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早期洞窟的营建

                     王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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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包括今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五个庙等石窟,其中莫高窟就有窟龛492个,壁画4万多平方米,塑像2000多身。敦煌石窟自366年乐僔在莫高窟开窟至1372年元代占领敦煌,历时一千年,按朝代可分为十六国(统治敦煌一带的是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沙州回鹘、西夏、元等11个时期。在石窟研究上,有时分成早期、隋代、唐前期、吐蕃、归义军、回鹘西夏元等六个时期。

早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历史时期。

一、早期三窟与北凉石塔

早期三窟是指268、272、275窟。268窟为禅窟,西壁开浅龛,塑交脚佛,南、北侧各开二禅窟,目前的编号是主室268窟,4个禅室各编一号(南壁西起为267、269窟,北壁东起为270、271窟),实为一个洞窟,因此多数情况下提到268窟即包含这四个禅室。272窟平面方形、穹窿顶,西壁开龛、龛内塑倚坐佛,窟外两侧各开一小龛,内塑一禅僧(南侧龛未编号,北侧龛编为273窟)。275窟平面纵长方形、窟顶平顶,西壁不开龛,壁前塑交脚菩萨。272、275窟的窟形也是独特的,性质相当于殿堂窟。这一期三个洞窟的窟形、画塑题材都不一样,具有初创时期的特点,学者一致认为这一组洞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但具体时代则有较大差别,有的认为是北凉时期,有的认为是北魏时期。在洞窟本身没有具体年代、洞窟以外没有太多可以参照的资料等情况下,上述观点具有很大的推测性。

关于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的记载不多,甘肃博物馆藏敦煌文献001号《法句经》卷下有“升平十二年(368)沙弥净明”、“咸安三年(373)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题记,P.2381《法句经》的书法与甘博001号《法句经》类似,学界认为也是此顷写本。上述写经是当时敦煌佛教徒书写、还是写于外地后来流传到敦煌,尚不清楚。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前秦甘露元年(359)《法句经》,题记:“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聚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敬信三宝,无有退转。”写本及题记的真伪有待考证。最早明确记载写于敦煌的写经是S.797《十诵比丘戒本》,题记:“建初元年岁在乙巳(405)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和上僧法性,戒师宝惠,教师惠颖。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十二人。到夏安居,写到戒讽之趣,成具拙字而已。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笑其字也。故记之。”他这次受戒包括自己在内的僧人已经有16位之众,说明当时敦煌已经有完整的僧团组织与生活。

北凉时期河西地区佛教兴盛,石窟也有开凿,唐代道宣(596—667)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记载:“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凿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凉州石崖即今天梯山石窟,仍存北凉遗迹,河西其他地区也有北凉佛教遗迹。439年,北魏灭北凉,《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因此云冈石窟带有北凉佛教艺术因素。

北凉石塔发现于今酒泉6座、敦煌5座、吐鲁番2座、武威1座,其中有7座有北凉年号,风格统一,说明遍布北凉境内的北凉石塔受到北凉都城影响。早期三窟与北凉石塔既有相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别,阿部贤次1994年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北凉石塔与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年代问题》,指出:“北凉石塔和莫高窟最早的洞窟造像之间,既有风格的一致性,又有风格不同的差别,没有人可以证实或是摒除他们是同时期的作品。”

敦煌早期三窟中存在与云冈类似的因素,有二种可能:一可能是来自云冈的影响;二可能就是北凉佛教艺术,敦煌早期石窟或许有北凉石窟,目前多数学者持后一观点。

二、北魏洞窟

第二期有8个洞窟,以分期序列排列的第二期洞窟是259、254、251、257、263、260窟等6个洞窟。另外,487窟是禅窟,没有画塑,265窟是中心塔柱窟,现存表层壁画为宋代重绘,这二个洞窟可供分期的因素不多,但洞窟形制、少量现存因素与第二期窟一致,也归于第二期。第二期窟最大的特点是除487窟为禅窟外,其余7个洞窟均为中心塔柱窟(259窟正壁为半个中心塔柱,为异形中心塔柱窟)。由于窟形一致、壁画和塑像的内容完整而丰富,这一期洞窟的特点比较明显,如第一期塑像都只塑一身、画出胁侍菩萨,而第二期是塑出主尊并胁侍菩萨,257窟还塑出天王;塑像的主尊除有第一期就出现的交脚佛、交脚菩萨、思惟菩萨外,还有结跏趺坐说法佛、结跏趺坐禅定佛、结跏趺坐苦修像等;壁画题材丰富,新出现白衣佛说法图、成对的尼乾子与鹿头梵志等尊像画,故事情节平列展开的沙弥守戒自杀故事、须摩提女请佛因缘、九色鹿本生故事画等;第一期的飞天呈“U”字形,笨拙僵硬,而第二期的飞天双腿舒展,形像较大。

