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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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77

 

摘要:新疆、敦煌等地相继出土的大量回鹘文佛教文献,为我们深入探究回鹘民族及其佛教信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百余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前赴后继,研究刊布这些珍贵文献资料,并用以探讨回鹘佛教的历史与文化。21世纪初,随着新文献的发现、解读与相继公布,加上电子文本《大藏经》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国内回鹘佛教研究在新世纪之初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为今后的回鹘佛教的综合研究提供了条件,值得认真总结,以便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回鹘文文献;佛教;敦煌;吐鲁番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河南邓州人,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回鹘文献与西北民族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西域佛教研究史》(11&ZD11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研究》(07JZD0038)阶段性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新疆吐鲁番、哈密及甘肃敦煌、酒泉等地相继发现了大批回鹘文文献,内容丰富,涉及回鹘社会、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而其中又以佛教文献为大宗。这些珍贵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回鹘佛教及其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新世纪伊始,随着中、俄、英、法等国所藏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相继刊布,以及莫高窟北区新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公布,加上电子文本《大藏经》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这些都为回鹘文佛经残片的整理与比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是十年来国内回鹘佛教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成绩可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大量回鹘文文献的出土、刊布及研究工作的逐步完善与成熟,研究方向已由原来的主攻文献逐步向文献、佛教史、佛教文化并重过渡,体现出我国回鹘佛教研究已趋于全面化与系统化,这是回鹘学研究领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进展,是我国对国际回鹘学研究的一大重要贡献。

 

一、回鹘文佛教经典研究

 

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印度佛教典籍的翻译,其二为东土撰述,除汉地佛教徒撰述(包括疑伪经)之回鹘文译本外,还包括回鹘佛教徒的撰述,如回鹘文佛教诗歌、题记。

新世纪初,回鹘佛教文献研究成果颇丰,相继有多种著作问世,如牛汝极著《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对西域、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上篇概述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编号、整理、刊布、研究等情况,下篇则专题性地对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收藏、编号与研究现状的论述。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的翘楚耿世民先生相继推出的《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和《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两部论文集涉及回鹘佛教文献者颇多。娣丽达·买买提明编著《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一书(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在卡拉和茨默研究的基础上,对二文献进行了汉译与简单注释。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重在编译,研究深度略嫌不够。

《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中除以较大篇幅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进行了重点研究外,还收录了先生先前已发表过的多篇论文,对《阿毗达磨俱舍论》、《俱舍论实义疏》,《八十华严》、《金光明经》、《十业道譬喻鬘》、《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等回鹘文佛典进行了研究

接着,先生有出版了《西域文史论稿》(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其中收有《佛教在印度境外和新疆的传布》、《维吾尔(回鹘)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回鹘文主要佛教文献》、《古代维吾尔语说唱文学〈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研究》、《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等文字。尤其是其中的回鹘文《大白莲社经》、《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等,是耿世民先生近年研究回鹘文佛经的重点,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耿世民《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二叶)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第1~5)、《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另二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0~114)和《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19)三文,首次刊布了国内现存的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二叶残卷,指出其原经为一多达四卷的佛经,他所刊布的的这二叶残卷则属于第三卷。根据写本的语言特点,可推定其写成于1011世纪;但根据其字体和正字法特点,其抄写年代似乎在1314世纪。该经虽译自汉文净土学派,但汉文本失传。写本的发现证明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在盛行弥勒崇拜后,阿弥陀佛崇拜也曾盛极一时。此回鹘文残卷题作“Abitaki”,虽为汉文“阿弥陀经”的回鹘文音译,但与《阿弥陀经》无关,不见于汉文大藏经。究其内容,当译自净土宗《大白莲社经》。[] 耿世民对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的研究亦投入了极大精力,探究不辍,先后发表《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哈密本残卷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32~138)、《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3)》(《新疆大学学报》20081期,第140~144)、《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4)》(《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2~55)等文,还与德国学者Jens Peter LautJens Wilkens合撰《回鹘文〈十业道譬喻故事花环〉残卷研究(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Daśakamapathāvadānamālā)》(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20, 2006, S. 146-169; 21, 2007, S. 124-140),这些论文以文献第六卷“持杖王”故事二叶(四面)为切入点,指出哈密本序章语言带有浓厚的说教味道;最大特点在于一些梵文借词旁加婆罗米字的梵文拼音;此文献编成于龟兹。同时又研究了该文献第一卷“苏婆罗哥”故事二叶(三面)和哈密本关于“人生无常”故事三叶(六面)。

敦煌本《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是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今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Or. 8212/75A-B(旧编号Ch. xix. 001-002)。而在莫高窟北区亦发现有该文献残片一叶,编号为B52():17。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52 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第13~21)将后者与大英图书馆藏本进行对照,指出伦敦藏卷本为节译本,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者更是节译本的节译本。另外,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的B157:15号文献亦属于《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刊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页研究》(《京都大学语言学研究》第24号,2005年,第1~13)一文中。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7~124)从大英图书馆藏《实义疏》之回鹘文题记、蒙古文题记入手,指出其抄写时代应是元末;它有可能是先从伯181窟中流散出去,在民间被蒙古人获得,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题记,其后被王道士携至藏经洞,终被斯坦因所获,存于大英图书馆。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与《俱舍论》密切相关的回鹘文《俱舍论颂疏论本》残卷在莫高窟北区也有出土。关于该文献,此前已公布的有二件,分藏北京大学、伦敦大英图书馆。莫高窟北区B172窟新出一件,断为5片,编号分别为B172: 5,新近由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刊布(《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俱舍论颂疏论本〉残卷研究》,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53

敦煌莫高B128窟出土由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 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112~115)指出,可能是由元人安藏译为回鹘文的,采用了直译方式,译文明显带有诗歌的韵律。而近期于兰州范氏的私人收藏品中新发现的回鹘文《华严经》折子式写本一件,笔者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合撰《回鹘文〈华严经 ·十无尽藏品〉写本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1)、《回鹘文〈八十华严·毗卢遮那品〉残叶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2号,2007年,第39~52)进行研究,确定其内容分别属于《八十华严》第二十一卷《十无尽藏品》中的开首部分和卷十一《毗卢遮那品》。北京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两叶回鹘文《华严经》残片在张铁山、皮特·茨默《两页回鹘文〈华严经·光明觉品〉写本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4期,第73~80)中得到研究刊布,内容属《八十华严》卷十三《光明觉品》。耿世民先生曾撰文《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4~89)和《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对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的有关藏品进行研究,称其为刻本。而笔者与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通过对兰州范氏藏品的仔细琢磨,发现应为写本指出:“写本字体非常优美、工整,极似印本,但《毗卢遮那品》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征都表明,该文献不是印本,因为在4面之中,仅有1面在行间划有边线,而且线条不直,甚至有不少文字压线书写,非印本之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杨富学、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华严经 ·十无尽藏品〉写本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第76张铁山、茨默(P. Zieme)《两页回鹘文〈华严经·光明觉品〉写本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4期,第79)也认为:“这些文献残页上的字体均为写经体,近似于刻本,但并非刻本,因为残卷上多划有行线,且回鹘文压线书写”。这样一来,便可确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的两页残卷与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两张(8面)、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张(4面)、兰州范氏所藏二张(8面)均属于同一写本的不同卷。柏林收藏的《八十华严》也于近期刊布,[] 唯其外部特征与百济康义所介绍的《四十华严》残片相同。[]

