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研读丛札

                     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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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在考察原卷的基础上,搜集相关资料,对日本东京御茶之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所藏敦煌文献进行了著录和考证。从文献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揭示了这些写本的书写形态、内容及学术价值,为散藏敦煌文献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和看法。
 
    关键词:御茶之水图书馆;敦煌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G25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3-0043-06
  
    流散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除英、法、俄、德所藏外,藏品较为丰富的当属日本。然而日本的收藏也最为分散,而且不少存于私立机构或个人藏家之手,学界往往难窥其详。中国学者对日本散藏展开调查,始自20世纪50年代饶宗颐先生对藤井有邻馆的考察,此后相继有王三庆、荣新江、施萍婷、陈国灿、马德诸位先生前往寻访,业绩卓著,加之近年来《大谷文书集成》、《禹域墨书集成》的刊布,使得我们对于日本所藏西域出土文献的整体状貌有了大致的了解。不过,仍有一些重要的收藏机构出于种种考虑,至今不曾公开资料。另有一些机构虽然开放阅览,但因为收藏较为零星,尚未引起敦煌学界足够的重视。
  2007年9月,笔者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并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邀请,得以访学东瀛,进行为期两年的“日本所藏博物学汉籍研究”。在从事这项课题研究的同时,趁便对日本和美国散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以及西域史相关日本古抄本做了一些新的调查,陆续撰写了数篇札记,权作业师荣新江教授大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之续貂。
  
     一 背景:德富苏峰与成篑堂
  
    御茶之水图书馆(挡茶の水囡害馆),是日本唯一的一家女性杂志专门图书馆,属于财团法人石川文化事业财团所有,为《主妇の友》(如今依然是销路颇广的日本名牌女性刊物)创刊人石川武美于1947年所设立。图书馆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一般人很难想像敦煌文献会和以“女性、生活、实用”为宗旨的女性杂志图书馆联系在一起。馆藏中有汉籍,是拜读了高田时雄先生的大作才得知的。随后翻检了《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发现收藏甚富,其中不乏珍本秘笈,数件敦煌文书亦赫然在目,于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御茶之水图书馆属私立性质,采取事前预约和收费阅览的制度。调阅每件古籍的费用是2100日元,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无疑索价不菲。据说,这种做法在日本亦属罕见。因此,我事先仔细浏览了整部书目,有备而往。图书馆即将进入年末休馆期,经交涉,管理者体谅我远道而来,递交申请书翌日即获阅览许可。等到终于在馆员导引下踏入善本书阅览室时,发现读者仅我一人。有顷,馆员用一小车推来了我向往已久的古写本。
    小文将要述考之写本,皆属成篑堂旧藏。对于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而言,其流散和递藏的历史,往往对于判定文献的真伪与价值具有特别的意义,而这也是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课题,故先略述其渊源。
    御茶之水图书馆的汉籍收藏主要来源于德富苏峰旧藏。德富苏峰(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号苏峰,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评论家、学者和书法家。明治二十年(1887)创办民友社及《国民之友》杂志,数年后又创办《国民新闻》杂志,长期担任社长和主编,健笔如椽,发表大量时评与杂文,在当时日本思想界和民众中皆颇具影响。名著《近世日本国民史》,曾获得学士院赏。德富苏峰好藏书,自奈良、平安时期写经、宋元版汉籍、名家稿本、寺社文书,直至明治维新以后的西文书刊,无不倾注心力搜集。40年间聚书10万册,书斋号日“成篑堂”。在苏峰70寿辰之际,民友社曾出版《成篑堂善本书目》。苏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曾积极为日本扩张政策张目。但他一生嗜书如命,藏书印多有“须爱护苏峰嘱”、“天下之公宝须爱护”、“天下之公宝须珍惜爱护苏峰嘱”之类,其爱书、惜书之心殷殷可鉴。苏峰晚年为给藏书寻一归宿,遂将成篑堂珍藏之和汉稀见藏书售于亲交,亦即御茶之水图书馆创始人石川武美,成为图书馆之一大特藏,称为“成篑堂文库”。其他藏书,还有为追远父亲设立的“淇水文库”,现归水俣市立图书馆,晚年座右所置之本现存同志社大学,此外,逗子市德富家追远文库、苏峰记念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也有部分旧藏。
  
