二道川出土西夏钱币窖藏67.5斤,约5000余枚,其中,97%为宋钱。[32] 19872月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陶利乡西沙沟发现西夏钱币窖藏,共有605公斤,其中北宋钱33种,约占总数的81%[33]

笔者根据出土量较大的西夏钱币窖藏进行统计,发现各地西夏钱币窖藏中北宋铜钱所占比例都非常高,平均值达到90%左右,此外还有部分旧钱和辽金钱,而西夏铸币数量却相当稀少。这些例证说明,在西夏统治时期,境内流行的主要是北宋货币。

 

三、宋钱大量外流西夏的成因

 

西夏立国既久,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境内何以独盛宋钱,本国铸造的钱币反而却很少见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应有其深刻社会历史背景。

如所周知,西夏国境内铜产缺乏。《嘉靖宁夏新志》载及当地金属矿产时,仅言及铅、铁,而未提及关乎西夏国计民生的铜。[34] 另有很多文献提到西夏境内盛产金、银等,同样也未提到铜。随着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西夏仁宗仁孝时期由于广施仁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大增,然而西夏国内铜资源极为缺乏,难以满足鼓铸铜钱的需要。为了缓解经济发展与钱币缺乏造成的流通危机,西夏需从宋金辖区内大量吸入铜钱,藉以满足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

古代中国长期在东方的国际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宋代亦然,故周边各民族政权,如辽金西夏等皆喜爱使用中国铜钱,以此作为其国内的硬通货。与宋朝相较,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低得多,对宋朝有严重的依赖性。这是西夏经济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宋夏关系史研究中不得不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35] 史书记载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36]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37] 这种状况在南宋时期尤为加剧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38] 以两宋铜钱为核心的货币体系的形成,其原因是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具有向心力,亦是北宋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经济联系加强的体现。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之外,西夏对铜的需求更是迫切。如上所述,夏境严重缺铜,而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器具的制造却又离不开铜,尤其是西夏时期战事频繁,武器需求量极大,而兵器的制作更是无铜不可,故需要仰给于境外的输入。然而,辽国禁止金属输出极严,《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二年十二月]乙酉,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39] 又同书《西夏外纪》:“[辽道宗清宁]九年正月,禁民鬻铜于夏。”[40] 辽道宗末年,又下令“禁民钱不得出境”。[41] 这里的民钱即为铜钱。显而易见,辽不许西夏在其境内进行铜铁贸易,继其后的金朝同样也奉行铜禁政策,《金史·食货志》有“[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之载。[42] 与之并肩而立的宋朝同样严禁铜器及原铜出境,立法甚严,《庆元条法事类》卷28《榷禁·铜鍮石铅锡铜矿》载有巡捕官等透漏铜出界的惩罚办法:

 

诸巡捕官任内透漏铜出界……以捕得斤数拆除外,五十斤展磨勘半年。县尉殿三月参选,百斤展一年,二百斤展二年,县尉殿一年。如系所产去处,各递加一等。其铜矿、铅、锡十斤或铜垢以烹炼到净铜五斤,各比铜一斤。

 

显示出官方的铜禁之严。西夏若需从正规渠道得到宋朝的铜,必须经由中央政府的批准。《宋史》载:“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43] 从中可以看到,西夏人在宋廷允准的情况下,可在限定区域内从事交易,以马匹来换取宋朝的铜、锡。可以想见,在政府控制下的这种贸易,其交易量是不可能很大的,难以满足西夏的需求,故夏人除在边境市场多方收买外,还常常遣使入宋申请购买兵器,或者直接打造,再运回本国。宋朝发现这种情况后,时而会予以制止。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子,夏州进奉使白守贵等请市弓矢及弩,上以弩在禁科不许。”[44]

辽宋当时皆严禁与西夏进行铜、铁贸易,以之作为制约西夏的手段。在此情况下,西夏出于迫不得已,遂大量从北宋输入铜钱,然后加以销毁、熔化,用以制造兵器或其他器物。《宋史》载: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齐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45]

 

宋政府发现这种情况后,遂颁诏禁止吏民向西夏出售铜钱,自北宋至南宋,这种禁令曾先后颁布过多次:

 

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46]

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47]

沿海人户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舟船出北界。如违,将所贩货物尽给充赏外,仍将应有家财田产并籍入官,同保人减一等。[48]

 