另外,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亦收藏有《华严经》写本,内容属于《世界成就品》、《四圣谛品》、《光明觉品》、《十无尽藏品》、《兜率天宫品》、《兜率宫中揭赞品》、《十回向品》、《十地品》和《十定品》,其中《十地品》和《十定品》与百济康义、小田寿典刊布的羽田私人收藏《八十华严》照片为同一写本,可以相互拼接。另,傅斯年图书馆藏一纸四页内容则为《四十华严·入不思议解脫境界普贤行愿品》(第39卷)之译本。[⑤]

《阿含经》广泛流行于回鹘社会,相继有不同写刻本的回鹘文《阿含经》残片为人所识。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编号为“北大D012V”及“北大附C01V”回鹘文《中阿含经》残片。张铁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第97~103112认为前者是元代从汉文本直译而来,夹写的汉字只起一种标示作用;后者可比定为元代从汉文本节译而成,属于不同的本子。这些残片在内容上互不相同,正可弥补所缺。同年,张铁山又撰《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128~131),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为B52(甲):18的一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进行拉丁字母转写、翻译和注释。越二年,张铁山再撰《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第11~17),进一步指出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所藏回鹘文《中阿含经》均节译自汉文,但三叶属不同本子,成书年代在1314世纪。另外,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北大附C57和“北大附C57V”一叶两面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亦是摘取汉文原文的部分词句直译而成的,张铁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08~112)认为其应抄写于元代,可能是当时回鹘僧在阅读汉文佛经时所写“读书笔记”,抑或是回鹘僧人讲演汉文佛经所写“提纲”。而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的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的翻译年代亦为元代之物,有卷子式和贝叶式两种形式(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几件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页也译自汉文佛经,译于1013世纪(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第36~46《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第59~67)。外,莫高窟北区B157出土的二叶回鹘文《阿含经》残片也于新近得到甄别、研究(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B157窟新发见ウイグル〈阿含经〉断片二件》,《西南アジア研究》第74号,2011年,第58~67)。出土于B125窟的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带有明显的晚期回鹘文特点,可推断为宋元时期遗墨,系摘取汉文部分词句直译而成(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6~21)。

这里不能不提到回鹘文《金光明经》,现知有写本与刻本多见,其中以俄国马洛夫(S. E. Malov)于1910年在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本子最为重要,存398叶,是篇幅最大的回鹘文文献之一,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成果丰硕。及至新世纪,人们对此文献的研究热情仍然持续不衰。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和阿不利木·克尤木合作合撰《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六品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维文)2001年第1期,第15~37)、《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五品之二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维文)2001年第2期,第1~43),研究了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卷第十五品和十六品。张铁山《汉文—回鹘文〈金光明经·舍身饲虎〉校勘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63~67则研究了回鹘文《金光明经》中的舍身饲虎,以之与汉文本进行对勘,通过译文与底本异同的比较,以探讨回鹘文本的翻译技巧。陈明《回鹘文〈金光明经〉中偈语的翻译特色初探——以第十卷二十六品〈舍身品〉为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56~58)通过《金光明经》中的偈语来探讨回鹘文本的翻译技巧问题。木沙江·艾力《回鹘文〈金光明经〉词汇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研究了《金光明经》中的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汉语、希腊语、粟特语、梵语、藏语、波斯语、吐火罗语词汇。

此外,研究回鹘文佛教经典的论文尚有很多,兹不能一一备列。

 

二、东土撰述回鹘文译本研究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献中,除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文献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回鹘佛教东土撰述。新世纪初,这些珍贵文献亦成为了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如前文所述,目前所见回鹘文佛教文献,主要集中出土于敦煌、吐鲁番两地。特别是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Abdurishid Yakup对这批文献——包括大乘佛经、汉文疑伪经的回鹘文译文、佛僧传、注疏性佛典残片、密宗文献、回鹘人自创的佛教诗歌和咒语及其它佛教内容文献——进行了整理(Abdurishid Yakup, On the Newly Unearthed Uygur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Indien und Zentralasien Sprach- und Kulturkontakt, Wiesbaden 2003, pp. 259-276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概述》,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85~502)。同时他还对包括《上师赞》残页、《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片等在内的九件残片进行了研究(Abdurishid Yakup, Uig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stschrif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Kyoto 2006, pp. 1-41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9~477)。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页分属四件,与拉德洛夫(W. Radloff)刊本相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藏文本或译者精通藏文,又经过了回鹘人的再创作,成书时间大致在1314世纪(张铁山《敦煌出土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第64~68)。近期,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柏孜克里克出土回鹘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印本残片研究》(束迪生、李肖、那仁高娃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107~117)还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的3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残片进行了研究。《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虽为疑伪经,但为回鹘中流传最广的经典,在吐鲁番也多有发现,近由张铁山进行了研究(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三件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叶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26~33)。

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佛教文献对研究敦煌古代民族,其中包括回鹘历史、宗教、文化等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残片,很多都译来自中土佛教僧徒的撰述(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52~357页;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94~99如出土于B128窟的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页带有元代回鹘文献常见的sztd的替换使用的现象,翻译年代亦可推定为元代(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8年第1期,第51~57)。近期,张铁山《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两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07~113)又对1980年于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两件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编号依次为80BTI:532a/532b80BTI:545a/545b)进行了研究,确认两件残叶均出自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卷八,翻译底本为汉文本。

出自莫高窟464窟的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页(编号为464:121)之印本序跋提供的信息比汉文部分更详细,暗示了另有一种通俗原典的可能性(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页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5~58)。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写本残叶也于近期得到研究(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柏孜克里克出土〈梁朝傅大师颂金刚经〉回鹘文写本残叶研究》,张定京、穆赫塔尔阿比巴克主编《突厥语文学与哈萨克语言文学——耿世民教授诞辰8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现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译本所依汉文原文至少有两种,一种只有颂文;另一种有偈颂穿插于《金刚经》经文中,前者形成时间早于后者(王菲《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独特片段》,《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8~131页;王菲《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版本及语言翻译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92~96)。除了《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外,属于般若文献的还有另外八个回鹘文佛典,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心经》、诗歌体《大般若波罗蜜经》、《八千般若波罗蜜经》、《说心经》、《观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注解》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传》(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版本、原典及其重构》,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3~609)。

在上述回鹘文佛籍之外,莫高窟北区B59窟所出一回鹘文残页被确定为中土某位高僧的传记(Abdurishid Yakup, On the Newly Unearthed Uygur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Indien und Zentralasien Sprach-und Kulturkontakt. Wiesbaden 2003, pp. 264-268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概述》,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493~497)。张铁山《莫高窟北区出土两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79~86)认为其内容当来自《佛祖历代通载》,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页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45~148)则根据该残片在体裁、形式等方面确与《佛祖历代通载》非常接近,但并非一一对应,而更像是在原文基础上的再创造。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指出,回鹘文信札B59:68的书写者虽可能是佛教徒,但从信札的内容来看,它属于地方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当作佛经有所不妥(Abdurishid Yakup, On a Newly Unearthed Uygur Letter from Dunhuang.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Simone-Christiane Rashmann, Jens Wilkens, Marianne Yaldiz, Peter Zieme (ed.),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2004, pp. 398-40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新出土回鹘文信札残片考释》,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478~484)。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据称来自敦煌,字体属中粗行书体,不同于莫高窟464窟所出元代较流行的细而草的书体,似为宋代遗物,有可能出自藏经洞(Peter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2000年,第22~36)。