第二期洞窟无具体年代,这期洞窟中的造像,人物挺直健硕,衣饰贴体,艺术风格沉雄厚重,颇为统一,与北魏前期中原石窟、造像碑、单尊像的艺术风格相一致,学术界一致认为是北魏洞窟。

北魏佛教发达,《魏书•释老志》记载:“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520-524)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洛阳伽蓝记》序云:“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乡,土被朱紫而已哉!”

兴安三年(454)《大慈如来告疏》。敦煌最早的北魏时期的佛教资料可能是敦煌研究院藏D0214号《大慈如来告疏》。《告疏》是1944年7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中寺(土地庙)佛像肚中发现的117件文书中的一件,该写本长34.3、高20.8厘米,共19行,首尾完整。《大慈如来告疏》最后两行为“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传教人愿生生之处长直(值)弥勒”。兴安三年为454年,时距北魏占领敦煌的442年不远。所谓“传教人”是指当时“浮游民间”的僧人,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仰以公文。”《魏书•释老志》记载这次诏书的内容是:“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说明当时僧人“浮游民间”、“巡民教化”的风气很盛,以致需要下诏禁止,可见《告疏》具有强烈的民间信仰色彩。

驸马穆亮(451-502)任敦煌镇都大将。驸马穆亮曾任敦煌镇都大将,致力敦煌管理,使敦煌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魏书•穆亮传》记载:“高祖初,除使持节、秦州刺史。……又迁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政尚宽简,赈恤穷乏,被征还朝,百姓追思之。”高祖即孝文帝,第一个年号即延兴,穆亮担任敦煌镇大将或在五世纪70年代。

东阳王元丕家族流放敦煌。《魏书•元丕传》记载:“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丕亦随驾至平城,每于测问,令丕坐观。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诏,躬非染逆之身,听免死,仍为太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既然是“皆徙敦煌”,估计人数不少,这些发配到敦煌的“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可能建造了一个功德窟,也许就是现今的第254窟,因为该窟一些造像风格与云冈如出同一粉本。

太和三年(479)冯熙写经题记。敦煌文献中有一批北魏写经,其中S.996是驸马都尉冯熙(冯晋国,?—495年)写《杂阿毗昙心经》写经题记,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题记全文是:

《杂阿毗昙心》者,法盛大士之所说。以法相理,玄籍浩博,惧昏流迷于广文,乃略微以现约,瞻四有之卷见,通三界之差别,以识同至味,名曰毗昙。

是以使持节侍中驸马都尉羽真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启府洛州刺史昌黎王冯晋国,仰感恩遇,撰写十《一切经》,经一千四百六十四卷,用答皇施,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德苞九元,明同三曜,振恩阐以熙宁,协淳气而养寿。乃作赞曰:丽丽毗昙,厥名无比,文约义丰,总演天地,盛尊延剖,声类斯视,理无不彰,根无不利,卷云斯苞,见云亦谛,谛修后玩,是聪是备。

大代太和三年岁次己未十月己巳廿八日丙申于洛州所书写成讫。

关于冯熙,《魏书•冯熙传》记载:“熙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一切经》就是一部佛藏,当时一部有1464卷,《魏书》记载冯熙写16部,本件文献则说是10部,当以本件文献为是。冯熙在各地建72处佛寺,或许敦煌也有一所。