尽管宋朝法令甚严,涉嫌向西夏售出铜钱过百者即要问罪,但效果似乎并不是很明显,否则就不会反复地颁行内容大致相同的禁令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北宋铜钱之币面值即购买力要大大低于币材值即其实际价值不无关系。[49] 史载:“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数,以是为常也。”[50] 可证宋钱被输入境外后便会身价倍增,亦证宋代铜钱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由于北宋时期“钱重物轻”,[51] 销钱铸器可获很高的利润:“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52]且以铜钱一百文足为率,变造成器物十两,卖钱仅(近)一贯,获利至厚[53] 以上所言虽然是宋朝境内的情形,但足以说明当时在盛产铜铁的中原地区销钱为器已有厚利可图,那么在缺铜矿的西夏境内,会不会同样出现“一钱之毁,鬻利十倍[54] 的情况,由于史书无载,不得而知。以理度之,西夏境内销钱为器所获利益应该更为可观。

 

四、西夏对宋钱只进不出的政策

 

西夏作为北宋的邻国,政治与军事上同北宋对立,但经济上对于北宋具有极强的依附性,西夏通过供赐贸易、傕场贸易、民间走私等途径从宋境大量输入铜钱,市场流通以北宋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及白银,边疆地区则主要使用铁钱,此外还存在物物交换的形式。《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仁孝天盛十年(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55] 但从出土文献看,至少在第二代国主谅祚时就开始铸钱了。1985年,宁夏盐池县萌城乡石下河村发现西夏窖藏钱币百余公斤,其中有西夏文福圣宝钱2枚、大安宝钱1枚。[56] 二者分别铸造于10531056年和10751085年之间,早于通济监之设。除此之外,早于仁孝的西夏年号钱还有大安通宝、贞观宝钱、元德通宝和元德重宝等,但从出土情况看,数量都很有限。[57] 北宋虽对铜钱入夏多有禁止,但效果不大,宋钱依旧大量外流西夏境内1127,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西夏铜钱来源渠道大受影响。西夏仁宗统治时期,广施仁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货币需求量随之大增。为适应这一局面,西夏统治者在采取措施,开发矿业,铸造本国货币的同时,采取多方面措施,确保宋钱在西夏境内有进无出。

首先是鼓铸铁钱,设置铁钱区。在我国货币史上,铁钱的使用由来已久,早在汉初即已有铸造铁钱之先例。北宋先后在河东晋州(今山西临汾市)、泽州(今山西晋城)铸铁小平钱及当十大铁钱,甚至还在南方铸铁钱输陕以充边费,铁钱流通区域遂扩大至陕西、河东地区。南宋时期,基于财政上的需要和防止铜钱流入北方,在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致使铁钱流通区有所扩大,而铜钱流通区只限于东南一隅了。西夏对北宋铁钱的使用由来已久,当时,西夏多用青白盐来换取宋朝的“大铁钱”,但在与金贸易时就会贬值:“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58] 于此情况下,西夏不得不自行铸造钱币,天盛十年(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59] 其中所造,既有铜钱也有铁钱,规模远超其前。[60] 从出土物看,仅仁宗时所铸钱币就有天盛元宝(铜钱、铁钱、背“西”铁钱)、乾祐元宝(铜钱、铁钱)、乾祐宝钱(西夏文)等多种,此后又有桓宗纯佑时期的天庆宝钱(西夏文)、天庆元宝、襄宗安全时期的皇建元宝和神宗遵顼时期的光定元宝等。加上此前所造,有夏一代所铸钱币计有西夏文铸币4种,汉文铸币7个年号14种,其中有铁钱3[61] 只是各种钱币出土的数量都不甚多。