回鹘文《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写本系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市西交河故城发现的,文献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编号为T II Y 22U 3107该写本的出现应与回鹘人对《金刚经》的崇拜观念息息相关,是佛教文化影响回鹘民间文学的一个例证(杨富学《回鹘文〈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56~61页;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12~219)。嗣后,洪勇明《回鹘文〈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第139~143对该文献再作研究,认为该文献译成于12世纪下半叶,译者为僧古萨里(即胜光法师),底本为《〈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苟书生》和《金刚经感应传·居士》。此说颇有可供商榷之处。诚如邵颖涛所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感应传·荀氏》完成于南宋末期,晚于12世纪下半叶,则二者无关明矣邵颖涛《回鹘文〈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72~76近期,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回鹘文般若文献(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II, Turnhout, 2010, pp. 217-222该文献进行了更为透彻的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吉祥胜乐轮》)来自藏传佛教,王红梅、杨富学《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前十页译释》(《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0~158)合力对其前十页进行了译释。继之,又携手撰《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所见十六金刚天女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第74~79)对该文献中的6页予以译释,指出其内容描述的是观想十六位金刚天女之藏密修持法。这些供养天女可见于坛城之中,应是随着坛城供养法同时传入西藏的。这部重要的藏密经典无汉文本,惟有藏文本流传,对探讨藏密艺术、回鹘佛教文化及回鹘—吐蕃的宗教文化关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沈卫荣、李婵娜《“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资料考述》(沈卫荣主编《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第499~564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指出上文所言“十六位金刚天女”,其实是“至今人们仍不知其源流和真是面目的‘十六天魔舞’”。他们以丰富的汉文、藏文文献,论证了“十六天魔”的来龙去脉,颇有见地。吐鲁番出土的属于《兔王本生》的三件回鹘文写本,尽管原本应来自印度,但所记故事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最为接近,说明《大唐西域记》有可能曾被译入回鹘文,至少是回鹘文《兔王本生》的编译者曾参考过玄奘的记载。有意思的是,《大唐西域记》有“异类相悦”之载,但没有具体内容,这一缺环正好在回鹘文本中可得到弥补(杨富学《回鹘文〈兔王本生〉及相关问题研究》,《宗教学研究》2006 年第3期,第64~71页)。此说为学界所接受,任平山《兔本生——兼谈西藏大昭寺、夏鲁寺和新疆石窟中的相关作品》(《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第57~65页)进一步认定,回鹘文本《兔王本生》可以被看做是《大唐西域记》所载故事的亚本。

俄国藏有回鹘文玄奘传一叶,马小玲《俄藏回鹘文玄奘传一叶释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49~53页)以回鹘文《玄奘传》第五卷的残叶为蓝本,对其进行转写翻译和注释,同时根据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五卷“起尼乾古国终至帝城之西漕”的内容比对回鹘译文,并对其中史地资料进行诠释,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玄奘传》及玄奘本人的认知。此外,洪勇明针对《玄奘传》第十卷的文字进行了专题研究,撰成《回鹘文〈玄奘传〉第十章七叶释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40~148)一文。遗憾的是,对其译者ŠYNKQW S’LY Tutung,仍采用以前的音译,称作“僧古萨里”。其实,匈牙利学者哈蔡(Georg Hazai)早在1975年便于德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刻本文献的页码标注处多次标出汉文“胜光法师”字样,而在第102行又出现用回鹘语拼写的šengko šäli tutung,二者显然是想通的。[] 庶几已成为学界通识,不应再维持“僧古萨里”之旧译。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共计十卷,古今通用“卷”表示,其意甚明,似乎没必要再改为“章”字,致生歧义。还有,文献内容早已由俄国学者吐谷舍娃(Л. Ю. Тугушева释读刊布,[] 洪文显系该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似不应冠以“释读”二字,以免引起误解。这些虽均为细节问题,科学起见,还是谨慎为好。

对于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说心性经(xin (köngül) tözin oqïdtači nom bitig)》的性质,近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如阿里木·玉苏甫分别撰《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考》(《民族语文》2010年第1期,第59~64)和《论回鹘文〈说心性经〉来源》(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6)予以探讨,指出这是一部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接着,他又与帕提古力·麦麦提合撰《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中的夹写汉字现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05~112),指出该文献中有一种跟其他回鹘佛教写本不同的内容,即出现有先写回鹘文,后夹写汉字的特殊情况,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该文献是回鹘文原著。然在笔者看来,其实未必如此,正如澳大利亚佛学专家谢德琼J. W. De Jong)所指出的那样,该文献很可能译自某部汉文禅宗文献。[] 笔者经过比对,似乎与《达摩大师观心论》内容较为接近,尚待仔细研究。

 

三、回鹘佛教历史及其与周边关系研究

 

新世纪初的十年来,回鹘佛教史研究愈发生机勃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不少著作对回鹘佛教进行系统论述,如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回鹘佛教》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71~396)在系统论述佛教于回鹘社会中之兴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对前贤尚未予以重视的回鹘佛教宗派、信仰及回鹘与周边民族(如汉、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佛教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李进新在《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一书中亦涉及回鹘佛教史研究。对于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回鹘语佛教写本和印本残件,牛汝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撰成《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和《敦煌吐鲁番回鹘佛教文献与回鹘语大藏经》(《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56~65)等,对已经整理刊布过的90余种回鹘佛教文献进行了分类并给出佛教文献名称及其对应的梵文或回鹘语形式,从回鹘语佛教的来源、回鹘语佛教文献的形式、回鹘语佛典的结构体系和形成过程等方面探讨了回鹘语大藏经存在的客观性及其提法的科学依据。王丁《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西域出土印本汉文佛典研究》(束迪生、李肖、那仁高娃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第160~190依据德国、日本、俄国收藏的吐鲁番本《开宝藏》残片,指出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宋廷向龟兹颁赐经藏,有可能就是《开宝藏》西传吐鲁番盆地的背景。除了回鹘文文献外,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及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等洞窟蕴含着丰富的回鹘文题记,这些题记一般不见于史书记载,为我们研究宋元时代敦煌、河西乃至丝绸之路地区的回鹘佛教及其衰落颇具价值(杨富学《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及其价值》,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2卷,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11~119)。牛汝极对榆林窟第12窟所存10余则回鹘文题记和第192836窟各1则回鹘文题记进行了标音、转写、考证和译释(牛汝极《敦煌榆林窟佛教徒回鹘文题记》,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第351~380页;牛汝极《敦煌榆林千佛洞第12窟回鹘文题记》,《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0~129)。这些题记对回鹘语言、回鹘佛教和民族间的多元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尤其是该窟有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Buyan-Qulï)的朝山题记,写于吉祥的龙年,即至正十二年(1352年),这是敦煌石窟回鹘文题记中年代最为明确者之一,可为敦煌石窟回鹘文题记的研究提供一个年代坐标;威武西宁王不用蒙古语文而用回鹘语文书写题记,体现了元代蒙古贵族的回鹘化(杨富学《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晓克、何天明、云广主编《朔方论丛》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103页)。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记中,发现了多处明清年号,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最晚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这些说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止,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集团仍然存在着(牛汝极《敦煌榆林窟佛教徒回鹘文题记》,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第351~380页;牛汝极《敦煌榆林千佛洞第12窟回鹘文题记》,《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0~129)。通过这些题记,加上文殊沟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1~6)。文殊山石窟开凿于北魏,至元代已破败不堪,驻守于这里的蒙古豳王家族遂在回鹘等当地诸族的支持下,开始对文殊山石窟进行了重新修复,至今尚存的用汉文、回鹘文合璧镌刻的《有元重修文殊山碑》记录了这一史实,有关研究见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253~264)及张宝玺《喃答失太子〈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再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3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1~210)。不惟文殊山,有元一代对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修复。为了抵御伊斯兰教的大举东进,豳王家族在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冀以达到守疆固边之目的(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37)。于是乎,河西地区的佛教与石窟营建在豳王家族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今莫高窟现存的10余个元代洞窟和榆林窟现存的6个元代洞窟,差不多都是在蒙古豳王家族统治时期营建的(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第84~97)。而豳王家族之兴佛造窟活动,又与河西当地民族,如汉、回鹘、吐蕃、西夏等息息相关,尤其是回鹘,与蒙古豳王家族直接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河西诸地发现的多体文字(梵、汉、藏、回鹘、西夏、八思巴)六字真言,就是对豳王家族统治区内多民族融合现象的真实反映(杨富学《河西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私臆》,《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第89~97)。河西西部地区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长期保持的非常密切的文化关系,水乳交融,又为回鹘与蒙古人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这些对裕固族的最终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提交“裕固族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张掖,2012722-25)。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大量佛教发愿文,体现出了回鹘大乘佛教思想,从其内容形式看,发愿文较多的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杨富学《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愿文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49~54)。吐鲁番新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的汉文《造佛塔记》说明,随着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中原佛教之礼仪制度、僧官制度及汉文化传统等,也被西域回鹘统治者全盘继承。多为学者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如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初探》(《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47~182);陈国灿、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对一件西州回鹘时期汉文造佛塔记的研究》(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4~565);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2~190)。《造佛塔记》所体现出的功德思想,可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以及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相印证。杨富学、邓浩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兼论回鹘佛教之功德思想》(《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58~172)曾以吐鲁番所见回鹘文《七星经》为例探讨回鹘人的功德思想,可喜的是,近期青年研究人员牟成娟投入更大精力,对回鹘佛教徒功德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从善恶说、利益说、美德说和人生观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回鹘功德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揭橥回鹘功德思想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点,有助于促进回鹘佛教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IB4672的回鹘文木杵文书,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研究成果颇丰。近期,李树辉《吐鲁番出土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研究》(《吐鲁番学院研究》2009年第1期,第35~58认为该文献撰写于唐贞元八年(792年)九月二十四日,是在崇徽公主与牟羽可汗所生之女“博学者、特勤、思力君王、公主阁下”及其丈夫“骨禄·伊难支·沙州将军”捐资修建寺庙的开工仪式上被夯入地内的。文书表明,其时入住高昌的回鹘统治集团中的多数已是虔诚的佛教徒,而其最高首领颉于·骨咄禄仍是摩尼教徒。这一观点似乎难以成立,因为自763年始,漠北回鹘汗国是以摩尼教为国教的,汗国境内尚无佛教流行。尤有进者,792年时,回鹘势力尚未在西域扎根,当时仅有部分回鹘军队驻扎西域,与吐蕃争夺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与伊州(今新疆哈密)等地,吐鲁番更不在回鹘控制之下,既缺乏建立佛寺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建寺条件。