太和十一年(487)广阳王刺绣佛像。196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从125-126窟的窟前遗址中发现一件太和十一年广阳王施造的刺绣佛像。主尊为结跏趺坐说法佛,有胁侍菩萨(残,推测左右各2身),佛座下方是发愿文,高约11、宽约16厘米,共14行,行11字,现存半数,其中有“……和十一年四月八日直勤广阳王慧安造”。发愿文两侧为供养人,右侧(佛左手边)第一身为前导比丘,第二身为男供养人,存题记“……王”。左侧存5身供养人,第一身为前导比丘尼,题记“师法智”;第二身戴高冠,着窄袖对襟长衫,题记“广阳王母”;第三、四、五身形像同第一身,题记“妻普贤”、“息女僧赐”、“息女灯明”。经考证,此广阳王为元嘉,慧安之名不见史书,从其他人都是普贤、僧赐、灯明等佛教名字看,可能慧安也是广阳王的佛教名字。元嘉以佞佛著称,法琳《辩正论》卷4记载:“喜愠不形,沈敏好学,仁厚至孝,造次不渝。读《一切经》凡三遍,造爱敬寺以答二皇,为《众经抄》一十五卷。归心委命,志在法城。”元嘉造刺绣佛像、本人以及妻女的名字都是佛家的“法名”,可见《辩正论》所言不虚。《魏书•高祖纪》记载元嘉是太和九年封为广阳王的,这件太和十一年刺绣正是元嘉在仕途腾达之际绣制的,或许数量不少。

三、西魏洞窟

第三期有10个洞窟。即437、435、431、248、249、288、285窟,另外还有塑像不存、表层为宋代壁画的246窟,还包括附属于246窟的247窟、附属于285窟的286窟,此2个小龛均为人字披顶,平面方形,这些附属小龛的作用尚不清楚。437、435、431、248、288、246窟为中心塔柱窟,285窟为禅窟,249窟为殿堂窟。其中285窟有大统四年、五年(537、538)纪年。第三期洞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孝文帝改革,中原文化、南朝文化风行北魏境内,艺术风格大变,人物形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249、285窟可为代表。龙门石窟在这一时期开窟甚多,值得比较研究。但敦煌第三期洞窟的题材的丰富性、风格的多样性是其他石窟、造像碑无法比拟的。

东阳王元荣与285窟。根据《王夫人元华光墓志》,皇室成员元荣在孝昌元年(525)或更早来敦煌担任瓜州刺史,卒年不详,最晚有具体年代的资料是永熙二年(533)写《大方等大集经》(日本五岛美术馆藏),《涅槃经》(S.4415)等。《涅槃经》题记:“大代大魏永熙二年七月十三日,清信士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岭西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敬造《涅槃》、《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仰为比(毗)沙门天王,愿弟子所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如是。”但间接资料还可以将元荣活动年限再往后推一些,《周书·令狐整传》记载:“顷之,魏孝武西迁,河右扰乱,(元)荣仗(令狐)整防扞,州境获宁。”可见到孝武西迁之后,元荣仍为瓜州刺史,由此可推元荣之死不早于孝武西迁之年(534)。

285窟保存多方发愿文和供养人题记,最有名的是东起第一铺说法图下方的发愿文:“夫从缘至果,非积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上为有识之类,敬造无量寿佛一区并二菩萨。因斯微福,愿佛法兴隆,魔事微灭。后愿含灵抱识,离舍三途八难,现在老苦,往生妙乐,齐登正觉。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由于大统年间可能元荣还活着,许多学者认为285窟可能是元荣开凿的。

四、北周洞窟

第四期洞窟有15个洞窟。即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窟。第四期洞窟数量多,多数洞窟是殿堂窟,中心塔柱窟剧减,只有432、442、428、290窟等4个。塑像组合中开始出现弟子像,即由第二期、第三期的一佛二菩萨塑像组合(龛内只有佛像,菩萨像在龛外两侧)发展成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的塑像组合(弟子像在龛内主尊两侧,菩萨像在龛外两侧)。佛像的服饰从西魏时期的褒衣博带转变为较为简略、写实风格。天宫伎乐在第一期的272窟就出现,而后在第二期、第三期普遍流行,基本都是在栏墙上方独立的天宫中站立演奏乐器等,第四期则变化较大,没有天宫,伎乐侧身在宫墙上方飞翔。

大成元年(579)翟迁建窟。北周25年间,闵帝(557年)、明帝(557-560年)、宣帝(579年)、静帝(579-581年)都信仰佛教,周武帝在位18年(561-579),早年也信佛,晚年则一度废佛。周武帝灭法(574—579年),影响到敦煌,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载:“瓜州城东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废教已后,隋虽兴法,更不置寺,今为寺庄,塔有舍覆,东西廊庑,周回墙匝,时现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斋,集会兴福,官私上下乞愿有应云云。”但从现存北周石窟看,毁坏不深,这与泥塑、粉墙无法象金铜佛像那样可以冶炼再利用有关。579年复法当年,翟迁就在莫高窟镌岩建窟,五代翟奉达在其家庙窟“翟家窟”(今220窟)甬道南壁小龛西侧题记:“大成元年己亥岁囗囗迁于三危囗囗镌龛囗囗囗圣容立囗(像)。唐任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囗囗子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复于两大像中囗造龛窟一所,庄严素质,图写尊容,至龙朔二年壬戌岁卒,即此窟是也。……九代曾孙节囗囗囗(度押衙)守随军参谋兼侍御史翟奉达检家谱……。”大成元年翟迁所造窟的位置,目前不详。

