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文獻研究述評

                     楊寶玉 陳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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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對近百年來俄藏敦煌文獻的研究歷程作簡要回顧,受條件所限,本文所述以中國和俄羅斯學者的相關學術成就為主,兼及日本及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一、正式公佈前學界對俄藏敦煌文獻的漸次瞭解及相關論著

相對於英藏、法藏,及中國收藏敦煌文獻而言,俄藏敦煌文獻公佈得較晚,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顯得頗為神秘,其為學界的認知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外界最先獲知俄國(蘇聯)藏有敦煌文獻消息的是幾位日本和歐洲學者:191210月,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曾於赴歐途中在聖彼得堡做過短暫停留,看過少量俄藏敦煌文獻[1]191611月,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在彼得格勒(今聖彼得堡)從奧登堡手中得見一些相關照片,1930年在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亞洲博物館亦見過部分實物[2]1930年,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公佈了俄藏敦煌文獻的第一批藏品[3]。另外,日本的梅原末治可能於1927[4],法國的伯希和可能於1931[5]也見過部分俄藏敦煌文獻。

有緣翻閱俄藏敦煌文獻的第一位中國學者是鄭振鐸。19571116-19日,正兼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在去東歐訪問和講學期間,曾在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停留4天,共查閱和抄錄了數百件東方所收藏的敦煌文獻。在日記及給家人、朋友、同事的信中,鄭振鐸記錄了有關情況,這是中國人有關俄藏敦煌文獻的最早記述[6]。此後有機會接觸這批文獻的中國學者主要是梁希彥、鮑正鵠[7]

196089-16日,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期間蘇聯方面終於正式宣佈了其擁有敦煌文獻的消息,並由列寧格勒分所陳列了若干文書供與會學者參觀,法國學者戴密微和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還赴列寧格勒查閱另外一批敦煌文書。會後,雖然國際敦煌學界皆希望早日一睹俄藏敦煌文獻的全貌,但由於當時蘇聯文化政策的封閉性,交流渠道極其有限

關於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目整理,雖然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弗魯格已編寫了兩個簡明目錄即《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之部)簡報》,《東方學圖書目錄》1934年第7期;《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古代漢文佛經古寫本簡目》,《東方學圖書目錄》1935年第8-9期。但是由於戰及弗魯格的早逝,這一工作被迫中斷。直到上世紀50年代後期,俄藏敦煌文獻的整理才步入正軌[8]並最終出版了兩冊目錄和一本專著很長一段時間內,它們都是學界瞭解俄藏敦煌文獻最重要的途徑

兩本目錄為孟列夫主編《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以下簡稱《敘錄》)第1冊(莫斯科東方文獻出版社,1963年)、第2冊(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67年)[9],這是蘇聯對東方所收藏的敦煌漢文文書的首次系統介紹,共分類編排著錄了篇幅相對較大的近3000號文書,但沒有附圖版。

專著為丘古耶夫斯基著《敦煌漢文文書》(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3[10],係對俄藏敦煌社會經濟類文書的整理研究成果,共收錄87號文書,拼合為73件,略分籍帳、賦役和租佃文書、寺院文書、借貸文書4大類,每件文書均有漢字錄文和俄文譯注,並附有圖版,所收文書大部分係首次全文公佈。

上述兩冊目錄和一部專著相對集中地反映了俄藏敦煌文獻的概況,兩位學陸續發表的相關論文以其作者所擁有的可隨時查閱俄藏敦煌文獻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而備受學界關注。孟列夫撰寫的此類論文主要有:《敦煌漢文寫本——佛教俗文學文獻》(又名《影印敦煌讚文·附宣講》,《東方民族文獻》叢刊大輯,第15種,1963年)、《維摩詰變文——亞州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未刊變文寫本》(又名《維摩詰經變文·維摩碎金·十吉祥》,《東方民族文獻》叢刊小輯,第8種,1963年)、《報恩變文》(《雙恩記》),《東方文書》叢刊,第34種,1972年)、《中國文學古文獻〈蓮華經變文〉》(徐東琴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1988年第1期)等等。丘古耶夫斯基的相關論文主要為《敦煌附屬於寺院的世俗聯合組織》(《中世紀中央亞細亞和東亞地區的佛教、國家和社會》1982年)

在此期間,其他國家學者也在努力搜集俄藏敦煌文獻情況並向同行介紹,綜述性及與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的工作成果有關的編譯性文章大量湧現,主要有:戴密微《列寧格勒的敦煌漢文寫本》(《通報》第51卷,1964年)姜伯勤《沙皇俄國對敦煌及新疆文書的劫奪》(《中山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吳其昱《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漢學研究》19864卷第2期)、劉進寶《蘇聯列寧格勒藏敦煌寫本簡況——與緬什列夫(孟列夫)博士一席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1990年第2期、第3期)、周夢罴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1992年)、鄧文寬譯《(蘇藏)敦煌漢文文書概要》(《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等等,其中姜伯勤文對Дх.15854761567)、1570157228981481等號文書的內容與研究價值做了簡要介紹

此間還有一些學者根據個人興趣和閱卷條件發表了不少專題研究論文,主要有:柴劍虹《列寧格勒藏敦煌〈長安詞〉寫卷分析》、《列寧格勒藏〈文酒清話〉殘本考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1985年第4期)、方廣錩《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北京圖書館19921《敦煌學佛教學論叢》,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王克孝《Дх.2168號寫本初探》(《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2期)。而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獻經眼錄》(一、二)(《敦煌研究》1996年第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李正宇《俄藏中國西北文物經眼記》(《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柴劍虹《俄藏敦煌詩詞寫卷經眼錄》(一、二)(《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1997年)等文反映了各作者親閱俄藏敦煌文獻原卷的收穫,其時《俄藏》雖已開始出版,但尚未出齊,大多數中國學者更無緣查閱原卷,因而以上各文均很受學界關注。其中施萍婷對照《敘錄》,對所閱200餘件文書進行了物質形態描述及內容摘錄,是對後者的極大補充。李正宇文則提及Дх.2111為《維摩詰經》殘片,探討了Дх.1338上的“沙州營守府鈡”印,指出Дх.1462P.3829的上截,並為Дх.1267+2360擬名《沙州某寺布帛支破曆》,認為Дх.140021486069是和于闐有關的漢文文書。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俄藏敦煌文獻全面刊佈前,收錄相關圖版與錄文最為集中的中國學者論著當首推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5輯,北京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共收入86號俄藏敦煌文書。至於日本學者在此期間的相關介紹或研究多散見於各自專題(如宗教、典籍、法制、經濟、社邑等)研究中,茲不贅述。

總起來講那時能夠看到俄藏敦煌文獻原卷圖版的學者畢竟是極少數,儘管他們作了很大努力,客觀條件限,相關研究仍難以擺脫挖寶式的個案探究或簡單過錄,而對於廣大學者而言,俄藏敦煌文獻的具體情況依然是霧裏看花。為此,國際學界眾多有識之士不懈奔走呼吁,以期促成俄藏敦煌文獻的全面刊佈。