    二 考证:写本概观与问题点
  
    德富苏峰旧藏敦煌写本,似不为敦煌学研究者所知,故以往的调查均未及此。撰文之际,翻阅几本日本访书志,发现敦煌学界之外,严绍鋈先生的大作曾提及,惜著录过于简略。今据调查手记,考订如下。
  1、定名: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首题:阙
  首行:尔时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闻与大
  ****:大会皆大欢喜受持佛语作礼而去
  中有品题:囗囗囗囗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
  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物质形态:共4纸。首纸不完,横32.5cm,18行。余纵25.8cm,横50.5cm,行宽1.8cm,每纸28行,每行17字。楮纸,上潢,有乌丝栏,天头、地脚有水渍,天头2.7cm,地脚2.6cm。木质卷轴,两端漆成红色,长27.9cm,似为原有。墨色浓,书品佳。背面为古藏文写经,卷首下方有白色长方形纸片粘贴其上,墨笔写:“唐经破卅九。”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大智度论》卷8残卷,背面为粟特文,卷首下方同样有白色长方形纸片粘贴其上,墨笔写“唐经卅九”。签条的形制、书风及编号方式,均与御茶之水图书馆藏《法华经》如出一辙。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乃守屋孝藏旧藏。如此可见守屋孝藏收集品与成篑堂旧藏敦煌文献可能出自同一来源,其原收藏者曾将这些写本按完好程度,分别予以编号,至少有数十件之多,且不乏双语文献这样的精品。又,守屋收集品的真伪,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藤枝晃先生倾向于绝大多数写本都是赝品。然而,该件文献背面的粟特文很难作伪,因此,其真实性似不容置疑。若然,则整佃守屋收集品的真伪仍有必要重新慎重考察。
  按,《法华经》卷7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不在少数,是否可与其他卷子缀合,目前尚难以断定。不过,这种常见写经的缀合工作,我认为其实意义并不大。值得注意的倒是背面的民族语文文献。编目者云是回鹘文,然未详所据,亦未加定名。笔者曾对回鹘文甚感兴趣,一度萌生学习念头,然缺乏语言天赋,终究放弃。但凭一点浅薄的常识,觉得此文献之字体不类回鹘文,却似藏文。于是请教高田时雄教授,确认此为吐蕃时期藏文佛典,而非回鹘文文献。
  由于敦煌位于丝绸之路欧亚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从而形成了多种语言并存的地域社会。除汉文之外,粟特文、梵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都曾在此流行。由于敦煌经历过六十余年的吐蕃统治时期,在民族语文中,对敦煌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响的首推藏文。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藏文逐渐脱离其民族性,成为河西全域广泛使用的共通语。随着藏文在敦煌社会的渗透,
  不仅官方文书、契约、佛经大量使用藏文,甚至还产生了藏汉双语群体社区,并在汉人中形成了用藏文书写汉文作品的习惯。
  在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兴起的写经事业,无疑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大量的敦煌汉族居民被迫或自愿参加写经事业,从而增加了学习藏文的机会。敦煌汉族居民获得藏语文的使用能力,是和这项事业分不开的。其影响延续到归义军时期,藏文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从写本字体及物质形态分析,正面汉文《法华经》当写于盛唐时期,而背面藏文,大约要晚三个世纪,吐蕃末期的可能性比较大。由此推测这件汉文佛经大概在吐蕃时期已经相当残破,因此被寺院藏经剔除,只是作为废旧纸张,用于抄写藏文佛典,再次加以利用。虽是断纸残卷,对于从整体上理解晚唐五代河西多语言区域文化,仍是有所裨益的。
  2、定名:大般涅盘经集解卷第卅二
  首题:大般涅盘经集解卷弟卅二
  阿闭世王六臣说邪见事
  耆婆慰喻阿阁世王事
  品题:梵行品之弟七
  首行:尔时王舍大城阿阁世王其性弊恶喜行
  第四行:现世王欲乐故父王无辜横加逆害
  尾题:大般涅盘经集解卷弟卅二
  题记:大唐龙翔二年五月廿日
  于玉华吉加寺殿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翻经沙门基受旨意执笔
  物质形态:有包首,题“大般涅盘经集解卷弟卅二”,似原有。包首内里下方小字记“龙朔二年(662)”,当为今人所写。皮纸,轻薄,上潢不均。首纸纵27.6cm,横58cm。有乌丝栏,天头3.5cm,地脚3.9cm。每行16字。行宽2.2cm。有虫蚀。漆木卷轴,或系原有,然外观较新。墨色浓,书品佳。