回鹘佛教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与周边民族(如汉、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回鹘与周边民族的佛教关系研究是新世纪回鹘佛教研究的一大亮点。

漠北回鹘汗国倾覆后,回鹘部族西迁,一支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投吐蕃”的一支,以后成为甘州回鹘,住居于河西地区。而河西回鹘宗教信仰则经历了在漠北以摩尼教为国教,移居河西前期佛教、摩尼教及其他宗教并存,以后发展到佛教信仰占主导地位的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杨富学《甘州回鹘宗教信仰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6~113)。在沟通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沙州归义军、金山国政权的关系方面,佛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周边国家、地区、民族间的宗教与文化交流(赵学东、杨富学《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第38~43)。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看,吐蕃与回鹘的历史文化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之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18~24)。受吐蕃影响,河西回鹘宗教信仰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汉传佛教向藏传佛教过渡。另外回鹘佛教在向北方诸族,如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传播的过程中,亦程度不同地对其佛教产生了影响(杨富学《回鹘佛教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论考》,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第2期,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18~430)。王红梅、杨富学《回鹘文密藏经典所见“七宝”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63~73)对吐鲁番出土的藏密佛教经典《吉祥胜乐轮》进行译释的基础上,亦对仅见于该经典的“七宝”问题进行了考证。

《西夏文大藏经》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在其翻译、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的过程中,回鹘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不惟如此,回鹘与契丹也存在着密切的佛教关系(杨富学《回鹘文化影响契丹的点点滴滴》,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2~423。继之,苏鲁格《回鹘佛教对蒙古族的影响》(《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3期,第28~31)通过对现存蒙译佛经部分经卷的诸佛名号、佛教术语的翻译及蒙译规范与后来从藏文《大藏经》蒙译的分析研究,推测早在13世纪之前蒙古民间就有人通过回鹘的媒介接纳了佛教。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鹘僧人一直在蒙古宫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元代是回鹘佛教之极盛期,大批佛教僧徒入居内地,活动频繁,影响巨大,有的进入蒙古宫廷,有的僻居江南深山荒野,修禅悟道,修习天台学说。其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元代佛教史和回鹘佛教史的基本内容(杨富学《元代内地畏兀儿僧徒佛事活动辑考》,《普门学报》第19期,高雄,2004年,第161~183页;陈高华《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3~52)。王红梅《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72~177)对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的历史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必兰纳识理通晓畏兀儿、蒙古、汉语、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用蒙古语翻译了七部佛经,对元朝佛教文化的承传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入仕三十多年,历经元朝中期的六位皇帝,被元廷尊三藏国师在佛教界声名显赫,对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及佛经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鹘佛教与其它宗教,如摩尼教、景教,以及中原佛教的一些宗派(如禅宗、天台宗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从历史记载看,回鹘佛教与摩尼教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早期的回鹘佛教对摩尼教多有吸收,明显地表现在回鹘佛经中及早期回鹘语佛典常带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同时,回鹘摩尼教的大量术语、套语都借自回鹘佛教,甚至佛教的思想也被摩尼教直接吸收。今天所知的回鹘摩尼教艺术品明显受到了佛教艺术形式的影响(杨富学《论回鹘佛教与摩尼教的激荡》,《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0~124)。

回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原汉传佛教的影响。回鹘文佛经大多转译自汉文,另有一部分译自藏文,仅有极少数译自梵文或吐火罗文;回鹘之佛教术语多取自汉语,而非梵语;回鹘佛教文献的语言也深受汉语的影响。回鹘佛教实际上可视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高士荣、杨富学《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第71~76页;杨富学《论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束迪生、李肖、那仁高娃主编《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第191~208)。在为数众多的回鹘文佛典中,仅有一少部分译自梵文、龟兹文、焉耆文或藏文,绝大多数则译自汉文,汉传佛教对回鹘佛教的影响力不容低估。回鹘佛教艺术多取法汉风,其佛教观念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回鹘之佛教术语多取自汉语,而非梵语或藏语;回鹘佛教文献语言的语法也深受汉语的影响。而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的盛行、禅宗与天台宗在回鹘中的流播,以及中土僧传与灵应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等均阐明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多重影响(杨富学《综论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甘肃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52~67;杨富学《汉传佛教影响回鹘三证》,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第3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82~393)。中原地区十分盛行的禅宗,在回鹘社会中亦有流布。元人文集和佛教典籍中对回鹘禅宗有所记载,元代江浙一带有不少回鹘僧侣和信徒修习禅宗,其中以修习临济宗者居多,师从元代著名临济宗师明本和惟则等(杨富学《回鹘与禅宗》,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8)。禅宗所奉行的《圆觉经》在回鹘中也有流传(荣新江《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记念论集刊行会编《禅学研究の诸相——田中良昭博士古稀记念论集》,东京:大东出版社,2003,第59~68)。当然,这里强调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1980年于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一件梵文-回鹘文双语文书,就反映了印度佛教对回鹘的深刻影响([]迪特尔·毛艾、牛汝极《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出土一件梵文—回鹘文双语文献研究》,《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126)。回鹘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更为密切,自9世纪中叶始即与藏传佛教有了大规模的接触,蒙元时代,藏传佛教盛行,回鹘中出现了大量的修习藏传佛教的喇嘛僧。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有相当多的藏文佛教经典曾被译为回鹘文,说明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从总体上说,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还远远比不上汉传佛教(杨富学《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西藏研究》2005年特刊,第60~63)。近期,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西段的大桃儿沟和小桃儿沟石窟进行考察,依据石窟形制及题材内容、风格等判断,二者的兴建年代都应为宋元时代,尤其是大桃儿沟第9窟内所见八十四大成就者,更是藏传佛教对西域回鹘佛教产生影响的确证(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大桃儿沟石窟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7页;《吐鲁番小桃儿沟石窟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8~29)。