 

二、《俄藏敦煌文獻》的出版

在中俄雙方的長期共同努力下,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上古”)終於爭取到了寶貴機會,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聖彼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密切合作1992-2001年出版了17冊大型圖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文獻》[11](學界習稱《俄藏敦煌文獻》,以下簡稱《俄藏》),為俄藏敦煌文獻的深度整理與研究提供了最基本,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學界公認中俄雙方有關機構與個人做了一件影響深遠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可以說,《俄藏》的出版引發了俄藏敦煌文獻乃至敦煌學研究的新浪潮,使近二十年來的敦煌學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熱點、新方法和新內容,此處似有必要先簡單探討一下這套圖集的某些獨特之處。

從出版形式上看,與上古編印的其他敦煌文獻圖集一樣,《俄藏》也基本延續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的8開本、每頁大多2幅圖、上圖下文等編印方式,但又有一些變化,如取消了可顯示文書大小的比例尺等,不過,最大的變化還是在於上圖下文中“文”的部分。

無論是1980年代影印的《敦煌寶藏》,還是1990年代以後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大型圖錄,都是在每件文書圖版下標注定名或擬名,以便讀者瞭解和使用。但俄藏敦煌文獻因公佈晚,碎片又多,大量文書未經研究,判斷文書內容性質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都非常大,這與《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已有較厚實的研究基礎不同,加之《俄藏》的編輯工作全部由出版社進行,與《英藏敦煌文獻》等大型圖錄的文書定名工作由敦煌學專家完成又不同,所以《俄藏》在標注定名方面就採取了獨特的兩段式作法。

第一段即《俄藏》第1-10冊的編輯方式,由於這10冊所收弗魯格編號文書和Дх.00001-03599號文書的保存狀況相對較好,篇幅較大,又大多經弗魯格、孟列夫等學者編目,有一定的研究基礎,故上古採取了與其他圖集一致的作法,即在圖版下標注每件文書定名或擬名。關於這部分文獻的擬定名問題,《俄藏》第17冊的《出版後記》稱:“Ф.001-366號文獻的定名,主要依據孟列夫主編的《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這個《敘錄》吸收了此前蘇聯專家的主要研究成果。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漢文文書》提供了部分文書的解說。Дх.編號文獻的定名,部分參考孟列夫《敘錄》,以及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編寫的學術卡片。其他絕大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考證比定。”

第二段為《俄藏》第11-17冊的編輯方式,這7冊所收文書幾乎全部是首次公佈,少有前人成果借鑒,且絕大多數為碎片,所存字數不多,而編號數卻延至一萬八千多號,為加快出版速度,上古遂採取了靈活務實的作法:僅於圖版下標注文書編號,不作定名工作。於此,《俄藏》第11冊的《說明》稱:“《俄藏敦煌文獻》自第十一冊始,收錄Дх.03600號以後的大量殘片,為儘早完整地公佈這批珍貴材料,滿足學術研究的迫切需要,不再擬訂標題和目錄。檢索仍以原件編號。有關這些文獻的說明,見《俄藏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冊《附錄》。”該冊《出版後記》稱這些文書的定名問題將“留待於總目、《敘錄》等附錄中交待。”“《俄藏敦煌文獻》的附錄部分將包括《敘錄》、《年表》、《分類目錄》和《索引》等。”“附錄的編纂,特別是Дх.部分殘片的考訂研究,將是一項比較長期,需要學術界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們將在今後一段時間內集中精力進行,同時熱忱地期望海內外學術界、宗教界的專家、朋友關心和賜教。”可惜迄今仍未見該《附錄》編印面世。

兩段式的作法雖打破了出版常規,為權宜之計,但客觀上保證了以最快的速度將俄藏敦煌文獻出版完畢,解決了研究者無法查閱文書的難題,促進了近年敦煌學研究的繁榮,學界一致為出版社的高效工作而讚嘆,如《俄藏》第1-5冊出版後,榮新江即已熱情撰寫書評(《〈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評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1996年)給予高度評價。

 

二十年來俄藏敦煌文獻研究述評

《俄藏》的出版極大地推動了敦煌學研究的新發展,近二十年來學界已刊發了大量論著,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下略分非敦煌出土文書的甄別、擬定名與輯校錄研究、分專題與分類研究等三部分對相關成果進行簡介。需要略加說明的是,為展示研究的關聯性,我們在着重介紹《俄藏》出版後的研究情況時,也將視具體情形,偶或提及《俄藏》出版前的相關研究成果。

(一)非敦煌出土文書的甄別

由於多種複雜的歷史原因,現在被人們籠統稱為“俄藏敦煌文獻”的藏品中,混入了一些吐魯番、黑水城(或曰黑城)等其他地區出土的文書《俄藏》17冊《出版後記》即稱:“按照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專家的解釋,以及文獻的實際情況,Дх.部分的文獻是以俄文‘敦煌’的字母縮寫形式編號,雖然其中絕大部分是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獻,但實際上還包含俄羅斯各次考察隊、俄羅斯駐新疆官員所獲得的部分新疆、黑水城文獻,甚至更晚時期的其他來源的文獻。”因而,對非敦煌出土文書的甄別乃是俄藏敦煌文獻研究過程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1對混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吐魯番文書的甄別

我們已知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認為Дх.1570為吐魯番出土;前揭姜伯勤《沙皇俄國對敦煌及新疆文書的劫奪》判定Дх.2245《大方等無想大雲經》為高昌寫經,並提到Дх.153715722842等也應出自新疆;府憲展《敦煌文獻辨疑錄》(《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指出Ф.320為吐魯番文書;前揭李正宇《俄藏中國西北文物經眼記》指出Дх.2683《黃帝內經》及背面《配水曆》、Дх.2670《史記·李斯傳》及背面高昌文書,以及Дх.2826189171892118925皆為吐魯番甚至和闐文書關尾史郎《口シア、ササンクト。ヘテルブ所藏敦煌文獻中のトウルフアソ文獻についこ》(《敦煌文獻の總合的、學際的研究》,2001)陳國燦《〈俄藏敦煌文獻〉中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8卷,中華書局,2005)考證Дх.01253B+1253C+1253EvДх.01253CДх.01253E+1253DДх.02826029470593511413v18937等為吐魯番出土的社會文書;陳明《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判定《俄藏》第14Дх.091700917809882098880993509936100927件殘片,以及16Дх.12495出自交河,並考訂出它們與吐魯番出土《耆婆五藏論》(Ch.3725和《諸醫方髓》Ch.3725V)是同一組文書。而隨著《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的出版,確定編號Дх. 17015-17435本為克羅特科夫的吐魯番文書收藏品;榮新江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中,利用各家研究成果,將已經甄別出俄藏ФДх編號中的530餘號吐魯番文書彙集編目,可方便查找每件文書的刊佈研究狀況。