与铜资源的极度匮乏相比,西夏境内的铁资源尚称丰富。史书对此多有记载:“西贼所恃,茶山冶铁、竹箭,财用之府。”[62]“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63] 景宗元昊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因“夏州多铁,[]州东设铁冶务,去河东麟、府界黄河西约八十里。”[64] 西夏文辞书《文海》曰:“铁,此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65] 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载:“[巴陵]黑山郁郁,溪谷长流,生诸种树,熔石炼铁,民庶制器……[兽选宝山]诸树稍长,尽皆伐。熔石炼铁,民庶制器。”[66] 这些记载说明西夏境内产铁,而且其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近年来,西夏铁钱窖藏在内蒙古河套平原黄河南岸地区集中发现,有的出土量多达数千公斤,除少数北宋“宣和”、“政和”、“天圣”钱外,皆为西夏铸“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如1949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那林镇发现钱币窖藏12000斤,多为西夏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杂有少量北宋天圣元宝铁钱。[67] 1958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出土钱币5000多公斤,全为铁钱,已锈结成数百公斤的大铁块,为西夏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68] 19808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发现西夏窖藏,5大铁釜西夏窖藏钱币,计重1048公斤272154枚,是出土铁钱最多的窖藏,有唐铁钱开元通宝2枚、北宋铁钱1000多枚(其中宣和通宝993枚,部分背有陕字),西夏铁钱占窖藏总数的99. 45%。[69] 1988年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马留村发现西夏铁钱窖藏200公斤铁钱,有乾祐元宝(铁钱)、天盛元宝(铁钱)。[70] 1989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那林镇,收集到西夏铁钱12000斤,主要为乾祐元宝铁钱,杂有少量天圣元宝铁钱。[71]

西夏通过上述措施,一方面满足了境内商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边界地区的铁钱区之设,有利于确保北宋铜钱(包括西夏自己鼓铸的少量铜钱)仅在境内流通而不致外流。[72]

与此同时,西夏还颁布律令,严格禁止铜钱外流。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铜铁钱的使用及货币流通有明文规定,7《敕禁门》

 

诸人不允许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等。假若违律时,一百至五百钱徒三个月,五百钱以上至一缗徒六个月,二缗徒一年,三缗徒二年,四缗徒三年,五缗徒四年,六缗徒五年,七缗徒六年,八缗徒八年,九缗徒十年,十缗徒十二年,十缗以上一律绞杀。从犯依次当各减一等。

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等。若违律时,多寡一律徒二年。举告赏,当按杂罪举告得赏。

诸人由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时,渡船主、掌检警口者等罪,按卖敕禁畜物状法判断以外,其余人知闻。受贿则与盗分他人物相同,未受贿当与不举告等各种罪状相同。[73]

 

在该书卷13《举虚实门》中,又有如下规定:

 

诸人于敌界转卖钱及毁钱等,所得劳役总数□举赏法,依下述实行:犯罪者当出予;若犯者不能出,则当由官方予之。[74]

 

文中之“京师”指夏都兴庆府;“南院”一般解释为西夏南部地区,也可译为“南方”。与之相对应,西夏同时还有“西院”、“北院”、“东院”之设,各派“剌史”等官员进行管理。四院位置均应在夏国周边地区,只是其管辖范围不得而知。法令明确规定禁止“京师铜钱运往南院”,易言之,京师的铜钱不得在夏宋边界地区流通。考虑到当前发现的西夏铁钱窖藏集中发现于河套地区,而这里又少有铜钱出土,按地望,发现铁钱窖藏的河套地区当属西夏北院,而非南院。达生先生认为文中的“南院”实应为“北院”之误,可能为印刷错误。[75] 这种解释虽不无道理,但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西夏有可能在与宋交界地区也行用铁钱,以应对宋朝的钱禁。只是迄今尚缺乏实物依据而已,今后的考古发现或许会在宋夏交界地区发现铁钱窖藏。

 

五、结论

 

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宋真宗与群臣论及钱荒问题,王旦等曰:“两蕃、南海,岁来贸易,[钱币]有去无还。”[76] 以此为依据,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曾言:“铜钱流于‘两蕃’之一的契丹辽国地区的数量最为可观”。[77] 依汉史的记载而论,此说可谓言出有据。但从文献与出土钱币观之,“两蕃”之一的西夏似乎对北宋钱荒的形成影响更大。