随着佛教在回鹘社会中的传播,在回鹘信众中形成了各种信仰,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五台山与文殊信仰等,学者们以此为立足点,开展了对回鹘佛教的细致研究。

弥勒信仰在回鹘中流行时间长、传播广、影响大,可以说是回鹘佛教的一大特色。由于受这种信仰的影响,回鹘人在翻译佛经时,往往会有意地在文末加上一些弥勒崇拜的内容,有时还特地选译一些与弥勒崇拜有关的高僧传记,有意地强调并扩充玄奘法师对弥勒崇拜的内容(杨富学《回鹘弥勒信仰考》,《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台北,2000年,第21~32)。正是由于回鹘人对弥勒净土的崇拜,《玄奘传》才被全文译为回鹘文,并比原文大有扩充(杨富学《回鹘文〈玄奘传〉》及其相关问题》,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8~115)。北京居庸关云台回鹘文《建塔功德记》偈语所见uday一词,从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看,应指文殊菩萨道场——山西五台山,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也实证了文殊信仰在回鹘中的流行(杨富学《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所见 uday 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0~42转第126)。回鹘中流行的观音,既有显宗的,也有密宗的,既有汉传佛教的影响,也有藏传佛教的影响,同时又不乏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出回鹘文化的多样性(杨富学《回鹘观音信仰考》,黄绎勋主编《观世音菩萨与现代社会——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文论文集》,台北:法鼓文化,2007年,第253~276)。

 

四、回鹘佛教文化研究

 

佛教对于回鹘社会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宗教世界,它更将其触角深入回鹘文学、艺术、石窟、医学、印刷术等领域,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献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回鹘佛教的影子。学者们以此为切入点,深入研究。

回鹘时期的壁画艺术具有象征性、地域特色,同时在思想信仰上亦出现了整合(徐东良《试谈高昌回鹘艺术的审美特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42~445)。而晚唐、五代、宋、西夏至元时期敦煌、新疆两地的石窟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回鹘供养人图像。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0把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分为四期,其中最后一期在内容或艺术风格上都受到西夏壁画的影响,如柏孜克里克39窟两侧壁圆形云纹内绘制文殊、普贤变,以及各七身供养菩萨行列的出现,一些图案花纹、幔垂、饰物的变化等。其时代大致在公元11世纪到公元12世纪。石窟中的回鹘女供养人的服饰可以分作两类:一类以交叉式翻领右衽长袍加桃形冠为特征;另一类以对襟翻领长袍加桃形冠为特征。此外,在其他汉族供养人的服饰中,也发现了回鹘服饰的影响。[⑩] 而男供养人的服饰亦可分为两类,这两类服装在款式上变化不大,主要区别在其头冠,并可在高昌柏孜克里克石窟找到相似款式(沈雁《敦煌壁画中的回鹘男贵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特刊,第7~9)。回鹘男子以穿袍为主,袍长或至小腿或及地面。而回鹘女子服饰与男子服饰一样,新疆地区图像中所见种类较敦煌多(沈雁《回鹘服饰文化研究》,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8近期,贾应逸、侯世新合撰《莫高窟第409窟与高昌回鹘供养人像比较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11~517对敦煌莫高窟的回鹘壁画,尤其是第409窟的回鹘王供养人像,与高昌回鹘王的供养人像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王及其王妃的供养像与柏孜克里克,甚至北庭西大寺,即西州回鹘(或称高昌回鹘)的供养人像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表明两者并非一个政权,高昌回鹘和沙州回鹘都是各自独立的政权。这一研究,为沙州回鹘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证据。在柏孜克里克石窟以西2公里处的小沟壑内还有另外一座小石窟——伯西哈尔石窟,由佛塔、僧院和5个石窟构成,据贾应逸《伯西哈尔石窟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88~97),应为“10世纪中叶高昌回鹘时期的建筑,而且洞窟小,壁画内容单一,画面内容单一,画面不够精细;再从供养人看,不像柏孜克里克那样多为王室贵族,而应是民间信徒们的供养场所与吐鲁番相比,龟兹地区的回鹘石窟相对稀少,而以库木吐拉石窟最为集中,在现存的112个窟中,约有50多个至今仍保存着壁画及其痕迹。就目前所知的,其中1/4的洞窟是回鹘时期开凿、改建或重绘的,通过对这些石窟的研究,可以看出,史籍记载840年后有一支回鹘人奔安西,并建立了本民族政权,是可信的;龟兹回鹘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发展时期;龟兹回鹘后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一部分,与沙州回鹘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应逸《库木吐拉回鹘窟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96~315)。

五代时期,沙州曹氏归义军祖孙三世与回鹘联姻,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大量穿回鹘服饰的天公主供养画像即与此有关。这些回鹘天公主,因受汉族服饰的影响,其服饰中有汉族的习俗。同时回鹘服饰也影响了汉族服饰,回汉混合装成了敦煌五代时期上层贵族妇女的时尚服饰(谢静《敦煌石窟中回鹘天公主服饰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17)。徐晓丽撰《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2~118页)《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6~428)和《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76~85页)三文,内容相连,但各有侧重,认为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曹议金的回鹘夫人天公主的生平活动与敦煌佛教不是简单的信仰关系,还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关系。近期,田俐力、包铭新、曾昭珑《古代壁画临摹与历史服饰图像解读——关于榆林窟第 16 窟回鹘天公主供养像的案例分析》(《东华大学学报》20101期,第15~21)以榆林窟第16窟中回鹘天公主供养像为例,将张大千、段文杰两位先生对其的临摹图与原图出版物进行比较分析;并绘制线描图来讨论图像分析与服饰理解的紧密关系。说明临摹应是在对图像的深入解读基础上进行的,临摹者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图像理解不同,呈现出的临摹图也各异。临摹图是服饰研究者进行服饰复原研究的重要图像资料。而谢静《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及其与谢生保合撰《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第80~87)则针对国内大多数服饰论著和论文中都把沙州回鹘供养人服饰当作西夏供养人服饰研究的状况,探讨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沙州回鹘政权建立、沙州回鹘与高昌回鹘供养人服饰的对比、西夏服饰与回鹘服饰的对比等问题,进一步阐明了沙州回鹘和西夏供养人服饰的区别,对今后的研究不无裨益。陈爱峰《高昌回鹘与西夏佛教艺术关系考》(《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第50~62)及其与杨富学合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第178~196)指出西夏与高昌回鹘佛教艺术之间存在着关联,虽缺乏直接证据,但从双头佛瑞像与供养菩萨行列、西夏石窟中的龟兹式中心柱窟等因素等,还是足以证成此说的。