2對混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書的甄別

據白濱《黑水城文獻的考證與還原》(《河北學刊2007年第4期),最早進行混入俄藏敦煌文獻的黑水城文書甄別工作的是孟列夫。他在前揭《敘錄》中已特意標示出了9號出自黑城的古文書,據此,再加上集中編為Дх. 9585-10150(共計566非敦煌出土文書可知那時至少已找出575號非敦煌出土藏品後來孟列夫更編輯《黑城出土的漢文收集品注記目錄》(蘇聯科學出版社1984年,有王克孝漢譯本,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著錄介紹了357件漢文文書。

中國學者在黑城出土文書的甄別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柴劍虹《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的體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榮新江《〈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黑水城人文與環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孫繼民《敦煌學視野下的黑水城文獻研究》(《南京師大學報》2009年第3期)都提到了俄藏敦煌文獻與黑城文獻之間的關聯并列舉了一些例證,比如柴劍虹據《敘錄》,辨別出13號出自黑城的文書。另外,府憲展《敦煌文獻辨疑錄》(《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判定或引用他人成果,指出Ф.181Ф.221+228+266RФ.221+228+266vФ.229+241AФ.229+241BФ.317A335360362AДx.13901447等號皆為黑城出土。

針對專一或專類文書進行甄別與研究的論著主要有:

佛教文書方面,前揭方廣《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判定Ф.221+228+266《大乘入藏錄》出自黑城。榮新江《〈俄藏敦煌文獻〉第1-5冊評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也簡要指出Ф.214311當出自黑城無疑,而Ф.123A204A308360317335337等刻本佛像和佛經皆非敦煌藏經洞所出。榮新江《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判定Ф.229+241《景德傳燈錄》出自黑城。

歷史文書方面,金瀅坤《從黑城文書看元代的養濟院制度——兼論元代的亦集乃路》(《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判定Дх.19072R為元代養濟院的官文書《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敦煌學》第242003)摘出17件黑城文書,即Дх.19067189931904319070167141907319072R1902219042190771906818992189951907119053R1223819076R分別為官文書、籍賬、破、契約等,時間從遼代延續至元代。魏郭輝《俄藏敦煌文獻Дх.16714〈提舉司牒〉校釋及相關問題考略》(《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判定Дх.16714號為黑城所出。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也過錄了Дx.013480215816714189931899619022190767件西夏或元代的契約文書,並判定其中4號出自黑城

語言文字類文書方面,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第2輯,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判定Дх.02822出自黑城,並為其擬名《雜字》,指出問世時間下限應在1209-1217年間。關於Дх.02822,經過多位學者的努力,目前學界已基本確認該文書應出自黑城,並將其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但馬德《敦煌寫本Дx.02822〈雜集時要用字〉芻議》(《蘭州學刊》2006年第1期)仍堅持認為它出自莫高窟北區,當擬名《敦煌新本〈雜集時用要字〉》。另外,近年學界也頗為關注為佛經經文註音注字的文書,張涌泉《俄敦18974號等字書碎片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即指出《俄藏》第17冊中的Дх.189741897618977189811900719010190271903319052等號未定名碎片出自黑城,內容係對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難字的註釋。

值得附此一提的是,在甄別混入敦煌特藏的黑城文書的過程中,有學者還從曾被判定為黑城出土的文書中查檢出了敦煌文書。李正宇《俄藏〈端拱二年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薩戒僧智堅手記〉決疑》(《敦煌佛教文化研討會論文集》,《社科縱橫》增刊,該刊編輯部,1996)即判定黑城特藏品B63《宋端供二年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薩戒僧智堅手記》實為敦煌文書。

 

(二)擬定名與輯校研究

上文提到,《俄藏》前10冊僅對所收文書作了簡單定名或擬名,有的定名還需商榷,後7冊的文書則完全沒有定名,因而研究者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對文書內容性質的判斷。《俄藏》出版後,學者們就此展開了不少工作,發表了大量成果。由於學者們常常在同一篇論文中刊發擬定名或重擬名成果與文書錄文,故我們此處將這兩項工作一併介紹。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敦煌文獻內容的複雜性,擬定名和輯校工作的難度非常大,且是與研究工作相輔相成,互為前提的,有時我們很難將它們截然分開,下文為敘述方便而根據各論著側重點的不同略作劃分,對於某些擬定名、輯校錄、深入研究並重的論著,為避免重複,集中於本部分介紹

目前已刊布的擬定名或輯校方面的工作可大略分為2種情況

1、對《俄藏》所收特定類別文書進行擬定名或輯校

《俄藏》出版後,敦煌學各分支領域的專家們發揮各自學術專長,有選擇與針對性地進行了大量挖掘梳理工作,目前在道教文獻、儒家經典、契約、社邑、占卜、醫藥等類別文書的辨別及擬定名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績,刊發了一些集成性成果,其他類別(如佛經、文學)文書雖應數量龐大、不易界定等原因,尚有大量工作需要展開,但已取得的進展也已相當可觀。以下就我們所瞭解的研究狀況略作介紹。

佛教文獻佔敦煌文獻的絕大部分,俄藏品亦不例外,因而這部分工作量非常大,目前已刊發的成果所涉及的文書還不是太多。首先值得一提的是Ф.32A號《敦煌王曹宗壽、夫人氾氏添寫報恩寺藏經錄》,其中北宋咸平五年(1002)題記是目前所知藏經洞文書中最晚的明確紀年,其作為藏經洞封閉的時間下限以及敦煌地區當時的佛教發展狀態等標尺意義極為重大,該文書也因此被眾多學者廣為利用。其他如Дх.143813762170號與P.38514607以及S.214036074640號等被定名為《沙州乞經狀》(方廣錩《敦煌遺書〈沙州乞經狀〉研究》,《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將綴合後的文書定名為《沙州乞經狀》,認為這反映了五代時期的敦煌蓮台寺僧應寶等組織的一次規模較大的乞補藏經活動。李正宇《吐蕃論董勃藏修伽藍功德記兩殘卷的發現、綴合及考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考出Дх.1462可與P.3829號綴合,可擬名《大蕃古沙州行人部落兼防禦兵馬及行營留後監軍使論董勃藏重修伽藍功德記》,可借此研究吐蕃佔領敦煌時期的諸多佛教問題。榮新江《盛唐長安與敦煌——從俄藏〈開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談起》(《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認為Дх. 02881+02882號戒牒表明,開元二十九年二月,長安大安國寺僧釋道建曾受命來沙州主持授戒儀式,為長安佛教與敦煌佛教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樑,給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其他定名與考釋性的文章主要有:曾良、任西西《敦煌殘卷篇名考五則》(《藝術百家》2009年第2期)指出Дх.00958A所抄為《攝大乘論釋義疏Дх.01196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一《品第一》Дх.01312Дх.01392v《大乘二十二問本》Дх.01361+03151第一片正面所抄為安玄譯《法鏡經》,第二片背面所抄為鳩摩羅什譯《佛藏經》卷上《諸法實相品第一》。董大學《敦煌本〈金剛經〉注疏研究述評》(《2010年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考出Ф. 167168242v323334vДх.001200025300253v002960070001661018150252013號文書皆為《金剛經》寫卷。景盛軒《敦煌寫本〈大般涅槃經〉著錄商補》(《浙江與敦煌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認為以往學界將Дх.0347000390023050079001630B擬名為《大般涅槃經》是錯誤的,還指出Ф.083可與S.2689拼接。石立善《敦煌寫本失題道經五種定名》(“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10年)考出Дх.03669為《妙法蓮華經·馬明菩薩品》、Дх.18842為《佛說灌頂經》卷十二。梁麗玲《敦煌寫本〈雜藏經〉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敦煌學》第27輯,2008年)認為Ф.142可與P.3710綴合,所抄內容應屬《雜藏經》。李小榮《〈高王觀世音經〉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利用Дх.00531及《大正藏》等,對P.3920進行了校錄。董大學《俄藏Дх.00684號殘卷考》(《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認為該號寫卷AB兩部分皆抄於9-11世紀,為窺基所撰《妙法蓮華經玄讚》卷一的內容。另外,趙鑫曄《俄藏敦煌文獻綴合四則》(《文獻》2008年第3期)綴合的俄藏敦煌文書主要是佛教願文。

