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中国古代官文书”举行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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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书运行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古代行政运作的重要手段。从大量出土资料来看,秦汉以后即确立了十分完备的文书制度,“文书行政”空前发达,各级机构之间下行、上行、平行文书的高效运转,确保了政令的畅通和信息的反馈,实现了国家的有效治理,对于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倡建立的一个新学科,目前这一学科发展趋势如何?在10月24—25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中国古代官文书”期间,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进一步明确古文书的定义和分类

  中国古代文书非常发达,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文书研究的成果也甚为丰富,然而始终缺乏一个能够将作为原始文献的古文书与一般编纂的典籍文献区分开来,从而在整体上概括中国古文书内在特点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自2010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设“古文书研究班”,“中国古文书学”学科开始建立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指出,古文书具有不同于传世典籍文献的种种特点,比如文书材质、格式、表述方式等等。建立古文书学,就是要将文书的这些特点凸显出来,提醒各领域学者重视古文书资料形式上的特点。

  目前,“古文书学”的一个研究重点是解决理论概念问题,即在参考海内外其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学科实际情况的概念和定义。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开题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就曾指出,对于古文书学的研究范畴与基本概念尚需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对于文书与文献的区别也应加以说明。

  “不过,在学科建立的初期,也不能拘泥于比较狭隘的定义。目前大部分学者的共识是:古文书学以古文书为研究对象。这些古文书是以原始状态存在的,并不包括典籍在内。”黄正建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徐世虹长期致力于简牍法律文献研究,特别是对于法律文献的分类有独到的想法。她认为,在新出土的简牍法律文献中,边境遗址与井窖遗址出土的简牍“官文书”性质明显,如居延汉简、里耶秦简。而墓葬出土的简牍则性质比较复杂。在研究出土简牍文献时,对其进行细致的分类和性质判定是一个重要前提。

  通过官文书了解古代政治运作规律

  “官文书”是中国古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文书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由于官文书与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来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据介绍,唐代的《唐律疏议》中就规定有“官文书”、“公文”的概念与范围,“官文书,谓曹司所行公案及符、移、解、牒之类”。“公文”则谓“在官文书”。这种“官文书”、“公文”的概念为后世所沿用,一直影响到今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后滨告诉记者,对于政治史研究而言,官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传世的典志体文献和法令文献对古代政务运行的描述往往无法落实到具体环节。而依靠出土的具有档案性质的政务文书,则可以更好地对古代日常的政务运行机制进行复原。就真实呈现行政运作程序而言,文书价值是难以取代的。比如各级官府之间以及官府内部不同层级、不同成员之间有着怎样的分工协作关系和权力分配格局,具有判案权力的官员与围绕文书运作进行检请、受付的府吏等杂任之间分工的界限如何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文书一窥究竟。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基层或地方在实际政务运行中对国家制度规定的某些程式的坚守;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实际运行中的权力与程序所规定的权力的距离。由此可以了解古代政治运作的规律。在唐代这样坚持律令制的社会尤其如此。”刘后滨说。

  正因为官文书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此届古文书研讨会即以“古代官文书”为研讨对象。

  探究历代古文书的演变规律

  近年来,随着出土与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与公布,官文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成为对既有史料的重要补充,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日益走向深入。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告诉记者,以往的重要研究成果多是断代文书研究,比如汉代官文书、唐代官文书研究等。而档案学界的“历史文书学”虽然尝试进行跨断代的官文书研究,但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以清代档案为主。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以往的各个断代官文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古代官文书整体研究的进步,尚需学者做出更大的努力。

  据了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从跨越时代长、书写材料和格式不一、保存形态各异的中国历代官文书中,找出内在特点与变化规律,以推动中国古代官文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此次会议上,记者发现,会议论题涉及从先秦到明清官文书的类型、特点与演变过程,既有理论探讨,也有个案分析,内容涉及出土简牍与秦汉行政、隋唐官文书与保辜制度、宋代的敕榜与免役文书、元代的帖文与牒文、明清徽州的信牌与保甲册、清水江文书中的官文书以及满文外交文书等问题。黄正建告诉记者,这些问题正是各断代古文书的研究热点,希望能够聚集各断代的古文书研究者,共同探寻官文书演变规律。

  “建立古文书学的目的之一是打通断代,从先秦到明清,建立一个将古文书也只将古文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以此团结各断代的文书研究者。而只有通过跨断代的研究,才能使古文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并提醒各领域学者重视古文书的作用和价值。”黄正建说。

来源:《社科院专刊》2015年11月2日总第317期


2015-11-19 20:18:50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