栾睿《北庭西大寺所反映的高昌回鹘佛教特征》(《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第54~59)通过对北庭西大寺的建筑特点、塑像形式及壁画题材等的分析,指出西大寺所反映的高昌回鹘佛教具有时代性、地区性和民族性特征,并认为这些特征又是佛教传播过程中最富生机的文化内涵。吐鲁番胜金乡的奇康湖石窟现存洞窟10个,其中保存壁画的有6个,勒柯克指认其为7世纪的作品,[] 但侯世新《奇康湖石窟初探》(《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82~88)认为,其中的3号窟、4号窟应属高昌回鹘时期。

回鹘是一个以善于兼容外来文明而著称的民族,不论其宗教信仰还是文学创作,都深受外来文明的影响。他们先后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差不多涵盖了古代亚欧大陆曾经流行过的所有国际性宗教。这些宗教的流行,对古代回鹘文学影响甚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为数众多而丰富的古代回鹘文宗教经典与文学作品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杨富学《回鹘宗教文学稽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16~123)。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于中原地区形成的以变文、讲经文讲唱为代表的讲唱文学在高昌回鹘王国中亦有一定范围的传播。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变文讲唱的痕迹(杨富学《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普门学报》2005年第1期,第233~250)。杨富学《回鹘文佛教譬喻故事及其特色——以回鹘文〈折吒王的故事〉为例》(《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90~106)以回鹘文《折叱王的故事》为例,阐释回鹘对佛教譬喻故事的受容与改造问题,指出尽管其原本只是《无明罗刹经》中穿插的一则譬喻故事,旨在宣扬佛教义理,但在回鹘编译者眼中,更受重视其中所蕴涵的多姿多彩的文学特性,因此回鹘文《折叱王的故事》基本上可以归入佛教文学作品之列,堪称古代回鹘文学史上的奇葩。《佛陀传》是又一广为流传的印度佛传故事,有多种译本,如回鹘文本、汉文本、藏文本等。杨富学《回鹘文佛传故事研究——以Mainz131 (TIIY37)〈佛陀传〉为中心》(《中华佛学研究》第10期,台北,2006年,第239~253)指出,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Mainz 131 (T II Y 37)《佛陀传》并非某一佛典的译本,应系参考众多文献而改编的本子,文献依据虽主要来自汉文本,但不能排除参考藏文佛典或其它文本的可能性。回鹘人在接受印度佛传故事时,常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兴趣对佛典进行取舍与改编,甚至还有创作。回鹘文《陶师本生》很可能是根据多种汉文本改编而成,突出特点在于内容简单明了,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使故事本身完全失去了佛教本生故事的说教性质,成了十足的文学作品。有关研究见杨富学《回鹘文〈陶师本生〉及其特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66~70)。而从历史意义上讲,《因萨蒂经》能使我们了解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了解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古代维吾尔人的多元宗教文化、宗教哲学思想、语言以及接受伊斯兰教前夕和伊斯兰教进入时期的宗教斗争(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献〈因萨蒂经〉浅探》,《新疆社科论坛》2008年第6期,第87~8884)。敦煌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之行间,甚至有加写的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53:14),这是回鹘人把叙利亚文文献用来当作书写材料来使用的物证。[] 20世纪90年代中叶,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的两件回鹘文写本(编号北大 D 154v和北大 C29V)得到刊布(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0316),近期经研究,知为两首赞美察合台系后裔、蒙古豳王家族支系——敦煌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蒙古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464窟可能性最大。

回鹘佛教文化深受印度、吐火罗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著《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民族出版社,2007)。该书对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进行了系统探讨,是全面探讨印度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关系的第一部论著(李小荣《回鹘佛教文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读杨富学著〈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3~126)。回鹘佛教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佛本生故事。因以残片居多,译释困难,故长期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应有的关注。杨富学《印度佛本生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与影响》(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3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474~488)、《回鹘印度历史文化关系研究》(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2~108)二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整理,认为来自印度的佛本生故事1014世纪间在被译为回鹘文时在内容上做了重新改编,它对古往今来的回鹘-维吾尔民间文学曾有深刻影响。《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在古代回鹘人中有所传播,吐鲁番有相关内容的回鹘文写本出土,在敦煌出土的回鹘佛教诗集中,对其也有描述。杨富学《从回鹘文〈罗摩衍那〉看佛教对印度史诗的融摄》(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第4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22~431)指出,相对于其他诸本言,回鹘文写本显得故事情节特别简单,充其量只算是一个简略的概要。从其中的梵文借词看,回鹘文《罗摩衍那》不是从梵文本直接翻译或改编过来的,很有可能直接译自吐火罗文本,同时又参考了当时流行的于阗文本或藏文本。回鹘文《罗摩衍那》故事主干虽源自印度英雄史诗,但在被接受的过程中,经过了回鹘人的再创造,与梵文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说明在915世纪间,回鹘佛教徒使其全面的佛教化了。

《狮子和大雁》是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动物故事之一,与印度佛本生故事《慧鸟本生》情节相同,惟有表述方式略有不同。王继平、杨富学《从〈慧鸟本生〉到〈狮子和大雁〉——印度佛本生故事影响维吾尔民间文学之一例》(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90~93)对有关写本进行了考索,指出:尽管在现存的回鹘文佛典残卷中还找不到《慧鸟本生》被译为回鹘文的直接证据,但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为数颇多的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残卷看,印度佛本生故事在维吾尔族中的流传是相当广泛的。《慧鸟本生》即使没有被译为回鹘文,那也肯定以口头方式在维吾尔族中流行过。

不惟本生故事,印度神话《罗摩衍那》在回鹘中也有传播,并未回鹘佛教所摄取现知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罗摩衍那》写本有二件:其一,卷子式残片1叶,面积30×95厘米,编号为Mainz 734bT II Y 47)。正面为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背面卷轴下半部有用草体回鹘文书写的罗摩故事。其二,写本残片1叶,存文字14行,编号为U 1000T III 86-64)。此外,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佛教诗集中,也有与《罗摩衍那》相关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经过古代回鹘佛教信徒的加工改造,一部流传已久的英雄史诗也便转换成活生生的佛本生故事(杨富学《回鹘佛教对印度英雄史诗〈罗摩衍那〉的借用》,王邦维主编《佛教神话研究:文本、图像、传说与历史》,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02~112)。无独有偶,印度神话故事《五卷书(Pañcatantra也曾被回鹘佛教所利用,藉以达到弘传佛法之目的。现知的回鹘文《五卷书》写本今存残片9件,均出自吐鲁番盆地。值得注意的是,U 1802T II S 89 K2)和MIK III 6324T II Y 31)二件写本都书写于纸背,前者正面有一幅菩萨画像,后者正面亦有佛教内容的绘画。尤当注意的是在后者画像之侧还可看到namo but, n[a]mo s[a]ng bo avadanta……(南无佛南无僧南无avadanta……)等文字。其中的avadanta,当为Avadāna之异写,音译“阿波陀那”,意为“譬喻”(杨富学、桂林回鹘文〈五卷书〉残卷译释——兼论〈五卷书〉在回鹘中的传播与影响》《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76~94)。可见,不管是《五卷书》还是《罗摩衍那》,他们之所以能在回鹘中流传,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佛教的影响力。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研究成果颇众,近年仍有不少成果问世。20世纪初,吐鲁番胜金口、木头沟等地均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出土。经葛玛丽(A. von Gabain)研究整理,共有6种写本,两种为胜金口本,二种为木头沟本,另两种不详出土地。另有两件吐鲁番出土残片藏于日本。1959年,哈密又发现更大量的《弥勒会见记》写本。在上述之外,新疆博物馆尚藏有另外二种出自胜金口的写卷,直到近期才正式刊布(迪拉娜·伊斯拉菲尔《新疆博物馆藏胜金口本〈弥勒会见记〉研究》,《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97),堪称一部重要的回鹘文文献,但其题记所谓译自吐火罗语的说法是否切合实际,还有待继续探究。一些回鹘文文献可能以焉耆语为底本,亦有一些可能直接译自龟兹语。吐火罗语对回鹘语言存在着某些影响,即回鹘语直接或间接的借用了吐火罗语,进而使得吐火罗语成为印度梵语和回鹘语之间的媒介语(杨富学《吐火罗与回鹘文化》,《龟兹学研究》第2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93)。另外,耿世民又于2008年将其早年研究成果,即德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品)、《回鹘文一种佛教启示录研究》两书及有关论文译德文为汉文,并增补内容,结集为《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出版。针对该文献中频频出现的“ayaγqa tägimlik”一词,李刚《回鹘文“ayaγqa tägimlik”一词新解——兼谈回鹘佛教信仰礼仪》(《吐鲁番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34~38)认为可能与佛教的某些教义或礼仪等存在一定关系。季羡林先生《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36)把弥勒文献分为《弥勒会见记》和《弥勒受记经》两大系统,前者长而后者短,后者包括在前者之中。前者其实是一部七拼八凑的著作。刘震《百颂体(ŚatakaMaitreyavyākarana“弥勒受记经”概述》(《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169)对梵文本《弥勒受记经》进行了研究,并以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进行比较,可备参考。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中亦有为数众多的佛教徒忏悔文,表明回鹘佛教徒对忏悔是相当重视的,这可以说是回鹘佛教的一个显著特色。《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之回鹘文译本,堪称维吾尔族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盛行于回鹘社会,价值不容忽视(杨富学《回鹘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研究》,《敦煌学》第26辑,台北: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印,2005年,第29~43)。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礼佛文和忏悔文来看,回鹘之礼佛和忏悔是分离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合二为一。回鹘佛教徒忏悔的流行,很可能是受到摩尼教忏悔思想的影响所致(杨富学《回鹘文佛教徒礼忏文研究》,觉醒主编《觉群佛学》2006年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95~414页;《回鹘佛教徒忏悔文及其特色》,刘光华主编《谷苞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0~443)。有时是金光明忏,在回鹘中相当流行(杨富学《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251)。