早在俄藏敦煌文獻公佈之前,日本學者已著手蒐集俄藏品中的道教文獻,所刊論著中影響較大的是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年),共收錄了35個《俄藏》道經寫卷。

受條件所限,我國學者的相關工作主要是在《俄藏》出版後漸次展開的,取得的成果非常豐碩,其中王卡刊發的論著尤堪矚目,這就是《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該書共收錄了100餘件俄藏文書,不僅查考出了這些文書的名稱、各編號之間的拼合情況,還編寫了敘錄與某些專有名詞索引。王卡還發表了《〈敦煌道教文獻研·目錄〉補正》(《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3期)對前書進行了增補,而其《敦煌本洞玄靈寶九天生神章經書考釋》(《敦煌學輯刊》2002年第2期)又考出Дх.00268《九天生神章經義疏》殘片,《敦煌本〈昇玄內教經〉殘卷校讀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則據P.2474P.3722校補了Дх.02063+01888+02008等號文書。在上列最後一文發表之前萬毅《敦煌本道教〈玄內教經〉的文本順序》(《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也考出Дх.00517Дх.02768+(佚文)+Дх.00901為《玄內教經》卷4。其他學者撰寫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有:葉貴良《〈俄藏敦煌文獻〉道經殘卷考述》(前揭《浙江與敦煌學》)分藏內道經、藏外道經和失題道經三類,對《俄藏》中的道教文書重新加以考述,匯總了《俄藏》“本義上”道經的數量共有71+1個殘卷。石立善《敦煌寫本失題道經五種定名》(“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考出Дх.07243為《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化生品第二十三》。周西波《俄藏敦煌失題道經考論》(“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會議論文,聖彼得堡,2009年)就俄國收藏的敦煌道經文獻進行了查核比對與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解析了這批材料在道教研究上的價值所在。

自敦煌學誕生起,對藏經洞所存各類典籍的查考即備受青睞,俄藏品中的相關抄本自然也不例外。以下略依文書類別介紹。

首先是對俄藏品中儒家經典的擬定名研究,在這方面許建平做了大量工作,已刊發的成果主要有:《殘卷定名正補》(《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歷史文化卷(上)》,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年)為《俄藏》第11冊中的Дх.038670464604657分別定名;《〈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以第11-17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將其中54號殘片以《周易》、《尚書》、《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的順序進行了定名綴合,尤其注意了俄藏與英、法藏的綴合拼接;《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2006年)共收錄70餘號俄藏文書,前文多出Дх.0464605588182863《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華書局,2008年)分“群經類”和“小學類”两大部分校錄敦煌經籍文獻,上述俄藏文書重新按此分類收錄。此外,我們知見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有韓鋒《讀俄藏敦煌文書Дх.02174號札記》(《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1期)認為Дх.02174《論·罕篇第九》節抄黃亮文《敦煌經籍寫卷補遺——以〈俄藏敦煌文獻〉第1117冊為範圍》(《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又檢出8號(Дх.7475v126381260212614R15312186311863318634經籍類文書。

童蒙讀物類文書的清理也是學者關注的熱點,相關論著主要有:鄭阿財《敦煌童蒙讀物的分類與總說》(《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大致統計出了敦煌本蒙書的種類(識字類、知識類與道德類)和卷號,其中與俄藏品相關者,如《千字文》有Дх.110921042200895v2655v0026906028v2654等號,《開蒙要訓》有Дх.1025906582065861025810277008951074011048052600542705990126001260102654061361025901442等號,Дх.5438為《兔園策府》,Дх.9706116為《類林》,Дх.2776為《古賢集》,Дх.1914為《九九乘法歌》,Дх.98為《武王家教》,等等。魏迎春《讀俄藏敦煌文獻Дх.00098Дх.00513號札記》(《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認為這兩件文書為《武王家教》陸慶夫《貞觀故事有佚篇——對俄藏Дх.11656號文書的研究》(《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4期)指出該文書乃學童課本,取材於唐五代流行於民間的歷史典籍《太宗實錄》。張新朋《敦煌寫本〈太公家教〉殘片拾遺》(《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4期)則為這一流行課本增添了更多文書編號。

關於子部文書,屈直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校考》(《敦煌學》第27輯,2008年)校錄了Дх.10464,並論述了唐宋時人對《孔子家語》的刪削改易。劉景雲《西涼劉昞注〈黃石公三略〉的發現》(《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認為Дх.17449比傳世的南宋刻本早800餘年,大致為5世紀抄本。

敦煌文書中保存的類書抄本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與俄藏品有關的成果主要有:王三慶《敦煌類書》(台灣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其中對俄藏寫卷有所涉及。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指出Дх.247136821532197275228422863307660196059等為《新集文詞九經抄》。屈直敏《〈敦煌類書·勵忠節抄〉校注商補(續)》(《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1期)認為Дх.10698v+10838v+P.3871v+2980v+2549v為某不明卷次系統的《勵忠節抄》寫卷Дх.10698v+10838v所抄屬《勵忠節抄》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七部。中村威也《Дх.10698〈尚書·費誓〉與Дх.10698v〈史書〉研究——關於P.3871隸古定尚書·勵忠節鈔的同卷關係》(《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2004年)也研究了以上文書。曲直敏《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將俄藏卷號與各地所藏卷號進行了綜合深入研究。

集部文書方面,學者們對Ф.242《文選》殘卷予以高度重視,十餘年來刊發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傅剛《俄藏敦煌寫本Ф.242號〈文選注〉發覆》(《文學遺產》2000年第4期)、志新《俄藏敦煌寫本Ф.242〈文選注〉與李善五臣陸善經諸家注的關係——兼論寫本的成書年代》(《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許雲和《俄藏敦煌寫本Ф.242號文選注殘卷考辨》(《學術研究》2007年第11期)、劉明《俄藏敦煌Ф.242〈文選注〉寫卷臆考》(《文學遺產》2008年第2期)、劉明《俄藏敦煌Ф.242〈文選注〉寫卷校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6期)、徐明英熊紅菊《俄藏Ф.242敦煌寫本〈文選注〉的避諱與年代》(《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4期)