  按,此件被指定为重要美术品,目录编著者认为是奈良时期携来的唐人写经,其依据大概是题记中的“大唐龙翔二年”。“龙翔”显为“龙朔”之误,若是唐人写经,一般不当有此疏误,而且这是玄奘译经的题记,并非抄写题记,不能作为写本断代之根据。而其纸质、形制及虫蚀等物质形态,皆与敦煌写本有别,而与日本和纸近似。因此,这极有可能是一件据唐本抄录的天平时代写经,非唐人所写,亦非敦煌所出。至于编目者认为有可能是日本人人唐时带去日本纸,书写者仍是唐人,尔后又携持回国的推论,在我看来,似过于牵强。
  秃氏祥佑指出,天平时代的写经大量使用唐土所产的纸,一见之下就与日本国产纸张区分开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以往的古写经研究者所关注的,第一是题记有无,其次是文字的书风,而对于用纸进行仔细研究的很少,而这项研究其实同等重要。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有必要提及的是,日本各大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均藏有大量奈良、平安时期的写经,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中国也有少量日本古写经的收藏,例如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等。上海图书馆所藏,有一部分已附在《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出版,据说还有一些尚未整理。湖北省博物馆藏品,也出版了一册图录,可惜只有卷子首尾照片,没有全部影印。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机构中,也经常有将中国写经与日本写经混同的现象。这些与敦煌写经在年代和书写形态上均十分相近的日本写经,尚未引起敦煌学界足够的重视。敦煌写本学领域,卓然有成的是藤枝晃先生和戴仁先生。此外,王三庆、石蟓晴通、赤尾荣庆等学者亦有所贡献。但是同时在物质形态和文字内容方面,就中日古写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尚不多见。我认为,这一新领域的开拓,不仅有助于佛教史、大藏经史的重新建构,而且可以为东亚写本学、书写文化史和知识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
  从文献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揭示其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性质和功能,是值得我们在今后出土文献研究中予以重视的一个分析方法。在写本时代,知识是如何生产与消费?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如何嬗变?又是如何进入文化场域和日常生活?知识传统如何铸就与变迁?这些都是有待我们深入探索的新领域。
  3、维摩诘经卷中
  首题:维摩诘经不思议品第六
  首行: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作是念斯诸菩萨大
  中有品题: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第七
  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
  ****: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
  尾题:维摩诘经卷中
  物质形态:有包首,乃新制,题“追加第吉号”,下钤阳文篆字朱印“关西崇古会印”。楮纸,上潢,有破损,以淡绿色纸修、补。纸纵21.5cm,横47.2cm,天头3.2cm,地脚3.8cm。字较普通写经略小,行宽1.7cm,每行21字。无轴。首题下依次钤“歙许苞父游陇所得”阳文篆字长方朱印、“葩甫”阳文篆字朱印、“疑盒”阳文篆字朱印各一方。
  按,通过对上述钤印的形制和位置与其他写本比对,可以确定此卷当属许承尧旧藏无疑。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亦作霁塘,号疑盒,又号悔宣、侯盒,晚年别号葩父(甫)、苞叟、苞翁、涤玄叟,安徽歙县人,光绪甲午科举人、甲辰科进士,点人翰林,授庶吉士。1913年,受陕甘筹边使、甘肃将军兼督军张广建之聘,同赴甘肃,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军务厅军务咨议、政务厅长、渭川道尹、甘凉道尹等职。许氏喜收集碑帖、家谱、古籍。游陇八年,所获敦煌、吐鲁番写本颇丰。许氏晚年生活拮据,以至不得不靠出卖字画、藏书维持生计,所集藏之敦煌写本遂逐渐星散。笔者此前曾不遗余力地调查许承尧旧藏,其散藏地计有如下15个公私收藏机构;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书道博物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三井文库、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of Art)等。今日得睹御茶之水图书馆所庋藏此件,可为许氏旧藏之今在再添一处,足慰吾往日之怀。
  早期私人收藏的流散,往往与世界各地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追踪其流散途径、过程和现今所在的相关学术史考察仍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三 余论:来源与真伪
  