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献中有大量佛经印本,反映了回鹘印刷业之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如莫高窟北区相继发现的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就表明,莫高窟北区曾有过印经活动,译经场可能在第464窟或附近,而北区出土的部分活字版回鹘文献很可能是在北区印刷的(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54~159)。印刷地很可能就在464窟。该窟原为北凉禅窟,在元末由回鹘人改造为礼佛窟,其举得到了蒙古豳王出伯家族成员——西宁王速来蛮家族的支持(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8)。甬道南北二壁现存回鹘文榜题三方,系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卷4有关十地菩萨内容的摘录,从而可以确定甬道二壁的十尊菩萨为十地菩萨像,这在敦煌壁画中堪称首例。[] 蒙元时代,吐鲁番和河西地区是回鹘佛经印刷的两大中心,此外,杭州和中都—大都(今北京)也都曾印制过回鹘文佛典;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实物,其时可推定12世纪末到14世纪上半叶之间,主要用于印制佛经,对此有多篇论文进行研究,如杨富学《敦煌出土回鹘文木活字及相关问题(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段文杰、茂木雅博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350)、《佛教与回鹘印刷术》(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第5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57~471)及耿世民《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板印刷品》(《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9~122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回鹘文印本文献约有1400件,其中属于大乘佛教经典的有242件、疑伪经164件、小乘经典47件、注释性文献15件、跋文26件、佛画和插图8件、内容未定残片492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回鹘文雕版印刷密宗文献概述》,《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1~14页;孙鹏飞、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回鹘文印刷文献进行图像分析的初步结果:断代和印刷方法的新探索》,吐鲁番学研究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77~286)。这些印本近由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进行了系统的编目与研究。[]

 

五、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

 

对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西方学界鞭先着,尤其是德国,以拥有原始资料之利,刊布了大量文献,涌现出一大批回鹘佛教文献研究专家,最早的如缪勒(F. W. K. Müller)、勒柯克(A. von Le Coq)、邦格(W. Bang)、葛玛丽(A. von Gabain),继之又有茨默(P. Zieme)、罗伯恩(K. Röhrborn)、劳特(J. P. Laut)、热合曼(S. C. Raschmann)等。我国学者阿不都热西·库甫现任德国布兰登堡科学院专职研究员,也研究刊布了不少德国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新文献。此外,欧美、日本还涌现出众多回鹘文研究名家,著名者有俄国的拉德洛夫(W. Radloff)、马洛夫(S. E. Malov)、土谷舍娃(L. Ju. Tugusheva)、日本的羽田亨、山田信夫、小田寿典、梅村坦、森安孝夫、百济康义、庄垣内正弘、松井太、松川节等,法国的哈密顿(J. Hamilton)、英国的克劳逊(G. Clauson)、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土耳其的阿拉特(R. R. Arat)和提肯(S. Tekin)。他们从收集支离破碎的资料入手,整理、释读,筚路篮缕,前赴后继,终于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果,人们对回鹘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说都是以回鹘文献的发现、研究为先导的。职是之故,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翻译与借鉴,对促进国内回鹘佛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早年中国学界对西方回鹘学研究成果的译介数量虽不少,但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方面,对回鹘佛教方面的成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及至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是桂林与杨富学合译的《佛教与回鹘社会》于2007年由民族出版社刊行。该成果为德国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茨默(Peter Zieme)博士推出的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与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原用德语写成,题作《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古回鹘语佛教文献之尾跋与施主(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作为《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论文(Rheinisch-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之第88种刊行(克雷弗,1992年)。大标题虽如此,但主要内容却如副标题所言仅涉及佛教,而且也并不局限于高昌回鹘王国,循名而责其实,简译之为《佛教与回鹘社会》当更为合乎本书之要旨(杨富学《书评:茨默佛教与回鹘社会《华林》第3中华书局2004年,第445~449页)。其次,杨富学近期翻译出版的《回鹘学译文集》,其中有多篇论文即关乎回鹘佛教,如梅村坦Umemura Hiroshi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回鹘文写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回鹘文木简》;茨默《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吐谷舍娃Л. Ю. Тугушева《新疆探察及早期中古突厥语写本的发现》;百济康义Kudara Kōgi《〈栴檀瑞像传入中国记〉的回鹘语与藏语译文》;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松川节Matsukawa Takashi《蒙古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残存的回鹘语因素》;克林凯特(Hans -J. Klimkeit)《中亚突厥之佛教》、《丝路地区的供养人——俗人对佛教的敬奉》;孟格斯Karl H. Menges《论中亚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之关系——评〈丝绸之路上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之碰撞〉》等文。该《译文集》的续编也正在编印之中,不久将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收文20余篇,出自众人之手,与佛教有关者有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玄奘与弥勒》、《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古代印本》;茨默著,杨富学、侯明明译回鹘医学与回鹘文本〈医理精华〉考释》葛雾莲Marilyn Gridley著,杨富学译榆林窟回鹘画像及回鹘萧氏对辽朝佛教艺术的影响》;松井太(Dai Matsui)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族与回鹘藏传佛教徒——再论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泼奇奥T. Porció著,张海娟译《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翻译技巧》;克林凯特著,陈瑞莲、杨富学译《耶稣涅槃——中亚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克林凯特著,叶佳敏、陈瑞莲译《中古中亚之基督教、佛教和摩尼教》等。