可以附此一提的是,在2009年於聖彼得堡召開的“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會議上,王三慶提交了《俄藏敦煌文獻應用文書的研究》,將敦煌文獻中常見的應用文書分為三類:類書、書儀、齋會願文,探討了三類文獻的共性與特性,並從俄藏敦煌文獻入手,考察了其寫卷編目的定名問題,評估了其價值。

對俄藏契約文書的擬定名與研究主要有:沙知《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前揭《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已收錄幾號契約文書的基礎上,進行了大量增補,共校錄了20件(Дх.2333(1)127030021201214141355+3130137412701303+67081377v2143132210991323+5942135414241364138314173002)俄藏契約,涉及土地房屋買賣、借貸、雇工、放良、遺書等多方面內容。王璐《〈敦煌契約文書輯校〉補正》(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李倩《〈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校讀札記》(《敦煌研究》2009年第5期)皆對沙書錄文有所補證。乜小紅《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目前所見首部彙錄俄藏契約文書並進行集中研究的專著,全書分研究和釋文兩部分,前者對俄藏品中的土地買賣、養子、社邑、放妻、放僮文書及相關問題作了探討,後者分買賣契、借貸和便物契、租賃和回換契、雇傭契、養子契、家産和遺書契、放書和婚約、社條和投社狀、與契約相關的經濟文書等幾類,校錄了近100契約文書。于李麗《〈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錄文商補》(《敦煌學研究》2008年第2期,首爾出版社)乜書錄文進行了商榷補充。

對俄藏敦煌社邑文書的擬定名與研究主要有:陸慶夫、鄭炳林《俄藏敦煌寫本中九件轉帖初探》(《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1期)定名並過錄了9號(Дх.137814011410143921524032102881028911196)文書,並分別勘定了其所屬年代。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錄入了9件(Дх.1439vДх.3114+1359BДх.1410140112781278v214910269)俄藏社邑文書。《俄藏》出版後,郝春文續撰《〈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遺》系列論文(前三篇分載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2000年第2期、2001年第4期,第四篇載於《姜亮夫、蔣禮鴻、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主要就俄藏社邑文書進行了增補,計加入54件(Дх. 894B+ 4734894C+ 473410081277v1286+323413461388141314402155+1269+21562162216622562449+5176C24495176B266431284032473450925092+11088v5475569960166053v6063v10257v102661027510281+1106011038110701107211073110771107811082v11084110931119511196112001120111201v11697117261201218290)。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對以上補遺文書進行了匯總,還涉及了Ф.263+326Ф.224vДх.937v號俄藏社邑文書

對俄藏占卜文書的擬定名與研究主要有:鄭炳林《敦煌本夢書》(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修訂版,民族出版社,2005年)校錄了Дх.2844+1327Дх.10787王繼如《敦煌文獻Дх.827卷考證》(《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認為Дх.827為《破昏怠法》(擬)殘卷,其完帙存於北8387。此後,黃正建刊發了多項成果:《關於17件俄藏敦煌占卜文書的定名問題》(《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俄藏》前10冊所收Ф.279362AДх.00476+05937+0605800506v009460106401699-0170401236012740302901396+ 01404+ 01407023750263702800+ 031830282702899029760351517件文書擬名;《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學苑出版社2001)增入了Дх.02375v01366v013270284401396v+01404v+01407v00506049600092400098v012580125901289029770316203165039290129517文書並作了定名與研究《關於〈俄藏敦煌文獻〉第11至第17冊中占卜文書的綴合與定名等問題》(《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又增補Дх.038726066980592405924v06130-0613506761+06761v0519309941+099811072011762+11762v11859+11859v11925+11925v11961+11961v1078610786v10787+10787v16件。另外,黃正建在《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中其主筆的《雜占章》中就敦煌占卜文書中俄藏部分的分類做了較詳描述。此外,趙貞《敦煌占卜文書殘卷零拾》(《敦煌吐魯番研究》第8卷,中華書局,2005)對Дх.042530544805448v05890v07955089770925910697+ 1072011859v+ 11859+ 11799+ 11925v+ 11762+ 11961+ 11961v+ 11762v+ 11925v+ 11799v12829v+ 12830v142481655312件相關文書做了擬名和過錄關長龍《敦煌本堪輿書四種擬名商略》(“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擬定10餘件俄藏敦煌堪輿文書的名稱。除上述所列外,具有集成性質的相關研究成果還有:金身佳《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輯校了Дх.01396+01404+01470Дх.00476+06058+05937Дх.01396+01404+01407vДх.05448v054482796件;陳于柱《敦煌寫本宅經校錄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所收俄藏本宅經的擬名或校錄與金書有所不同。

對俄藏文學文書的定名與研究主要有:前揭柴劍虹《俄藏敦煌詩詞寫卷經眼錄》(一、二)對Дх.2173a105105v2244106478813801472430v2153v1319v21472545169917041563a等號文書進行了擬定名和過錄,為其分別擬名為《如來佛名讚》、《失調名詞》、《禮謝詩》、《法華經讚》等,認為它們皆為唐人作品,分屬詩歌、曲子詞、禮佛讚文等類。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定名並過錄了22首相關詩詞與禮佛文(Ф.252281Дх.174945106413801291129813211321v143715112067170017652642+1642+2918224424302876294730183927);《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亦查考出一些詩歌作品。張錫厚《全敦煌詩》(作家出版社,2006年)則按詩歌編、曲詞編和偈讚編分類匯校敦煌詩,相關俄藏文書也多被收錄。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校錄了Дх.11197Дх.00889+02558Дх.00890+00891Дх.0475410736所抄《王梵志詩》。張新朋《敦煌詩賦殘片拾遺》(“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查考出《秦婦吟》(Дх.04758+ 10740)、《晏子賦》(Дх.00925+ 05174+ 10740+ 05565)和《秦將賦》(Дх.10740)。