     德富苏峰尝撰多篇读书随笔,偶尔会提到得书之经过,但对这几件敦煌文献的来路却未提及。不过,长历五年(1041)《大唐西域记》写本卷中贴有“苏峰用笺”印记的白底红格笺纸,苏峰手书云:“昭和四年(1929)三月十四日,访大谷师二乐庄。午后二点,海般师途径竹苞楼,三百获此卷与《西域记》。贰十金一卷矣。《西域记》一卷,二中大为稀获也。苏峰学人。”这使我们得以了解他获得此书的时间、途径、书价等详情,不仅补充了一些信息,也是饶有兴味的学术史材料。文中大谷师,当然是指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探险队发起人大谷光瑞,二乐庄乃其神户郊外别邸。德富苏峰与大谷光瑞交情非浅,在学问的世界视野和明治时代的立国精神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均持有相近的见解,是相知颇深的友人。
  竹苞楼,即佐佐木竹苞楼,是京都有名的古书肆,创业于宽延元年(1748),至今犹存,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由羽田亨经手分批购入,就是由佐佐木斡旋达成交易的。由此我们不禁猜想,德富苏峰与大谷光瑞及佐佐木均熟络,既然《大唐西域记》经由竹苞楼购得,敦煌文献或同出于竹苞楼,或得自大谷光瑞处。自然,只是猜测而已,出自别途,亦不无可能。
  荣新江教授指出:“敦煌写本的真伪问题,牵涉到我们对于一大批写本是否在研究中加以利用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建立在这样的伪本基础上,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将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如果这些写本是真的敦煌写本的话,把它们误当作伪本而剔除于研究范围,又会极大地伤害敦煌学的正常研究,阻碍敦煌学的发展。”正是由于散藏敦煌文献的真伪考辨,关系到这些写本能否作为真实的资料在学术研究中加以利用,同时也牵涉到收藏机构和学者的声誉,因此是敦煌学圈子内外都非常关切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藤枝晃先生提出质疑以来,已有不少相关论著发表,最近一次富于成果的集中讨论是1997年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举办的敦煌写本伪卷国际学术会议。然而,目前依然是怀疑论盛行,猜测、主观之辞太多,而实质性进展太少,个案的积累仍然远远不够。笔者一直主张,必须从三个方面出发,慎重考察:首先是写本的内容,也就是内证;其次是写本的物质形态,包括纸张的纸质、规格、每页行数和每行字数,纸色、界栏、字体、墨色、书法风格等方面的传统写本学分析,也包括依赖于现代科学对纸墨的原料成分和结构进行技术检测,如纸张纤维结构分析、液体负离子质量光谱分析、纸墨中所含金属元素的分析、原子分析法、碳14检测法等;再次是学术史的考察,特别是写本递藏史和相关学者交往史的研究。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须考虑多方面因素,在无法确证的情形下,只能存疑,不宜妄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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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 《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转自http://www.fjdh.com/wumin/2011/01/081830137749.html

2013-05-21 21:40:50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