此外,德国几位学者对柏孜克里克石窟1980年所出回鹘文《玄奘传》、三件《金光明经》和《慈悲道场忏法》的研究等文,也都被已成汉文发表,嘉惠学林,比较重要的有茨默撰,王丁译《柏孜克里克出土的〈玄奘传〉回鹘语译本新残片》(《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2~144)、孜莫娜—克里斯特亚娜—拉施曼(S. Ch. Raschmann)著,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译《柏孜克里克新出三件回鹘文〈金光明经〉残片》(《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9~150)、颜思·威尔金斯(Jens Wilkens)《吐鲁番博物馆藏回鹘语〈慈悲道场忏法〉两残页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54~62由德国学者柯克(A. von Le Coq)和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撰,由巫新华汉译的《新疆佛教艺术》(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对回鹘佛教研究也是尤当注意者,不可忽视。

 

六、问题与展望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在21世纪初的13年间,国内对回鹘佛教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突破了过往对回鹘佛教的关注主要局限于文献解读之狭小范围,而是在历史、文化、考古、艺术、民族关系等方面全面开花,尤其在佛教史领域,进步很快,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此前一个多世纪的总和,引人注目。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当前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吾人固知,我国回鹘佛教研究起步较晚,后又历经文革浩劫,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恢复。同时,亦因大量回鹘文文献流失海外及研究人才的相对匮乏,这些都直接制约着我国回鹘佛教研究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国内回鹘学研究需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加快原始资料的搜集工作。大量回鹘文文献资料流失海外,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回鹘佛教研究资料匮乏的现实。原始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根基,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作后盾,学术研究很难求新求突破。因此加强回鹘文文献的搜集工作,是我国回鹘研究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我们收集这些流失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可以利用复印、录像、微缩照相等技术,将分散各地的回鹘文文献搜集回国。

第二,加强文献的整理工作。在拥有大量回鹘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加强文献的整理,是回鹘佛教研究的又一工作重点。出土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数量大,分散各地,且多为残篇断简,因此做好出土文献的整理无疑会极大地推动回鹘佛教研究的发展。近期,考古工作人员对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书残片,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粟特文、藏文和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其中主要是佛教文献,亟待整理。此外,近期对吐鲁番胜金口千佛洞的考古挖掘,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汉文佛经残片和回鹘文文献。

第三,加快回鹘文文献的编目、检索工作。回鹘文文献出土后,被外国探险家纷纷携至回国,分藏各地,对分藏各地回鹘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编目,以利检索。1992年,由朱雷先生主持,有陈国灿、荣新江、冻国栋、杨富学等人参与的《海内外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获准列入国八五规划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作为子项目之一,就是编纂《吐鲁番文书总目》,经过十多年努力,《日本收藏卷》和《欧美收藏卷》得以付梓,杨富学主要负责其中的回鹘文部分。[] 当时的编纂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但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情况不明的文献不少,对研究成果的掌握存在疏漏,尤其是近年最新的研究成果,需要补充。编纂一部更为完善的《海内外回鹘文文献总目》,已经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国内外学者通力合作,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四,加强回鹘佛教史研究。国外学者对回鹘佛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的整理与刊布,如何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西域佛教史,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毋庸讳言,西方回鹘文研究者大多并不精通汉语,而对回鹘佛教史的记载主要体现于汉文史料。将汉文史料与回鹘文佛教文献有机结合,无疑是中国回鹘佛教史研究的一大优势。

第五,注重回鹘研究者的培养与选拔。一门学科,要想有长远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势必会造成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直接影响学科发展。因此,回鹘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理应受到重视。顾名思义,回鹘文文献就是用回鹘文书写、刻印的文献(包括用摩尼文、婆罗米文、吐蕃文、叙利亚文、八思巴文等拼写的回鹘文语文献),具有一定的维吾尔语言功底及佛学知识,是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回鹘佛教研究是一门国际学科,国外的回鹘佛教研究起步早、历史长,发展成熟,成果丰富,今天所知的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都是用德、俄、英、法、日、土耳其等语文刊发的,因此提高研究者的外语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素所景仰的耿世民先生于20121218不幸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哀哉!先生是中国古突厥语文学科的创始人和国际知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家,堪称中国突厥语文学里程碑式人物,开创并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逝世是我国突厥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使本人失去了一位良师,令人痛心,特志此以表达自己深深的怀念之情。

 



[]  关于20世纪回鹘佛教的研究,可参见杨富学《二十世纪中国回鹘佛教研究概述》《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77~186页;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2~162页。

[]  Geng Shimin, Study of the Two Folios of the Uighur Text “Abitaki”,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57, No. 1, 2004, pp. 105-113.耿世民《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3)》,《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1期,第32~36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回鹘文转写全被误印为乱码);耿世民《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4 )》《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4期,第3~6页。

[]  Abdurishid Yakup, Berlin fragments of the Block-printed Uyghur edition of the Buddāvatamsaka-sūtra in fourty volume, Peter Zieme (ed.),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 Turnhout 2008, pp. 435-439.

[]  Kōgi Kudara, Fragments of the Uigur blockprinted version of the Buddhāvatamsaka-sūtra in forty volumes, M. Őlmez / S. -C. Raschmann (eds.),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Istanbul-Berlin, 1992, pp. 119-128.

[]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与回鹘文〈华严经〉》,《西域研究》(待刊)。

[]  文献编号为U 4756 (T M 11)U 4627 (TID 195)U 4758 (TM 13)U 4793 (T M 39),见Georg Hazai, Fragmente eines uigurischen Blockdruck-Falt-buches,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3,1975, S. 91-92; Abdurishid Yakup,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in Old Uyghur (Berliner Turfantexte XXVIII, Turnhout, 2010, pp. 238-250.

[]  Л. Ю. Тугушева,Уйгу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ан-зана, Москва 1991, стр. 160-169, 271-278.

[]  J. W. De Jong, Review to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 Indo-Iranian Journal 25, 1983, p. 226.

[]  牟成娟《回鹘佛教功德思想研究》,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另见牟成娟《回鹘佛教功德思想管窥——以榆林窟回鹘文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第79~83页。

[]  包铭新《敦煌壁画中的回鹘女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特刊),20058月,第1~6页。另参叶尔米拉、台来提·吾布里哈斯木《新疆地区佛教壁画中回鹘供养人服饰概述》,侯世新主编《西域历史文化宝藏探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论文集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9~495页。

[]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London 1928, p. 92.

[]  Abdurishid Yakup, On the Interliner Uighur Poetry in the Newly Unearthed Nestorian Text, Mehmet Ölmez -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ed.),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ür Peter Zieme anlässlich seines 60. Geburtstags, Istanbul-Berlin 2002, pp. 409-417;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敦煌新出叙利亚文文献行间加写的回鹘文头韵诗译释》,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503~510页。

[]  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年,pp. 3-49-10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西宁王速来蛮赞〉新探》,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1~77页。

[]  YANG Fuxue, Three Uighur Inscriptions Quoted from Altun Yaruq i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464, Presented to “Şingko Şeli Tutung Anısına Uluslararası Eski Uygurca Araştırmaları Çalıştayı” adıyla 4-6 Haziran 2011 tarihlerinde Ankara.

[]  Abdurishid Yakup-M.Knüppel,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1: Die Uigurische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ummlung. Teil 1: Tantrische Texte, Stuttgart 2007; Abdurishid Yakup,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2: Die Uigurische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ummlung. Teil 2: Apokryp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ungen, Magische Texte, Kommentare und Kolophone, Stuttgart 2008;Abdurishid Yakup,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15: Die Uigurische Blockdrucke der Berliner Turfansummlung. Teil 3: Stabreimdichtungen, Kalenderstücke, Bilder, Unbesitimumte Fragmente und Nachträge, Stuttgart 2009.

[]  有关内容见陈国灿、刘安志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3-05-28 21:51:58
    
责任编辑:杨宝玉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