藝術類文書方面,蔡淵迪《關於敦煌本〈十七帖〉臨本的幾個問題》,考出Дх.11204所存為王羲之《十七帖》臨本之《積雪凝寒帖》—《服食帖》。

對俄藏醫藥文書的定名與研究主要馬繼興《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設有“俄藏敦煌文獻醫藥部分文獻輯較”一章,收錄了幾號文書(Ф.356v356Дх.016310298等)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則是全面彙集研究俄藏醫藥文書的專著。全書八章,第一章概述俄藏敦煌醫藥類文獻的來源、保存與研究狀況及學術價值。第二至八章分別從醫理、診法、醫方、針灸、蒙學字書與習字殘片中的醫藥知識、佛道儒醫及相關醫書、與疾病有關的占卜書等方面,對俄藏中的31種相關文書作了錄文及研究。袁仁智沈澍農《〈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校補》(《中醫文獻雜誌2009年第6期)、《〈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補正》(《中華醫史雜誌》2010 年第2期)王亞麗、段禎《〈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補釋》(《中醫文獻雜誌》2011年第1期)對上書的錄文均有所補正。袁仁智《敦煌吐魯番醫藥卷子校勘及其文獻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也設有“俄藏醫藥文獻”一章,校錄了Ф.281Дх.0061302683110741745301325v02869A0864418165R18165v0356v0356002350023903070002630092401258042530282202999030580443704537v046790490704942049960605710298 1817302800031830145402418v00506v0545701064 01699 01700 01701 01702 01703 0170400169 00170 0263250餘號相關文書,並對其中一些文書進行了選擇性的研究。李應存等《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的學術價值初探》(《中醫藥通報》2006年第3期)綜述了俄藏醫藥寫本的學術價值。同作者《俄藏敦煌文獻Дх.00613〈黃帝內經〉、〈難經〉摘錄註本錄校》(《甘肅中醫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及《俄藏敦煌文獻Дх.17453〈黃帝內經·素問〉“刺虐篇”“氣厥論篇”錄校》(《甘肅中醫》2005年第11期)、《新發現Дх.01325v為敦煌〈張仲景五臟論〉又一寫本》(《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俄藏敦煌文獻Дх.08644〈脈經〉節選本錄校》、《俄藏敦煌文獻中新發現Дх.01325v〈張仲景五臟論〉錄校》、《俄藏敦煌文獻Дх.00924錄校》(《甘肅中醫》2006年第1、第3、第5期)校錄並研究了各俄藏寫本。王杏林《關於俄藏敦煌文獻Дх.2683Дх.11074殘片的定名》(《敦煌學輯刊》2010年第4期)認為這些殘片所抄內容當為《針灸甲乙經》卷六之《陰陽大論第七》與《正邪襲內生夢大論第八》殘文,並將其重新定名為《針灸甲乙經(陰陽大論、正邪襲內生夢大論)》。

2、對《俄藏》某冊所收某些類別文書進行的擬定名或重擬定

如前所述,多年來,學者們一直在熱切期盼著俄藏敦煌文獻的刊佈,因而隨著《俄藏》各冊的陸續出版,以卷冊為研討範圍的擬定名與重擬定工作也隨即展開。現知重擬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宗舜俄藏敦煌寫經部分殘片內容的初步辨識——以〈俄藏敦煌文獻〉第六、七、八冊為中心》(《戒幢佛學》第3卷,岳麓書社,2005年)。而就目前已刊佈的成果來看,此類工作的重點更多集中在學界需求最迫切的、沒有定名的《俄藏》後7冊所收文書

11高啟安、買小英《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第11冊非佛經文獻輯錄》(《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從第11冊中篩選出139件非佛經文書,並為其中約60件文書擬名,如Дх. 0427706042《己卯年四月後入破歷殘卷》、Дх.03900《戌年八月請濟孤貧牒》、Дх.04253《推得病日法》、Дх.04310《十二時讚》、Дх.04406《啟請文》、Дх.04512《春秋左氏杜註·昭公七年傳》、Дх.04960《六十甲子曆》、Дх.04929《某年十一月酒破曆》,等等。

12冊:鄭炳林徐曉麗俄藏敦煌文獻12冊幾件非佛經文獻札記》(《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10來件文書作了定名:Дх.01368027520284206059Дх.0601902153《新集文詞九經抄》Дх.06007《作坊使宋文暉副使安再誠煎膠請大釜狀》Дх.06031《沙州上都進奏院上本使狀》Дх.06036v《吐蕃瓜州節度使上悉歹勿夕亡五七建福文》、Дх.06041Дх.06042《武則天為父母寫經發願文》勝義《〈俄藏敦煌文獻〉第十二冊校讀札記》(上)(下)(《戒幢佛學》第2卷、第3卷,麓書社,20022005年)的研究對象則主要是佛教文書。

16冊:余欣《新刊俄藏敦煌文獻研讀札記》(《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1期)選擇了一些非佛教文獻進行了定名、校錄和考證:Дх.06028《百行章》序、Дх.12012《封題》、《清泰二年正月一日敦煌鄉張富深養男契》、《乙未年三月慈父致男行深書》、《清泰二年三月王粉子投社狀》、《兄弟分書樣文(一)》、《叔侄分書樣文(一)(二)》、《丙申年赤心鄉百姓雇工契》、Дх.12515《捨施發願文》、Дх.12523《百行章》、Дх.12524《轉經發願文》、Дх.12760《論語集·而第七》、Дх.12768《社齋文》、Дх.12829Дх.12830《類書序?》、Дх.12829vДх.12830v《占出行擇日吉凶法》,等等。

17冊:邰惠莉《〈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部分寫經殘片的定名與綴合》《敦煌研究》2007年第2考出該冊所收2300餘號佛教文書中的800餘號佛經的名稱,並以佛經經名為綱,收錄介紹了相關各號文書的名稱、譯經者、綴合情況、各號現狀、起訖及所對應的《大正藏》卷號等情況

(三)對非宗教文書的分專題與分類研究

由於我們已查閱的針對俄藏宗教類文書進行研考的論著的側重點多集中在對文書的擬定名與輯校錄研究,故我們已將相關研究情況集中於上述“(二)擬定名與輯校錄研究”部分進行了介紹,這裏主要概述以非宗教文書(或曰社會文書)為基本史料的學術成果。相關研究可謂關涉廣泛,題材多樣,下面擬略分歷史地理、社會民俗、語言文學、醫藥與天文曆法、典籍版本等幾個方面進行簡介。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凡上述“(二)擬定名與輯校錄研究”部分已介紹過的相關研究成果,本部分不再重復,請參閱。

1、歷史地理

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史籍歷來是學界關注的熱點,陸離、陸慶夫《俄藏敦煌寫本〈春秋後語〉再探——Дх.11638號與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號文書的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1期)即考證出Дх.11638所抄為《春秋後語·秦語下卷第三》片斷,其前為S.713Дх.02663027240534105748的第2-8行與Дх.116381-7行可以拼接,第9-24行與Дх.116388-23行可拼接。

近年有關律令文書的研究尤堪注目,主要有:雷聞《俄藏敦煌Дх.06521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指出該卷為《格式律令事類》殘片。此後史睿《唐代外官考課的法律程序》(《文津學》第1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土肥義和《唐考課令等寫本斷片Дх.六五二一考──開元二十五年撰〈格式律令事類〉に関連して》(《國學院雜誌》105-32004年)亦研究了該號文書。李錦繡《俄藏Дх.3558〈格式律令事類·祠部〉殘卷試考》(《文史》2002年第3期)、榮新江與史睿《俄藏Дх.03558唐代令式殘卷再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9卷,2006年)、辻正博《〈格式律令事類〉殘卷発現唐代法典研究——俄藏敦煌文獻Дх.03558およびДх.06521につい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年)等文均研究了Дх.03558號文書史睿《新發現的敦煌吐魯番唐律、唐格殘片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是對相關文書卷號及內容研究的綜合性論述。