建平公于义与428窟。建平公于义(534-583),《隋书》卷39有传,云其在“明、武世历西兖、瓜、邵三州刺史”,由于556-564年间瓜州刺史是韦瑱、段永、李贤,而于义在577年后任西兖州刺史,故于义任瓜州刺史的时间大约在565—576年间。428窟主室东西进深13.6、南北宽10.7米,是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最大的一个洞窟。《圣历碑》记载刺史建平公修建一大窟,此建平公就是北周瓜州刺史于义。428窟东壁门南供养人像中,上排北起第二身比丘像的题记是“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而庆仙之名又见于S.2935天和四年(569)《大比丘尼羯摩经》写经题记:“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六月八日写竟,永晖寺尼智宝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晋昌郡即毗邻今日敦煌市的瓜州县,所以可以推测428窟建造于天和四年前后,正是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期间。在这座北朝最大的洞窟中,绘有1000多身供养人像,学界一般认为这就是《莫高窟记》所记载的“建平公窟”。

290窟与瓜州刺史李贤。李贤(504-569),562—564年任瓜州刺史,《周书》卷25有传,云“保定二年(562),诏复贤官爵,仍授瓜州刺史。”“(保定)四年,王师东讨,朝议以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贤使持节河州总管三州七防诸军事河州刺史。”1983年在宁夏固原发现他的墓葬,根据墓志,他卒于569年,终年66岁(史书误作68岁)。妻吴辉(510—547年)早卒,李贤死后合茔而葬。李贤之所以葬于固原,乃其祖父李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固原),因家焉。”李贤有子李询、李崇等。其中李崇子李敏,敏女李静训(600-608)早卒,墓葬于1957年在西安附近发掘,出土大量文物,是隋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周书•李贤传》还记载:“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赐与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贤第,诏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贤,斯土良家,勋德兼著,受委居朕,辅导积年。念其规弼,功劳甚茂。食彼桑椹,尚怀好音,矧兹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抚居此,不殊代邑,举目依然,益增旧想。虽无属籍,朕处之若亲。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豫宴赐。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各赐衣一袭。”

290窟的窟主可能是刺史李贤,证据有:一、胡人驯马图。290窟窟中心塔柱西向龛下方的画胡人驯马图,马夫为高鼻深目的胡人,头戴白毡帽,身穿小袖褶,脚登长靿靴,一手拉缰绳,一手举鞭,两眼圆睁,正在驯马。枣红马则抬起一只前腿,后腿弯曲,屁股后坐,低头,作准备挨打但又不服状。这匹骏马背上有一副空鞍,或即周武帝所赐“金装鞍勒”的中厩马。二、供养人题名。李贤妻子姓吴,北壁西起第15身女供养人题:“……吴氏爱亲……”、西起第19身供养人题:“孙女李氏……”等,前者当吴辉的亲属,后者是李贤的孙女。此窟现存的供养人有248身,在北朝洞窟中仅次于建平公于义所建428窟,这是因为李贤的身份显贵而有许多官吏、僧尼前来随喜供养。

442窟鸣沙县丞张缌题记。442窟北壁残存供养人像一列,自东向西第6身题名:“弟……主簿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参考当时供养人题名,这条题名的全文大约是:“弟子敦煌郡主簿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隋书·百官志》记载前代北周时,郡置太守、主簿,县置令、丞。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敦煌县:“周武帝改为鸣沙县,以界有鸣沙山。”隋初废鸣沙县名,但《太平寰宇记》云保定三年(563)改名鸣沙县,无论如何,此榜题可判定442窟为北周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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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文物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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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兰:《莫高窟中心塔柱窟的分期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1987年硕士论文),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转自:http://www.dha.ac.cn/0538/index.htm


2013-03-28 21:54:15
    
责任编辑:陈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主办