辽朝行用北宋铜钱,盖为不争的史实。但与西夏相比,情况有所不同。《辽史》有如下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 [78] 说明在耶律阿保机的父亲时就已开始铸造货币了,惜不详其规模与铸币数量。尽管学界对撒剌的始造钱币说有疑,但阿保机时已有“天赞通宝”之铸,史虽无载,但有出土物为证。[79] 说明辽代造钱起步甚早,契丹所铸的钱币,已知的有银钱、铜钱、铁钱三种,但以铜为主,其中有年号钱、纪年钱、非年号钱和厌胜钱四种。1115年,代辽而立,因铜冶开发不足,铸币甚少,一直使用“辽、宋旧钱”。[80] 一种意见认为“辽钱比例微不足道,实际上还是通用宋钱”。[81] 或可备一说,但也未必,辽钱、宋钱有别,史官应不至于完全视而不见。至于何以出现这种令人生疑的记载,不得而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境内盛产铜,《辽史·食货志》有载:“坑冶,则自太祖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82] 这和西夏境内严重缺铜的状况迥然有别。辽朝严格禁止熔铜钱为器,如南京(今北京)三司曾规定:“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83] 辽道宗大康十年(1084年)“六月壬辰,禁毁铜钱为器”。[84] 代辽而立的金,铜甚缺乏,远远供应不上的需要,所以铸币除坑冶采铜之外,还不断地向民间括铜和禁止民间以铜私铸铜镜或把铜输出境外。[85] 在这种情势下,更不可能毁钱为器了。辽、金对铜钱的器重和西夏得铜钱,悉销铸为器”[86] 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夏出于军事需要,政府对销钱作器之举是持鼓励态度的。正因为如此,盐铁使王明甚至发出了“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 [87] 的感叹。看来,西夏对北宋铜钱的需求量是极大的,西夏钱币窖藏中的宋钱只不过是当时尚未退出流通领域的那一部分,另一部分已被销毁而充作他用了,推而论之,这一部分的需求量应在流通钱币的数量之上。所以,流入西夏境内的宋钱之多,与辽、金比起来,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吴涛、安国楼先生言:“宋代钱币外流现象十分普遍。北宋时期主要表现在宋夏边区,其次是宋辽边区,南宋时期突出表现在宋金边区”,[88] 与本人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有一个统计数字颇值得玩味。契丹钱币专家卫月望先生指出:“契丹境内出土的货币中,主要为宋钱,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宋以前的古钱和其它各类钱约占二十多,而契丹自己所铸的钱,确实是品种多,数量少。”[89] 而西夏窖藏中宋钱的比例要比之高得多(铁钱窖藏除外)。据西夏故地发现的10余处大型西夏铜钱窖藏统计,北宋钱所占比例多在80%以上,有不少超过90%,最高者达97%,平均值在90%左右,而西夏钱则数量甚少,不足2%,而且北宋以前的古钱数量也很少。这一现象表明,辽朝因为禁止毁钱为器,故保存了很多古钱;西夏则相反,大肆毁钱为器,古钱难以留存,故而窖藏中很少见。市面上流通的不仅有宋钱,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辽、金钱币,说明当时西夏曾源源不断地从宋,甚至辽、金输入铜钱,销毁与输入一直并行不悖。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由于西夏缺少铜资源,而经济的发展又迫切需要铜与铜钱货币,于是,大量铜钱便源源不断地由北宋流入夏境。当时,需要宋钱者为数甚多,除辽金外,“从日本到非洲的许多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而因冶铜铸钱技术等项困难,又暂时不能大量生产铜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铜钱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镇国之宝’”。[9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载,很多外国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91] 与之相仿,辽金也以宋钱为宝,只准流通而不准销毁。惟独西夏不然,除用于流通外,需要更多的铜钱在销毁、熔化后用以制作器物,尤其是用于战争的武器。这个需求量是难以估量的。职是之故,西夏政府对北宋铜钱相当器重,大量吸收宋钱,并采取严厉措施,使宋钱在境内只进不出,同时在与宋、金边境地区设置铁钱区,流通铁钱,确保铜钱不得外流,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如果宋钱在夏境仅用于流通,需求量就会有限,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大量销毁用于它途。永无止境的渴求和大量输入,势必会对北宋钱荒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北宋钱荒的形成,是一不可忽视,而且重要的因素。



项目来源:敦煌研究院科研基金项敦煌民族专题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研究生创新项目。

[] 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2页。

[]  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6971页;瞿凯《唐代两税法与钱荒》,《思想战线》1990年第2期,第7781页。

[]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0页。

[]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

[]  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宫崎市定全集》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 年,第270页。

[]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

[]  []叶适《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丛书集成续编本。

[]  漆侠《漆侠全集》第4卷《宋代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7589页;郑嘉凤《试析南宋钱荒的成因》,车迎新主编《宋代货币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3140页。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条。

[]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4页。

[11]  参见郑飞《近20年来宋代“钱荒”研究学术史回顾》,《邢台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8587页。惜遗漏有关专著与文集论文甚多,未能全面反映当前研究现状。

[12]  袁一堂《北宋钱荒:从财政到物价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第l91页。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九月壬午条。

[1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卯条。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条。