考釋零星史料並探究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王素《關於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書的幾個問題》(“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會議論文),認為Дх.2670v的性質應屬雜抄,年代應在麴氏王國時期,“姚法威”應為沮渠氏北涼流亡政權派往南朝劉宋的使者。山本孝子《侯侍郎直諫表與書儀——Дх.01698簡介》(“絲綢之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年)論證了該卷所抄有侯侍郎直諫表》、《謝酒飯狀》、《賀冬》等內容。

歸義軍史研究歷來是敦煌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部分,俄藏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資料自然備受關注,已發表的研究成果涉及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政治史、軍事史、社會生活史、經濟史等眾多側面,主要有:鄭炳林《張議潮處置涼州進奏表拼接與歸義軍政權對涼州地區的管理》(《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中華書局,2003年)論證了Дх.05474vS.6342《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第6-8行中被剪去的部分,並探討了有關問題。前揭鄭炳林、徐曉麗《讀〈俄藏敦煌文獻〉第12冊幾件非佛經文獻札記》指出Дх.06031所抄為《沙州上都進奏院上本使狀》。馮培紅《俄藏敦煌文獻Дх.1335〈歸義軍都虞候司奉判令追勘押衙康文達牒〉考釋》(“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指出都虞候司是唐後期五代地方藩鎮幕府中負責司法、判理案件的機構,Дх.1335是都虞候司秉承歸義軍節度使的命令判理司法事務的具體案卷Дх.354+ 1253C牒文也是歸義軍節度使下帖命令虞候進行追勘的司法案卷。陸離《俄、法所藏敦煌文獻中一件歸義軍時期土地糾紛案卷殘卷淺識——Дх.02264Дх.08786P.4974文書的綴合研究》(《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認為這3件文書可拼接綴合,當定名為《天復年間沙州龍神力訴訟狀》。劉進寶《從敦煌文書看歸義軍政權的賦役徵免——Дх.2149號文書為主的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2期)是對歸義軍賦役制度的深刻探討。

經濟史研究方面還有一些不限於歸義軍時期的科研成果,其研究對象以契約類文書為主,刊發相關論著最多的學者是乜小紅,除前揭專著《俄藏敦煌契約文書研究》外,她還發表了數篇論文,主要有:《略論〈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兩件十六國買賣券》(《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指出Дx.11414《前秦建元十三年377年)七月廿五日赵伯龙买婢券》Дx.02947v《前秦建元十四年(378年)七月八日赵迁妻买田券》是現存最早的買賣契券,可展示北朝、高昌國買賣券契的新形態,其書寫材料及內容的變化可反映買賣契券從早期形態向中古演化的過程《對俄藏敦煌放僮書的研究》(《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過錄解說Дх.11038,並將敦煌放良書的結構分為五大部分,亦分析了敦煌放良書所處的時代背景。

地理方面,對俄藏敦煌文獻中的僧人行的研究十分突出鄭炳林、徐曉麗《俄藏義淨〈西方記〉殘卷研究》(《普門學報》第10期,2002年)及鄭炳林《俄藏敦煌寫本唐義淨和尚〈西方記〉殘卷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過錄了Ф.209,認為該卷所抄即義淨著《西方記》殘卷,並推斷了文書寫作年代陳明《俄藏敦煌文獻〈聖地遊記述〉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修訂了先生錄文,並對寫卷原著者為義淨的觀點提出質疑。萬翔《俄藏敦煌遺書Ф.209號寫卷考訂》(《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從寫卷記述的特點出發來考訂其所記行程,指出了文中的訛誤,認寫卷所據文獻最可能的年代範圍是自法顯遊歷印度、斯里蘭卡的401-412年到斯里蘭卡內戰開始的433鄭炳林、魏迎春《俄藏敦煌寫本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則認為Дх.00234所抄為《聖地遊記述》。另外,陳國燦《唐代神山路與撥換城》(《龜茲學研究》3,新疆大學出版社,2008年)根據德藏MIK III—7587等文書,認為Дх.18917提到的神山路就是指從于闐城沿于闐河通往撥換城的道路。

2、社會民俗

社邑研究是圍繞Дх.11038文書展開的,主要有:趙家棟付義琴《俄藏敦煌Дх.11038號〈投社狀〉校理》《敦煌學研究》2008年第2)、乜小紅《論唐五代敦煌的民間社邑——對俄藏敦煌Дх.11038號文書研究之一》(《武漢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等文

占卜等民俗研究方面,除上文“(二)擬定名與輯校錄研究”部分已介紹的成果外,還有一些進行深入探究的論著:鄭炳林《俄藏敦煌文獻Дx.10787〈解夢書〉札記(《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指出《俄藏》所收該號文書之圖版有錯亂,分析認為該寫卷當五代至宋初,內容與其他解夢書可互爲補充鄭炳林、王晶波《敦煌寫本P.2572B)〈相法〉(擬)殘卷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論證了Дх.01258+ 01259+ 01289+ 02977+ 03162+ 03165+ 03829《天牢鬼鏡圖並推得日法》,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究。趙貞《敦煌文書中七星人命屬法——P.2675bis為中心》(《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研究了Дх.08977占卜殘片》。王愛和敦煌占卜文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5月)也以占卜文書為主要研究對象。柱《關於敦煌寫本宅經分類問題的再討論》(《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則研究了Дх.05448《宅經》。

3、語言文學

早在《俄藏》刊布之前,語言學研究者就在努力搜尋俄藏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資料,刊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潘重規(《瀛涯敦煌韻輯拾補》(《新亞學報》第111976 年)、上田正《ソ連にある切韻殘卷につぃて》(《東方學》第 21輯,1981年)、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等。《俄藏》出版後,這方面的研究進一步加強,相關論著主要有:尉遲治平《韻書殘卷Dx1372+Dx3707考釋》(《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中華書局,1998年)、徐朝東《與蔣藏本〈唐韻〉相關的敦煌韻書殘卷考釋》(《敦煌研究》2003年第 2期)等等,各文分別對Дх. 12691372146623913703所抄《韻書》進行了深入探討。

文學作品研究涉及了多種文學體裁,詩詞方面,劉景雲《後漢秦嘉徐淑詩文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校釋並研究了Дх.12213文書張新朋《敦煌本〈王梵志詩〉殘片考辨五則》(《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4期)認定了5件前人未曾論及的《王梵志詩》殘片(Дх.4754Дх.4935Дх.10736Дх.1074014片、Дх.11197),並查找出了Дх.4754+890+891Дх.11197S.5796的綴合關係,文末亦附有拼合圖。前揭柴劍虹《列寧格勒藏敦煌〈長安詞〉寫卷分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列寧格勒藏〈文酒清話〉殘本考索》(《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兩文亦是此類研究的重要成果。

賦體作品方面,徐俊《隋魏澹〈鷹賦〉校訂——敦煌文學文獻零紮之一》(《文獻》2003年第2期)認為Дх.0617610527所抄爲隋魏澹《鷹賦》及唐李邕《鶻賦》二題。伏俊璉《敦煌本〈吳都賦〉校理》,(《敦煌文學文獻叢稿》,中華書局,2004年)對Дх.1502進行了校理。李文潔《敦煌寫本〈晏子賦〉的同卷書寫情況》(《文獻》2006年第1期)研究了Дх.00925黃征《〈燕子賦〉研究》(《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輯錄綴合了可能屬於《燕子賦(一)》的俄藏文書:Дх.00796+01343+01347+01395Дх.05415107410480302920,並指出Дх.01304所抄與此內容相類

對變文及講經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Ф.365Ф.365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的定名與校錄,其研究成果的回顧見於吳建偉《敦煌本〈法華經〉注疏類文獻研究綜述》(《2010年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李文潔、林世田《〈佛說如來成道經〉與〈降魔變文〉關係之研究》(《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4期)係以S.1032Дх.02510+BD.09145為校本。何劍平《〈維摩詰講經文〉的撰寫年代》(《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考證了Ф.101Ф.252所抄維摩碎金》的撰寫年代。關於說唱作品的研究還有張鴻勳《俄藏“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懸解》(《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俄藏〈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考索——兼論“西漢演義”中楚漢相爭故事的形成》(《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兩文考證出Дх.02320所抄文字係唐五代說唱作品,取材於漢初歷史。

靈驗記研究有楊寶玉《敦煌文書中保存的〈讖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校注並研究》(《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後來其專著《敦煌本佛教靈驗記校注並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校錄並研究了Ф. 260Дх.232543635692B57556587《讖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以及 Дх.514《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Дх.1672+1680Дх.4792《黃仕強傳》等39件俄藏靈驗記抄本。

4、醫藥與天文曆法

醫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當多。陳明《八術三俱: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印度生命吠陀醫學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年第1期)認為Дx.0988818173等直接反映了印度古典醫學主流體系的生命吠陀理論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傳播情況,對進一步研究中印古代醫學理論的交流有直接的重要意義。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俄羅斯藏敦煌文獻Дх.18165RДх.18165V佛儒道相關醫書錄釋》(《甘肅中醫》2008年第4期)認為這些文書的內容與醫學有關,背面所抄還與儒家思想有關。李應存等《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的學術價值初探》(《中醫藥通報》第3期)從6個方面分析了俄藏敦煌醫藥類文獻的學術價值。今已知見的醫藥類論文還有張如青《俄藏敦煌古醫方兩首考釋》(《上海中醫藥雜誌》2000年第11期)、惠宏《俄藏脈法文獻〈平脈略例〉殘卷考釋》(《時珍國醫國藥》2007年第10期),等等。

發表天文曆法方面研究成果的主要是鄧文寬《敦煌三篇具注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考定Дх.02880為《唐大和八年甲寅歲(834年)具注曆日》S.681v+Дх.01454+Дх.02418v為《後晉天福十年乙巳歲(945)具注曆日》《俄藏敦煌和黑城漢文歷日對印刷技術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指出Дх.2880《唐大和八年甲寅歲(834年)具注日》的存在可將雕版印刷品實物的絕對年代提前34年,對研究印刷技術史具有重要的標誌性意義。此外,王愛和《英藏S.681v與俄藏Дx.01454Дx.02418v的拼接綴合與研究》(《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1期)將S.681vДx.0145402418v號拼接爲比較完整的《乙巳年(945)具注曆日》,可補全鄧文寬《後晉天福十年乙巳歲(945)曆日比較表》。

 

如上所述,經過近百年來各國學者的不懈努力,俄藏敦煌文獻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俄藏》出版後,學界對這批珍貴文獻更加關注,時有重要研究論發表,並在不斷提示值得探索的新課題。是,畢竟這些文書剛剛公佈不久,與英藏、法藏,及中日等國藏品相較,俄藏文乃是目前整理研究得最不充分的部分。比如,大量俄藏敦煌文書的內容性質尚未經識別推斷,已辨識文書中部分失名文書的擬名亦可商榷。再如,大部分俄藏敦煌文書未被識讀校錄,已刊出的較集中的相關校錄成果僅四五種,所覆蓋的俄藏敦煌文獻相當有限,可以說,全面系統正規準確的校錄工作尚有待展開。又如,大量文書未經深入研究,其潛在的研究價值還遠未被充分挖掘。以上情況的出現有其客觀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說明俄藏敦煌文獻的深度整理和深入研究已是擺在敦煌學者面前的迫切任務,我們期待著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相關研究能夠儘快取得更大進展。



[1] 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5頁。從時間上看,此處所指應當不是奧登堡收集品。

[2] 戴密微撰,耿昇譯《敦煌學近作》,《敦煌譯叢》第1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頁。

[3] 狩野直喜撰,Ю. К.舒茨基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藏〈文選〉古寫本殘卷》,《蘇聯科學院報》,1930年第21期;日文原作發表於《東方學報》,1929年,第5卷第1期。

[4] 姜伯勤《國外敦煌學研究情況簡介》,《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3期。

[5] 戴密微撰,耿昇譯《列寧格勒所藏敦煌漢文寫本簡介》,前揭《敦煌譯叢》第1輯,第110頁。

[6] 劉進寶、王睿穎《鄭振鐸與俄藏敦煌文獻》,《南京師大學報》2009年第3期。

[7] 孟列夫曾說:“中國朋友,首先是已故的鄭振鐸教授,曾給予我們大力幫助;還有梁希彥教授,特別是鮑正鵠教授,曾給予我們多方面幫助。對此,我們銘記不忘,並表示衷心感謝。”詳見孟列夫編著,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頁。

[8] Л.Е.斯卡奇科夫在《19141915年俄國西域(新疆)考察團記》中說,俄藏敦煌文獻“比較系統的研究工作,祇是在50年代末才開始。那時,在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埃爾米塔日博物館東方部均成立了學術性團體,專門從事該項工作的研究,其目的就在於把考察團的成果公佈於世。”詳見《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116頁。

[9] 又見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11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中譯本為袁席箴、陳華平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0] 中譯本為王克孝譯《敦煌漢文文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1] 對此一出版過程的介紹和評論,可參見:府憲展《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出版》(《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7-389頁)、柴劍虹《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體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第1-6頁)、柴劍虹《勇敢衝破樊籬的拓荒者——讀潘重規先生〈列寧格勒十日記〉感言》(《敦煌學》第25輯,2004年,第251-259頁)、劉進寶《〈俄藏敦煌文獻〉出版的艱難歷程——重讀潘重規先生的〈列寧格勒十日記〉》(《敦煌學》第25輯,第483-492頁)

 

來源:本文發表於《2011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8月。編者略作增改。


2013-06-29 21:51:41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