[1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一。

[1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三。

[18]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4页。

[19]  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 年第6 期,第141145页。

[20]  []苏辙《栾城集》卷41《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四部丛刊初编本

[21]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5页。

[22]  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漆侠《漆侠全集》第4卷《宋代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3页;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页,等

[23]  葛金芳《宋代“钱荒”成因再探》,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244页;卫志斌、魏勇《浅论宋代的钱荒及其成因》,安徽省钱币学会编印《钱币论文特辑》2006年第2,第87页;俞兆鹏《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0321页,等。

[24]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陇右文博》2009年第2期,第4980页。

[25]  牛达生《宁夏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兼论西夏货币经济的若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第5565页。

[26]  牛达生《贺兰山滚钟口西夏钱币窖藏》,《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0251页。

[27]  高继林《宁夏固原出土西夏时钱币窖藏》,《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第48页。

[28]陈炳应:《关于西夏钱币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8页。

[29]  刘志华《古浪县发现西夏时期钱币窖藏》,《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页。

[30]  朱安《甘肃武威出土一批窖藏钱币》,《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第112页。

[31]  程晓钟《浅述甘肃庄浪县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3年第2期,第4页。

[32]  陈永忠《79年盐池出土的一批西夏货币》,《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88页。

[33]  牛达生《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甘肃金融》1989年增刊5《甘肃钱币研究专辑》,第751页。

[34]  []胡汝砺编,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物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5页。

[35]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84页。

[36]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4页。

[37]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第4397页。

[3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

[39] 《辽史》卷18《兴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页。

[40]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1527页。

[41] 《辽史》卷60《食货志下》,931页。

[42] 《金史》卷48《食货志三·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1070页。

[43]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八·市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564页。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子条。

[45]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77页。

[46]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75页。

[47] 《宋史》卷180《食货志下二·钱币》,第4377页。

[4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七。

[49]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葛金芳《宋代“钱荒”成因再探》,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244页。

[50]  []包恢《敝帚稿略》卷1《禁铜钱申省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14

[51]  []苏辙《栾城集》卷38《乞借常平钱买上供及诸州军粮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52]  []张方平《张方平集》卷26《论钱禁铜法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1页。

[53]  []李弥逊《筠溪集》卷3《户部乞禁铜器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13

[5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八。

[55]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4025页。

[56]  吴峰云、任永训《盐池发现西夏官印和西夏钱币》,《宁夏文物》1986年第1期,第8285页;牛达生、任永训《从宁夏盐池县萌城乡西夏窖藏钱币谈西夏福圣宝钱和高丽三韩通宝》,《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第5254页。

[57]  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8230页。

[58]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6,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3页。

[59]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4025页。

[60]  中嶋敏,“西夏に于ける铜铁钱の铸造に就ぃて”,《东方学报》第71936年,第187208页。

[61]  牛达生《西夏钱币考略》,《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6672页。

[6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壬戌条。

[63] 《宋史》卷335种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747页。

[64]  []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4,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2页。

[65]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87页。

[66]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5960页。

[67]  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第10页。

[68]  赵占魁《从高油坊古城出土西夏和宋朝钱币看西夏钱币铸造和边境贸易》,《内蒙古金融研·钱币增刊》2006年第1期,第3740页。

[69]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西夏铁钱窖藏》,《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9年第3期,第1013页。

[70]  史银堂《内蒙古土默特右旗马留村发现西夏钱币》,《考古》1995年第10期,第914页。

[71]  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第10页。

[72]  参见金申《西夏铁钱小议》,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第1617页;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6年第2期,第44页;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第13页。

[73]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74]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3,第453页。

[75]  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第13页。

[7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条。

[77]  漆侠《漆侠全集》第4卷《宋代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3页。

[78] 《辽史》卷60《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0931页。

[79]  []厉鹗《辽史拾遗》卷15,丛书集成本,第328页;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8页。

[80] 《金史》卷48《食货志三2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69页。

[81]  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史研析》,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

[82] 《辽史》卷60《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0页。

[83] 《辽史》卷62《刑法志下》,943页。

[84] 《辽史》卷24《道宗纪四》,289页。

[85]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6页。

[8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条。

[8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条

[88]  吴涛、安国楼《宋代边区经济的发展与钱币外流问题》,《宋代货币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第29

[89]  卫月望《契丹金融臆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金融史文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编印,1986年,105页。

[90]  王曾瑜《锱铢篇》,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8169页。

[9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2014-01-02 15:42:25
    
责任编辑:杨宝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